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奴制度介绍西藏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处于与欧洲中世纪相类似的政教合一、僧侣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达赖喇嘛既是宗教神权的首领，同时又是西藏地方政府的首领。执政方式是宗教执政。也就是喇嘛执政。西藏地方政府部门是由地位显赫的僧侣和贵族组成。占西藏人口95%的农奴和
奴隶分为差巴、堆穷和朗生三个阶层。差巴和堆穷属于农奴，不拥有人身自由，更是不能随便的离开领主。朗生是奴隶，完全无偿地给农奴主干活，是农奴主的私人财产。他们终身依附于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他们没有人身自由，农奴主可以随意打骂、处罚、出卖、赠送，乃至监禁、处死农奴和奴。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占西藏人口不到5%的农奴主们，却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及牲畜。
同时西藏地方法典将人分为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比如某些规则规定：上等上级的人如王子、大活佛等，他们的命价是与尸体等重的黄金，而下等下级的人如妇女、屠夫、匠人等，他们的命价却是草绳一根。
在漫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里，西藏广大农、牧奴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动辄遭到迫害。农奴中流传著这样的话：“能带走的只是自己的身影，能留下的只有自己的脚印。”可以说，旧西藏是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面对封建农奴制度的残酷统治，西藏劳动人民从未停止过反抗斗争。他们采用请愿、逃亡、抗租抗差，直至武装斗争等形式争取自己的人身权利。但是，他们的要求遭到三大领主的残酷镇压。旧西藏法律规定：“民反者均犯重法”，不但本人处死，而且家产没收，妻子为奴。五世达赖曾经发过一道谕令：“拉日孜巴的百姓听我的命令……如果你们再企图找自由，找舒服，我已授权拉日孜巴对你们施行砍手、砍脚、挖眼、打、杀”。这道谕令多次被后来的当权者重申。
历史背景1959年3月10日，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反动上层集团为保住政教合一的农奴制永远不改变，悍然发动了旨在分裂祖国的全面武装叛乱。1959年3月28日，中央政府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领导西藏各族人民一边平叛一边进行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翻身获得了解放。
纪念日由来1959年3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领导西藏各族人民一边平叛一边进行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翻身获得了解
放。而作为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最后的统治阶级代表人物——十四世达赖喇嘛，为了维护这一政教体制和统治权力，在1959年踏上了背叛祖国、背叛西藏人民的政治流亡道路。近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他在国际社会中极力诋毁中国西藏经济社会翻天覆地的发展，恶毒攻击西藏人权事业的巨大成就，反而把1959年以前的西藏描绘成了祥和、自由和幸福的神圣天地。奇怪的是这种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悲情”诉说，却影响了不少西方世界的政要、媒体和民众。这些绝大多数都没有身临其境于今天西藏的西方人，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固执还是出于对达赖话语的盲目崇信，往往对中国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现实熟视无睹，似乎总是期盼著看到一个“原生态”的西藏，一个所谓“时间停滞的香格里拉”，因为那里肯定有“卢梭所说的高尚的野蛮人”（【英】詹姆斯·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
西方关于过去西藏的描述我们不能怀疑他们对西藏的兴趣至今仍停留在寻觅“高尚的野蛮人”的殖民主义时代，但是可以肯定，西方入侵者、传教士、探险者、学者等对1959年以前的所谓“原生态”西藏进行的大量描述和评价，在他们的后代中出现了历史失忆。因此，就此做些提示，或许能够使一些“高尚的现代人”能够对政教合一体制下的西藏农奴制度及其社会生活场景做出正确的认识。
“像发生在这块与众不同的土地上的其他事物一样，惩罚也是十分严酷的。切断手足，包括挖眼都是惩罚各种罪犯所采用的方式。……虽然很少执行死刑（佛教禁止杀生），但是把犯人推下山崖或把犯人缝进口袋扔进河里则是屡见不鲜的。另一种惩罚只能由达赖喇嘛来执行，那就是宣布一个人的灵魂不能再生。这就意味著他只能在地狱的边缘徘徊。宣布的同时，也宣判死刑”（【英】彼得·霍普柯克：《闯入世界屋脊的人》）；
“西藏最常见的惩罚是鞭打，但这是够厉害的，常常置人于死地”（【英】埃德蒙·坎德勒：《拉萨真面目》）。
“今天早上我从屋顶鸟瞰帕里城，它就像一个在城堡下的养兔场。……出于保暖的目的，大部分的房间都在地下。黑的像肮脏的搬运煤炭的西藏人在这些地下住所里与牦牛或骡子缩挤在一起。同样肮脏的藏族妇女到处走动著，她们的脸涂抹得很脏，布满了疙瘩。……在城堡里，人们在清晨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极其肮脏的女人爬上台阶。她们背著已经结了冰的木桶及成袋的牦牛粪。这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美】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
拉萨“这座城市脏得无法形容，没有下水道，路面也没有铺砌石块。没有一栋房子看上去清洁乾净或经常有人打扫。下雨之后，街道就成了一洼洼的死水塘，猪狗则跑到这些地方来寻找废物渣滓”。“藏人如牛似马地劳累，而赢来的却是为数甚微的生活必需品，而在其他地方大自然却慷慨大方地将这些东西赐予人们”（【英】埃德蒙·坎德勒：《拉萨真面目》）。
“毫无疑问，喇嘛采用了精神恐怖手法维持他们的影响并使政权继续控制在他们的手中。……在这样的年代里，他们那些愚昧无知的农奴将逐渐接触到生活的真实面貌，将会开始怀疑若干世纪以来存在于他们与其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公正。但是目前，人民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年代，不仅仅是在他们的政体、宗教方面，在他们的严厉惩罚、巫术、灵童转世以及经受烈火与沸油的折磨方面是如此，而且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不例外。我敢说，在世界历史上顽固和黑暗如此突然地暴露在科学的面前是没有先例的”（【英】埃德蒙·坎德勒：《拉萨真面目》）。记述和评价这些对西藏地区刑罚、社会生活和宗教信仰的记述和评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殖民主义时代的“西方优越论”的视角，但是也的确从诸多角度反映了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年西藏的事实。
