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徒社简介剑桥“使徒社”（the Society of Apostles）是１８２０年代由Ｆ．Ｄ． 莫里斯、丁尼生和哈勒姆开创的秘密社团，其成员人数不多，新成员要经过非常严格的拣选，一般是剑桥学子中最为出类拔萃的才智之士。一旦选入，“使徒”身份终身保留。每周六晚“使徒社”成员聚在一起，一位成员宣读完自己的论文后，大家发表意见，进行讨论。对友情和智识的共同珍视，将“使徒社”成员紧紧维系在一起。他们“鼓吹那种雅典式的言说和思想的自由，知识交流与激荡的自由”（昆汀·贝尔），使徒社的精神是“一群亲密的朋友全心全意、毫无保留地追求真理的精神，朋友之间完全坦诚，……彼此尊重，……绝对的开诚布公是使徒社传统规定的唯一义务”（西奇威克）。
19世纪，剑桥大学共建立了5所学院，其中最早的是1800年由约翰·唐宁创建的唐宁学院。唐宁的祖父曾在克伦威尔政府任职，后来变成保皇党，属于政治骑墙派，名声很不好。由于唐宁本人的婚姻很不幸，于是他在遗嘱中决定将产业留给4个侄子。遗嘱中表明，如果他们没有子嗣，则可把遗产用来创建一所以他名字命名的学院。1764年他最后一个侄子去世，没有可继承产业的人了，建学院的计划得以实施。可唐宁的遗孀则为控制产业而与学院打了30年官司。有趣的是，后来这所在纠纷中成立的学院，其法律专业特别发达。 随着学院的增多，剑桥大学学院间的交往日益频繁，跨学院活动的智力水平也越来越高。
1815年2月13日剑桥大学最大的学生社团——剑桥联合社成立。这个社团是圣三一学院、圣约翰学院和冈维尔与凯恩斯学院3个争论比较激烈的团体的联合体，经常组织院际的公开辩论，时有社会知名人士被邀参加。辩论通常被一定的规则和传统的惯例加以规范和引导。其辩论的方式也不同于美国的辩论，他们鼓励自然的辩驳，不仅来自于辩论者，而且也来自听众。这种英国风格的辩论除了提供实事求是的论据以外，也要充分运用智慧和幽默，因此一些智力的游戏和娱乐必须事先准备好，辩论结束时，听众可以为他们心目中的胜者投票。 1820年，圣约翰学院成立了剑桥大学的另一个有影响的学术社团——使徒社。这个团体的另外两个名称叫“读书社”和“精选论文俱乐部”，是剑桥学生的学术组织。使徒社有自己严格的社规、选拔标准和仪式，会员既有在校本科生，也有已经毕业的前剑桥学生。它的宗旨是：“与一群志同道合、亲密无间的朋友一起，全心全意、毫无保留地追求真理。” 这个团体每周六晚有一次正式的聚会，实际上是一个小小的“皇家学会”。“使徒社”的名称来源于圣经故事，由于耶稣只有12个门徒，所以整个剑桥大学每届只能有12个学生属于这个团体。他们肯定是剑桥最出类拔萃的学生。
剑桥大学联合社因极具争论性而声名远扬，直到今天它的辩论活动仍深受学生的欢迎。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共有9位美国总统和几乎每一任的英国首相光临联合社作演讲，而且演讲者涵盖了教士、政府官员、司法部人士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等。使徒社的成员毕业后大多活跃在知识界，并组成了“布卢姆斯伯里集团”（The Bloomsbury Group），代表着当时英国思想界的进步力量。
历届著名社员艾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
英国19世纪的著名诗人，在世时就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他深受维多利亚女王的赏识，于1850年获得了桂冠诗人的称号，后来又在1884年被封为男爵。
丁尼生是剑桥联合社最怪异的神童。相传他8岁时已开始作无韵诗，由于不堪校长的体罚式教学方式，便休学在家，由他的父亲进行指导。可他博闻强记，熟读文学经典名著，并开始写作，19岁时进入三一学院学习。丁尼生性情孤僻，清高脱俗，但联合社自由自在的氛围让他感动和疯狂，于是很快他就成了联合社的成员，并因出口成章，文笔华丽而成为联合社的风流人物，1829年他因诗作得到过校长奖。
丁尼生在剑桥只念了3年后便自动退学了。1832年，他的同学亚瑟·哈莱姆因溺水而死，他悲痛万分，遂写下著名的组诗《悼念》，此诗长达3000行，由131首组成，费时17年。诗人在《悼念》中表达了真切的伤感和悲痛，同时反映了对生活本质和人类命运的思索和忧虑，成为时代的心声，被视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优秀哀歌之一。
