隐逸文化生成魏晋风尚对这一时期乃至稍后的南北朝的文化影响很深这一特殊环境。“隐逸文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这一批名士遁迹山林，当起隐士，这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尽管儒家创始人孔子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孟子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文人得意时仕，失意时隐，自古而然。但六朝隐士之多，恐为历代之冠。“隐逸文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出现了对隐居生活由衷赞美和吟咏的“隐逸诗”。有的诗的标题就用了“招隐”二字。比如西晋张载的《招隐诗》有这样的句子：“来去捐时俗，超然辞世伪，得意在丘中，安事愚与智。”因写《三都赋》而洛阳为之纸贵的左思，也写了两首《招隐诗》，其中有句曰：“惠连非吾屈，首阳非吾仁，相与观所向，逍遥撰良辰。”诗中提到的惠连是指柳下惠、鲁少连，曾屈已受禄；首阳的典故则是指不食周禄、宁愿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意思是说，无论是惠连的曲意求仕，还是夷齐的舍身全节，都与我无涉，我只知倘佯逍遥，怡然自得。
典型代表魏晋清谈风气之盛、之烈，后人很难想象。清谈又称“微言”、“清言”、“清议”、“清辩”等。这种清谈经常通宵进行，所谓“微言达旦”；有人耽溺清辩，到了忘食的地步，所谓“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更有甚者，有的名士为了在清谈中应对制胜，竟至彻夜苦思而累病甚至累死的。晋人卫体弱而好清谈，一次在和谢鲲的通宵辩论中发病而亡，大概是死于心脏病发作。这种清谈并不是漫无目标，而是围绕着当时的文人比较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比如“才性之辩”，就是当时一个热点问题。又比如，由于道家思想流行，对老庄之学感兴趣的人渐增，此外，同样被视为阐发玄学精微的“易”学，也受到人们的重视，于是探讨“老、庄、易”（并称“三玄”），也成了清谈的重要内容。不少名士，精通“三玄”，不仅在清谈中才思敏捷，侃侃而谈，而且著述有成，成了一代玄学家，如曹魏时的何晏、王弼、稽康、阮籍，魏晋之际的向秀，西晋时期的郭象、裴等。
“隐逸诗”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有“千古隐逸诗人”之称，他虽没有以“招隐”为题的诗篇，但他的诗却达到了“隐逸诗”的巅峰。最有名的当然要数那篇题为《饮酒》第五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样的“隐逸诗”，真是到了超凡脱俗的地步。和“隐逸诗”同时，流行起来的还有山水诗，这也是“隐逸文化”的一个表现。
山水诗和“隐逸诗”可说是孪生姐妹。要隐逸，就必然会得意于丘中，倘佯于林泉，这必然会拥抱山川、赞美山川，吟哦之间，形成寄情于景、借景抒情的山水诗。和前朝山水不同的是，六朝的山水诗，更多一分超然物外的意境和逍遥自适的心情，诗风则更加轻灵飘逸，文笔则更加婉约隽永。有人认为，六朝诗风过于浮靡，这如果是指部分诗作，特别是后期的某些所有的诗都归结为浮靡，是失之偏颇的。有人喜欢把六朝的诗同汉赋相比，认为后者气势雄浑，而前者则纤巧有余，凝重不足。这是一个审美取向的问题。犹之听惯了黄钟大吕声响的人，往往会不喜欢丝竹轻音。其实，汉赋也好，六朝诗作也好；黄钟大吕也好，丝竹轻音也好，凡是优秀的，都有其美学价值，而不能用一根尺子来衡量。拿六朝的山水诗来说，就不乏佳作。像左思的诗句“未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谢灵运的诗句“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和“望山白云里，望水平原外”；谢的诗句“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等等，其意境之美，可和盛唐的山水诗相媲美。钟嵘的《诗品》，对谢诗的评价是：“一章之中，自有玉石”；“奇章秀句，往往警遒”。清代的王夫之在讲到谢的诗时说“‘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隐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从此写景，乃为活景，故人胸中无丘壑，眼底无性情，虽读尽天下书，不能道一句。”说得很中肯。当然，六朝的诗作包括山水诗，也有平庸的，也有一味堆砌辞藻而流于浮靡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批评的“鬻声钓世”、“淫丽烦滥”，就是指的这种文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