一些严肃的现代西方藏学家也冷静客观地提醒世人，对1959年以前的西藏“无论想像力有多么丰富，西藏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决不是‘令人羡慕的’”（【加拿大】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学者指出这位学者指出，虽然有人声称1959年以前一般西藏人的生活中有喝不完的奶茶、大量的肉食和各种蔬菜，但是1940年对藏东地区的一项调查却表明：38％的家庭从来没有茶喝，51％的家庭吃不起酥油，75％的家庭有时不得不吃和牛骨头一起煮的、与燕麦面或豆面搀合在一起的野草。而这些对于生活在雪域高原的藏族人民则是生存的必需品。这位学者认为，“人类平等是佛教教义中的一个要素。但是不幸的是这未能阻止西藏人建立自己的等级制度”。因此，“没有证据证明西藏是一个乌托邦理想的世外桃源”。理解今天，流亡在外的达赖虽然不断宣扬自己所理解的平等、自由、民主、和平等理念，但是却从来没有听到他对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及其带给西藏人民深重苦难的任何谴责。其原因恰恰在于他的地位和权势只有建立在那样的制度基础上才能得以维持和维护。对此，西方学者早已一针见血地指出：旧西藏的“庄园是世袭领地，正如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庄园一样，这是主要的财源。庄园是由可耕地和义务耕种土地的一种‘被束缚’的劳动力农奴构成的”。而“农奴是庄园制度和政教合一制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正是这样一种有效的经济剥削制度为西藏政教统治集团的长期存在和发展提供了保障”（【美】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深刻认识因此，世人从这一判断中就不难深刻认识到为什么“藏独”势力对西藏的发展、对拉萨的繁荣充满刻骨仇恨，必欲通过打砸抢烧的暴力进行大肆破坏。其原因就在于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西藏变迁，今天西藏的现代化发展已经彻底摧毁了达赖试图恢复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及其存在的基础。
纪念日的确定
官方资料显示，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以十四世达赖为首的西藏反动上层集团为保住政教合一的农奴制永远不改变，悍然发动了旨在分裂中国的全面武装叛乱。当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央政府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领导西藏各族人民一边平叛一边进行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翻身获得了解放。
据《西藏日报》报道，西藏僜人人大代表张梅日前表示，设立纪念日非常必要，“特别是发生拉萨‘三·一四事件’以后，设立农奴解放日更显得十分迫切”。
西藏立法机构１９日表决通过了一项议案，决定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以纪念５０年前在西藏进行的民主改革。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列确宣布，出席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的３８２名代表一致表决同意，将每年的３月２８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表决前，列确分别用藏语和汉语宣读了《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决定（草案）》。
相关新闻2010年3月28日上午10点，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用藏汉双语宣布了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庆祝大会现在开始！” 位于拉萨市中心的雄伟的布达拉宫门前的广场上，来自西藏各族各界的13280名群众穿着传统的节日盛装，代表西藏280多万人民前来参加首个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庆祝大会。
在首个“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来临之际，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吴
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近日分别前往北京民族文化宫，参观了“西藏民主改革50年大型展览”。[1]
专家评论民主改革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50年来，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行使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的各项权利，昔日的农奴成为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主人。独立的弊端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列确说，长期以来，以达赖为首的分裂主
义集团时刻梦想在西藏恢复反动、黑暗、野蛮、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不断组织策划分裂破坏活动，千方百计阻挠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发展进步。坚定信念西藏各族人民从封建农奴制的残酷压迫和我们党处处为人民谋利益的鲜明对比中，特别是经历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后，更加认清了达赖集团的反动本质，坚定了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列确认为，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对于西藏广大干部群众饮水思源，进一步增强爱党、爱祖国、爱新西藏的感情，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同时对于进一步揭露达赖集团的反动本质，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期待此外，设立纪念日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牢牢占领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也具有重要意义。“代表们在审议中纷纷表示，民主改革是百万农奴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伟大抉择，是先进社会主义制度战胜腐朽、没落社会制度的历史必然。”嘎玛说，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满足广大群众的强烈愿望，顺应人民呼声和要求，作出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决定十分必要，完全符合西藏实际。意义确认为，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对于西藏广大干部群众饮水思源，进一步增强爱党、爱祖国、爱新西藏的感情，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同时对于进一步揭露达赖集团的反动本质，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此外，设立纪念日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牢牢占领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也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