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 1831--1879)
19世纪伟大的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1831年11月13日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自幼聪颖，父亲是个知识渊博的律师，使麦克斯韦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0岁时进入爱丁堡中学学习14岁就在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二次曲线作图问题的论文，已显露出出众的才华。1847年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数学和物理。1850年转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数学系学习。
19岁的麦克斯韦初到剑桥大学，一切都觉得新鲜，他几乎每天都和父亲通信，报告自己的见闻、感想和学习收获。第二年，他由于考试成绩优异，获得了奖学金。当时，大学生大多数都是自费，获得奖学金的总是最勤奋的学生。按照规定，获得奖学金的学生都在一起吃饭，因此，麦克斯韦结识了一群有为的年轻人，他逐渐克服了少年时代的孤僻，活跃起来。不久，他被吸收加入了一个叫做“使徒社”的学术团体。这个团体又叫做“精选论文俱乐部”，专门评选学生中最优秀的论文。有意思是，“使徒社”的名称是根据《圣经》取的。因为耶稣只有12个门徒，“使徒社”也只能由12个成员组成，所以整个剑桥大学每届只能有12个学生属于这个团体。这个团体实际上是一个小小的“皇家学会”，必须是最出类拔萃的学生才有资格参加。
这个时期，麦克斯韦专攻数学，读了大量的专著。他的学习方法，不像法拉第那样循序渐进，井井有条。他读书不大讲究系统性，有时为了钻研一个问题，他可以接连几周其他什么都不管；而另一个时候，他又可能碰到什么就读什么，漫无边际，像一个性急的猎手，在数学领域里纵马驰骋。
课后，“使徒社”的成员们常在一起讨论各种问题。他们很欣赏麦克斯韦即兴创作的诗，但是要和他对话却很困难，因为麦克斯韦说起话来，和他读书一样，常常是天马行空，前言不搭后语，一个题目还没有讲完，他跳到另一个题目上去了。他的思路过于敏捷，让人难以捉摸。再加上他还保持着小时候的习惯，喜欢突然提一此奇怪的问题，比如“死甲虫为什么不导电呢？”“活猫和活狗摩擦可以生电吗？”就更使人反应不过来了。有一次，一位朋友同他到郊外散步。整个傍晚，大约都在讨论对某道难题的解法，麦克斯韦不停地说着，对方生怕不能领会，听得很仔细，但是最后还是一句都没有听懂。麦克斯韦这种机枪式讲授法，给他后来当教授带来不少困难。他一生都不被人理解。中学时候他的服装不被同学理解；大学时候他的语言不被人理解；到后来，他的学说也是很长时间不被人理解。尽管“话不投机”，社友们还是把他看做他们中间独一无二的人。麦克斯韦惊人的想象、闪电般的思维能力、讥诮的诗句，把他们征服了。
伯特兰·罗素Russell, Bertrand Arthur William
英国哲学家、数学家、社会学家，也是上世纪西方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1872年5月，罗素生于英国曼摩兹郡的特雷克一个英国自由党贵族的家庭。
1890年10月，罗素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便从清教徒式的家庭束缚中解脱出来，进人思想活跃的教育园地，他感到极为快乐。然而老师对他的影响不大，与同学们的自由交往，使他受益不浅。这个学院在1820年开始有一个不公开的小团体（它的成员称这个小团体为“协会”；而外人则把他们叫做“使徒”）专门吸收才智出众的学生。罗索人学第二年就被吸收进去。在这里，他结识了不少后来闻名于世的同学，如数学家兼哲学家怀特海、哲学家莫尔和麦克塔格特、经济学家凯恩斯等。他们每星期六晚上聚会，常常讨论到午夜，第二天又去乡间漫游、交谈。很快，罗素就成为他们中间颇受欢迎的成员。他不满意老师的讲课，认为当时的数学只重视技巧，不重视基础理论的证明。在第三学年时，他虽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学位考试，却发誓再也不念这种数学了，他几乎卖掉他所有的数学书籍，后来改学哲学。
