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守愚，自称文盲。治中国思想史、生殖崇拜、湖湘文化、船山思想。师从湖南省社科院哲学所万里研究员。“未曾将一字，容易谒诸侯”，好庄子、六祖惠能，心在无待。守民族之旧，革网罗之命。阐船山以当新命，微浏阳而道自由。船山曰：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自勉曰：不随丹凤朝阳去。又自命曰：要有野猪的傲慢。标榜贞节，自担“旧义”，受命不迁，独立不改，立脚不随流俗转。湖南省甲骨文学会副秘书长兼学术委员会执行主任，湖南省六合国学书院教授，洪江市黔城古城旅游文化开发研究会顾问。2006年，黄守愚曾提出“中国人是猪的传人，不是龙的传人”观点，震撼了网民的民族神经。2007年，应知名学者朱成杰之邀出席2007中国·朝阳牛河梁红山玉文化国际论坛，发表《性文化视野下的玉猪礼器、女神庙、庙后方台》一文（该文收入《古玉今韵——朝阳牛河梁红山玉文化国际论坛论文集》2008年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版），提出在性文化视野下考证玉猪礼器、女神庙、庙后方台、积石冢等，得到玉学泰斗杨伯达先生的重视，被认为是从全新的视角解读玉文化。其代表作有《生殖崇拜与中国青铜时代》、《洪水创世神话、泰古哲学与生殖崇拜》、《弘扬中国猪灵崇拜的文化精神》、《周敦颐“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学》、《心追屈原的陈寅恪》等。其中，《生殖崇拜与中国青铜时代》（黄帝纪元四七零零年，西元2002年出版），日本京都大学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刘正教授曾在日本、大陆撰写专文评价该书。参撰《湖湘文化大辞典》（黄帝纪元四七零四年，西元2006年出版）部分分篇。
2006年，黄守愚提出中国人是猪的传人，而不是龙的传人一说，引起国内外知识界的巨大反响。黄守愚鼓吹“中国人是猪的传人”，与顾颉刚先生提出“大禹是一条虫”及否定上古传说中的黄帝、尧、舜等先王，有异曲同工之妙。顾颉刚先生撕破了腐儒和国人一相情愿的南柯美梦，而黄守愚则砸毁了国人痴迷不悟的对“龙”的臆想。顾颉刚先生和黄守愚所处的时代虽不同，但面临的谩骂和斥责是相同的。然而不幸的是，顾颉刚先生的年代是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他有老师胡适之先生一班朋友的支持，而黄守愚几乎是孤立无援，几乎没有人真正理解过他的心思。张岱年先生说：“好学深思，心知其意。”黄守愚在他的博客上发出了屈原似的“天问”之后说：“吾谁与归？”
也许大史学家、思想家都是孤独的，当然黄守愚还不是大史学家、思想家，正如他说的，他只是一个徘徊在过道上的文盲而已。我曾浏览黄守愚的在博客中国的专栏，对其深有感触。他想获得自由和独立，坚挺自我；他不想汩没于流俗，时时标榜“旧义”，因而不敢“裁新衣”；他自称文盲，追慕老庄和禅宗六祖惠能，否定“知识”和权威，砸碎偶像，不为文凭和职称，不求虚名，主张于“无字处读书”，默默耕耘于斗室。在熙穰往来之今世，黄守愚确实有点可爱可敬！他的执着与坚贞，唤醒起了我对懵懵懂懂之青年时代的追忆，也勾起了我对近三百年来湖南先贤的追慕。想当年，反清复明失败后的王船山隐居穷乡僻壤，坚韧不拔，著书立说，演绎春秋大义；曾国藩、罗泽南、左宗棠等人“扎硬寨”、“打死战”，“打脱牙齿和血吞”；黄兴、蔡锷历尽艰难困苦，与强敌人战斗，他们都是坚韧不拔的军人！
黄守愚非常推崇陈寅恪先生。据黄守愚的研究，陈寅恪先生心归诗人屈原，而诗人屈原被他追认为湖湘文化精神的渊源之一。是不是黄守愚从陈寅恪先生那里找到了相同的体贴？我不得而知了。屈原曾作《橘颂》以寄托他对独立不迁之人格与自由之思想的精神的追求：“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缊宜修，姱而不丑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不终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愿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
屈子“哀民生之多艰”，坚忍不拔，不肯改弦易辙，与时俗同流合污，“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离骚》）“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涉江》）“欲变节以从俗兮，愧易初而屈志。独历年而离愍兮，羌冯心犹未化。宁隐闵而寿考兮，何变易之可为！”（《思美人》）陈寅恪晚年目盲膑足，仍然不肯流从时俗和附和当局，尤其是对那些“挑灯裁作入时衣”或自投网罗的昔日旧友极尽嘲讽，难道不正是屈原《九章．橘颂》中所讴歌的 “独立不迁”之精神吗？
