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文化圈并不算很大，除了汉族为主体的中国和新加坡外，罩入这个圈子的国家只有东邻日韩和越南。历史和现实都可证明，就在这同一圈子的不同国家和民族，对待儒学的态度是有差异的，要是从文化的动态发展来观察，这个差异就更大。
先说日本。日本在隋唐以前就开始吸纳中国的文化，到了唐代，他们把向中国学习推到了最高潮。据史书记载，六三0年至八九四年，日本的遣唐使团出使中国凡十三次之多，每次都带上百至数百留学生滞留中国学习。他们没有把经学当成吸纳的重点，侧重的倒是典章制度、文字、文学、音乐、绘画以及天文、历法、数学、医药、农业、器物制造等实用的知识。儒学、佛学、阴阳学确实就在这一时期被他们迎接进去，但谁也没有上升到国教的地位。进入近代以后，他们把目光转向西方，对待西方文化敢于全面地“拿来”。与中国相比，他没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框，也没有“全盘西化”的恐惧，结果在明治维新后的短短三十年里便进入了列强的行列。在这种形势下，儒学更不可能成为他们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它只能作为传统文化的积淀保留在新文化中。
再说韩国。韩国与日本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他是近邻，好多东西是中国“送给”的。从汉武帝开始，所有力量强大的皇帝都想把他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特别是隋唐时期，频仍的战争倒让他们对中国的文化持有拒斥的态度。但作为强大的帝国，要宣王化于夷方，你不要不行，于是便用武力给他“送去”。 660年，百济灭亡，668年高句丽灭亡，没有灭亡的新罗只能臣服于中国。可想而知，在此以后对其实行的“文教”必竞与先前只有少数人阅读经书有很大不同，这种“文教”可能更深入更普遍。从前期高丽到后期的李姓王朝，都是中国的附属国，他们是中国之外贯彻孔孟儒学最认真最典范的国家。直到沦为日本殖民地之后，这种情形才开始改变。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韩国的文化教育只能在日本的指导下进行，大学开设哲学课儒学一点不挂边，所讲的内容主要的是西方的。上个世纪中叶，韩国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开始的时候文化也没有大的变化，只是在近三十年里发生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撞击。现在我们从电视剧中看到的重血统、讲人情、有礼道、爱面子可以认为与儒学的文化根子有关，但这些文化特征只是在习俗和道德层面上与外来文化发生抵触，并不存在与先进制度的对抗。
新加坡、香港、台湾三地区，是以汉族人为主多民族混杂的社会，儒学文化在那里表现得还很浓重，但是他们必竞都有殖民地的历史，殖民文化不可能不对那里的人们产生一定的影响。再则他们没有经受大陆那么多政治运动风暴和普遍而持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确定的科学民主的文化路线依然主导着文化生活，所以那里的尊孔不带有明显的政治因素。
最重视儒学的还是大陆。古代的情况就不用去说了，看看历代皇帝给孔子上的名号就知道儒学被抬到怎样的地位。有一例外还是要提出来，那就是元朝皇帝真没把孔孟儒学当回事。
现代的情况要比古代复杂得多。辛亥革命失败，使当时的文化精英得到一个共识，就是不革新文化中国就要灭亡，随即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伟大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这场伟大的运动中，孔孟儒学遭到了最有力最深刻的批判，基本上失去了统治意识形态的权威。但因为它主导中国文化两千多年，而且其中不乏民族文化的精华，想要全部肃清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建国以后一段时间，孔孟儒学只是在名义上被打倒了，而实际仍然作用于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新中国建立，毛泽东就宣布“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完全取代了儒学的国教地位。可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讲无产阶级专政，与儒学有一致的地方，然而在建国后不久就中断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传统。文化大革命和七四年的批孔运动，都属于政治运动，没有多少文化革新的意义。以“四五”为标志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继承了“五四”思想传统，对文化专制主义、教条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强烈地表现了发展科学和民主的时代要求。儒学在这次运动中虽然没有被当作最主要的批判对象，但反专制的文化情绪不能不使它随同马克思主义一起淡化下去。
自九十年代末以来，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也看到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民族精神日益衰落，社会的道德状况越发败坏。面对这些社会问题，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形成了两条截然对立的思想路线：一条是把孔丘重新抬到教主的位置，通过弘扬民族文化来充实国民的精神，进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另一种是坚决地批判以儒学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全力地创造新文化（包括对域外文化的引进），由民主政治的改革来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前面所提到的谈论儒学文化圈的人大概就是赞同第一条路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