罗素对哲学素有兴趣，但在这以前，他只读过英国哲学家的书。当时恰逢英国掀起新黑格尔主义浪潮，特别是布拉雷德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著作《表象与实在》，他在同学麦克塔格特的帮助下，成了一名黑格尔与布拉雷德派的忠实信徒，他立志像黑格尔那样，建立一套哲学体系，献身于哲学事业。
E·M·福斯特（1879-1970）
英国二十世纪小说大师，著名散文家、评论家。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被誉为与D·H·劳伦斯齐名的20世纪的伟大小说家。
福斯特于1897年进入的剑桥。他在剑桥有一个最亲密的朋友名叫梅瑞狄斯（H.O. Meredith），是个禀赋极高、长于思辨、恃才傲物的青年。通过梅瑞狄斯，福斯特被选入剑桥"使徒社"。始建于1820年的使徒社有自己严格的社规、选拔标准和仪式。会员既有在校本科生，也有已经毕业，成了"天使"的前剑桥学生。每周六晚有一次正式的聚会，会上一"弟兄"宣读论文。19世纪使徒社便有过一些如丁尼生(Alfred Tennyson)。麦克斯威尔（Clerk Maxwell）这样的声名显赫的大人物，而世纪之交的使徒社更是星光灿烂。摩尔、罗素、凯恩斯、伍尔夫（Leonard Woolf）, 斯特奇（Lytton Strachey）和特维廉（G.M Trevelyan）都是聚会上常见的身影。福斯特热爱使徒社，迷恋其内部友爱的氛围和其成员的毫不妥协的知识分子气质，虽然他自认为不擅长抽象思维，也常常认为聚会上的哲学讨论索然无味。后来在斯特奇和凯恩斯的影响下，聚会的讨论倾向更贴近平常人日常生活的话题，福斯特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使徒社的经历对福斯特的人生影响深远。他从此与英国一流的智识圈建立了直接而长久的联系，并成为其中的一员。在其中，他寻求到了契合的友情，获得了普遍的信任和认可，得到了完满的自我实现。
使徒和间谍：“剑桥秘密网络”“如果我必须在出卖我的祖国和出卖我的朋友之间做出选择，我希望，我敢于出卖我的祖国。”
E·M·福斯特,1951年
1820年，圣约翰学院的一位大学生同他的朋友们一道成立了一个辩论俱乐部，剑桥座谈会。由于它当初只有12名成员，后人一直称它使徒俱乐部。创始人乔治·汤姆林森生前系直布罗陀英国圣公会主教。最有名的俱乐部成员是基姆·菲尔比，克格勃间谍，曾被授予最高勋章，1988年在莫斯科去世。
使徒俱乐部每星期聚会一次，先是在圣约翰学院，后来转到三一学院，诗人艾尔弗雷德·坦尼森是俱乐部的早期成员之一。他们讨论他们感兴趣的一切，规定仅有一条：相互之间绝对坦率，对外完全保密。他们是理性主义者、不可知论者，怀疑一切。他们对教会和国家、科学和道德上的一切正统理论提出置疑。这许多的不同见解在剑桥也是要冒风险的。因此使徒们以英国方式维护着他们的颠覆思想，俱乐部内绝对机密。他们比谁都灵敏地掌握着这一技能，激进地同现有的思想决裂，又不放弃自己的上层社会及其舒适生活。
这一秘密组织之所以举世闻名，同俱乐部成员中的知名人士和爱写回忆录有关。莱昂纳德·伍尔夫、利顿·斯特雷奇、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鲁珀特·布鲁克、伯特兰·罗素、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小说家E·M·福斯特、历史学家G·M·特里维廉，他们全都是使徒。20世纪初，场面蔚为壮观。大多数使徒来自三一学院，剑桥最富裕、最高贵的学院，很多人也和布卢姆斯伯里的朋友圈子有往来。时任俱乐部主席的哲学家G·E·穆尔是这样概括使徒们的理想的：“爱情、创造、享受美学体验和努力认识。”穆尔的《伦理原则》（《Principia Ethica》,1903年），一种善的相对论，影响了整整一代大学生。
“在我的剑桥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被选为使徒。”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侄儿朱利安·贝尔1930年写道：“我真正感觉到我是坐在剑桥理性主义的塔尖上。”他们相互之间以兄弟相称。和使徒们有关的一切他们称之为现实，世上其余的东西都是现象，单纯的现象。他们像学童一样喜欢一些暗语：天使指老成员，胚胎代表候选人员，吐司面包上的沙丁鱼叫做鲸，那是他们星期六晚上聚会时的传统菜肴。1893年，伯特兰·罗素解释说：“当我们在最后一学期讨论‘我们能否爱我们和她性交的人？’这个问题时，实在难以想象会有女人在场。”这个男性组织直到1971年才接受女性。第一位姐妹是朱丽叶·安南，国王学院的学生和天使安南勋爵的女儿。不少使徒认为同性爱是爱情的较高级形式。在利顿·斯特雷奇所称的“高级鸡奸”的框架内，只要符合他们自己的伦理要求，什么都是允许的。在这种轻佻的脑力游戏、知识和道德的冒险气氛中，也和马克思主义打情骂俏。
早在20世纪初，一位年轻的俄罗斯流亡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就对他的一些剑桥同学感到奇怪，他们“虽然为人正派受过教育，在谈论俄罗斯时，他们讲出的蠢话令人目瞪口呆。”这些蠢话之一――会不会只是一句特别轻佻的俏皮话呢？――出自艺术史学家、三一学院的使徒安东尼·布伦特之口，1935年他去苏联旅行过一趟，回来后声称：“共产主义同样可以像立体派一样有意思。”并非所有使徒都盲目追随左派。梅纳德·凯恩斯就告诫他的朋友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对我们的智慧的一种伤害。”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粉红色时期，英国有很多左派同情马克思主义，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造成了三百万失业人员的社会制度，其二是面临的民族社会主义。这样，作为工党、绥靖政策和那种“假正经”的对立面，共产主义似乎更容易让人接受，约翰·勒卡雷形容那种假正经是“我们的社会供给的重要组成部份”：“毫不奇怪，牛津和剑桥的年轻人一心想摆脱资产阶级英国拘束的行为准则，摘取30年代共产主义的蓝花 。”但牛桥的大多数聪明年轻人是自由党和保皇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933年2月9日，就在希特勒上台后不久，牛津大学辩论会的学生们在那场著名辩论中表现出了他们的和平主义倾向多么强烈。他们以275票对153票的投票结果同意下列提议：“本会绝不为国王和祖国去战斗。” 剑桥的使徒们也以自己的方式对这一道德和政治忠诚问题做出了声明。
朱利安·贝尔在西班牙内战中支援左派阵亡了，他在三一学院时的合作使徒和情人安东尼·布伦特却成了苏联克格勃的间谍。招募他的是他的大学学友盖伊·伯吉斯，一位冒险家和权势神经症患者。基姆·菲尔比也是一名使徒和三一学院的纨绔子弟，早在1933年他就已经加入克格勃了。还有外交官唐纳德·麦克莱恩，三一学堂的毕业生，盖伊·伯吉斯在外交部重新遇见他将他招募了。1950年，两人都在驻华盛顿的英国使馆工作，在那里，唐纳德·麦克莱恩有机会接触美国的核武器计划。1951年，两人受到“第三者”基姆·菲尔比的及时警告，逃去了莫斯科。
菲尔比是这群人里的超级大间谍，是克格勃最成功的双料间谍。在剑桥修完历史专业之后，他加入了英国情报机构，成了M16部的负责人，负责对东欧集团的反间谍活动。菲尔比的双重游戏给东欧的数百名间谍和反对派带来了致命的后果。直到1963年他才暴露出来，在美国人迈克尔·斯特雷特向联邦情报局自首以后，斯特雷特也是三一学院的毕业生和使徒俱乐部成员。基姆·菲尔比逃往莫斯科。他在那里生活了25年，享受着一名克格勃将领的国家津贴、科珀公司的牛津果酱，至死都向剑桥的谢拉特和休出版社购买图书。
1964年，在菲尔比出逃一年之后，“第四人”也被揭露出来了。他是女王的艺术顾问，负责管理王室藏画，女王因他作做的贡献将他晋升为了骑士。他由于主动招供而免受惩罚，直到15年后，当他早就光荣地卸下了一切职位时，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才在1979年11月公布了议院里这位叛国者的名字：安东尼·布伦特男爵，王室的艺术专家，斯大利的间谍。这一丑闻在上层社会引起的震动远远大于爱德华八世的逊位。布伦特是我们中的一员（one of us），和老男孩来自同一个圈子。俱乐部、研究院，他们曾经共享过一切，有时甚至同床共寝过。剑桥间谍们背判了他们的阶级，这比出卖国家还要严重。布伦特声称：“我选择了良心。”这位使徒判国为的不是几块钱。菲尔比和伯吉斯也觉得自己是为了信仰叛国的。牛津教师莫里斯·鲍勒称他们为“秘密网络”,它的重要人物都是双料间谍和双重道德的天才，知识分子冒险家，他们对他们的出身、对使徒俱乐部也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这个值得尊敬的剑桥俱乐部难道不是一直有着秘密组织的名声吗？使徒俱乐部的许多老成员受到尴尬的审讯。揭露出来的不是克格勃的其他鼹鼠，而是被分裂的一代人的情感矛盾。1939年的希特勒－斯大利条约也没能让剑桥的这些精英马克思主义者怀疑他们的使命，这一自我欺骗是历史学家约翰·科斯特洛曾经详细描述过的“出卖的面具”中的一种。从此这种谋反者气息就和使徒俱乐部的神话分不开了。被选为终身成员的包括今天非常有影响的人物，如罗思柴尔德男爵、出版家尼尔·阿舍森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基姆·菲尔比及其朋友们不是惟一的剑桥间谍。使徒俱乐部汇聚的主要是文学人材。但卡文迪什实验室里也坐着一只鼹鼠：皮奥特·卡皮察，欧内斯特·拉瑟福德的宠儿和合作者。卡皮察将核研究的成果交给莫斯科，它们是苏联原子弹计划的基础之一。另外还有乔治·布莱克：不是使徒，不是上流社会的大人物，没有性故事，唐宁学院的一名非常普通的毕业生。但布莱克在冷战时期不仅出卖了很多西方间谍，而且出卖了“黄金行动”，英美的那个在柏林分界线下挖地道、接通苏军电话网的计划。伊恩·麦克尤恩的柏林长篇小说《无辜者》（1990年）就取材于挖掘这条地道。
在图书、剧本和电影里，作为媒体效果特别强烈的剑桥民间文学的角色，克里姆林宫的鼹鼠们铭刻在民族心灵里。当安东尼·布伦特1983年去世时，《时代报》上为他刊登的悼文长达三版，像一位国家领导人似的。基姆·菲尔比也一样，1994年，他的遗物像摇滚明星的遗物似地，被拿到索思比拍卖会拍卖。斯大林最忠诚的间谍来自剑桥，但最好的间谍小说却是牛津人创作的：将其作品的初版献给基姆·菲尔比的格雷厄姆·格林（他本人替M16工作过3年）和约翰·勒卡雷，他大学时为情报部门监视过左派同学。斯迈利，他的忧伤的主人公，比谁都更好地代表了剑桥间谍面对忠诚的矛盾心理。
在他曾经就读的基督圣体学院里，悬挂着一幅剧作家克利斯托弗·马洛1585年的肖像。这位将舞台和伪装掌握得恰到火候的莎士比亚的对手，是无神论者和同性恋者，学生时人家就说他也卷进了情报生意。据说，伊丽莎白一世的枢密院招募了他监视学院里从剑桥去莱姆斯上英文课的天主教徒，那里是天主教牧师和潜在政敌的培训中心。在早早地暴死于一家客栈里之前，这位诗人会不会是位双料间谍呢？克利斯托弗·马洛不是剑桥间谍的惟一先驱者。他的同时代人约翰·迪伊，圣约翰学院的毕业生，数学家、地理学家、术师和卡贝利演员，当时的一位杰出学者，迪伊博士不仅仅担任伊丽莎白一世的星占学家，而且在大陆上负担着外交使命。他的密码信件以“007”这个暗号签名。伊恩·弗莱明的间谍大师詹姆斯·邦德当然也在剑桥读过大学。
社团成员括号内是成员加入剑桥使徒的年份。
阿佛烈·丁尼生：英格兰诗人、英国上议院成员。(1829)詹姆斯·麦克斯韦：物理学家。(1852) 戈弗雷·哈代：数学家。 阿尔弗雷德·怀特黑德：数学家和哲学家。(1884) 伯特兰·罗素：哲学家，英国上议院成员。(1892) 乔治·摩尔：哲学家。(1894) 爱德华·福斯特：作家。(1901) 约翰·凯恩斯：经济学家、英国上议院成员。(1903)弗兰克·拉姆齐：哲学家。(1921) 休·戴维斯 (1932) 艾伦·霍奇金：英国生理学家和生物物理学家。(1935)叶光明：圣经教师。(1938) 艾瑞克·霍布斯邦:历史学家和作家。相关著作
复仇天使：作者哲学家夸·安东尼阿皮亚。印度修道士：作者大卫·维特。长征：作者爱德华·福斯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