陈寅恪先生留学东西洋，不为一文凭，在当时算是异数了。他标榜“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思想，则更是异数之异数。“花落春犹去”，王国维先生水死之后，陈先生“发皇心曲”，作《挽王静安先生》曰：“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 又作《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杨。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而自此之后，陈先生终其一生常以“屈原” 其精神自况，字里行间处处不改“江东旧义”，以史鉴今，以求民族之复兴。
陈寅恪先生是真有屈原般品格的史学大师。或许陈先生没有想到，几十年之后的今天，他的治学精神获得了众多的追从者。而在黄守愚身上，我也看到了这种可喜的追求。黄守愚把他的博客命名为“船山讲舍”，以船山先生“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为勉，云“阐船山以当新命，极浏阳而道自由”，“不随丹凤朝阳去”，“要有野猪的傲慢”，果真是热血青年一个！也难怪他常说自己是陈寅恪门下走狗！
由此李若溪先生认为，“黄守愚是近代以来少有洞察中国文化奥义的青年学者，其治学的勇气与精神和陈寅恪先生、顾颉刚先生相似，可谓是继承了他们的衣钵而继往开来，还真有股陈独秀所说的‘湖南人的精神’。”“黄守愚标榜中国人是‘野猪的传人’，人人应‘要有野猪的傲慢’，其目的正在于‘冲决网罗’，破除‘迷信’，砸碎偶像，获得独立与自由。新儒家牟宗三先生说，要有‘良知的傲慢’，而黄守愚提出要有‘野猪的傲慢’，或许有心心相印之处。生活于‘现代’社会的人们‘无家可归’，还受尽种种网罗之扼杀，房奴、卡奴等种种现代奴隶应‘运’而生，没有‘野猪的傲慢’和‘良知的傲慢’是回不了‘家’的。也许，现代人已习惯颠沛流离，不需要回‘家’了。”
向敬之先生认为：“黄守愚先生以自己的思考方式行文《中国人是猪的传人，而不是龙的传人》，虽有引经据典又似胡诌杜撰的才气，但他的质疑精神和对国学的了解却正是现时代目迷五色耳染七音的人们所渐已缺失的民族基因。时人少了对民族文化寻根溯源的精神，却多了对现代生活虚浮躁动的反应。仅仅对于一次文化根源的思考与讨论，也学会了一时意气的骂语宣泄，很少去用冷静的心性与平实的言语为事实说话。一个民族的发展（包括文化发展），如果我们能以一颗平静的心去加以审视与反思，那么一定会是于意进历程中大道而行。能以一些反思著作或论点带给国人一种新的历史意识，改变国人被麦当劳、肯德基式的快餐文化或天国无上、图腾神威的大国意识牵着鼻子走的命运，才可以真正走出短暂的幸福幻觉。今天社会主义发展观、荣辱观教育全国昌行，也正是导引国人在中华传统文化观照下对现代经济与伦理进行深层次的反思。当我们定义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伟大”时，通常就是指这个民族和国家具有反思自己的文化劣根与经济转型的勇气和智力。”
2007年，黄守愚考证屈原从未流放湖南，备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黄守愚在网帖中说，“贾谊赴长沙任职长沙王太傅，渡过湘水，写下《吊屈原赋》，认为屈原死在汨罗。”此后司马迁作《史记》，援引贾谊的观点。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也认为《九歌》创作于“沅湘之间”。贾谊也是“侧闻屈原自沉汨罗”，因此仅凭前人记述作出的判断是极为不严谨的。而司马迁《史记》不加怀疑地援引贾谊的观点，更无可信性。屈原放逐湖南的说法均源自贾谊《吊屈原赋》，“而贾谊离屈原的年代有一两百年的历史，他的文章难以当作屈原流放湖南、死在湖南的证据。”如果要证明这一传统观点，必须有屈原那个时代的史料和考古作为证据，“至今我们找不到这些证据。”（据潇湘晨报11月29日）这一点，黄守愚的治学方法是严谨的，符合科学的考证方法。因为任何的判断，要像法官断案一样，必须要有在场的合法证据。一切以证据为依据，凭证据说法。
事实上，《楚辞》是文学作品，它难以当作史料证据。正如刘伟生在《〈涉江〉“溆浦”研究平议》一文中说的：“屈原的事迹不见于先秦其他典籍，而其作品也多为情感浓烈的抒情诗歌，基本不涉自己家庭及具体的君国大事，甚至连孔、老、墨子这样的先秦巨子也不提及，一般意义上的知人论世之法不但用不上，反过来考察屈原的身世还要依赖虚实难辨的屈原作品。而文学毕竟不同于史学，依赖文学作品进行史学的考辨，难免会有许多差距，由此我们想到了文史研究中文学与史学、综合与创新乃至研究与传播的问题。”
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郭建勋说：“如果要证明屈原没有来过湖南，首先要推翻众多史料，包括司马迁的《史记》、贾谊的《吊屈原赋》等，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据潇湘晨报11月29日）显然，郭建勋的说法值得商榷。
黄守愚挑起的这场争论开启了通向真理的大门。放弃对所谓“已知”的审查与怀疑，那么真理就会与你擦肩而过。它的意义不在于今天，而在于将来。学术研究不仅要治学严谨和敢于怀疑传统，而且需要陈寅恪所说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我们需要跳出乡土情结和利益的诱惑，不能为乡土观念所限制自己的治学视野，更不能为背后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绊住手脚。
2009年1月20日，在红网论坛发帖，称“春节”应改为“元旦”，认为“元旦”作为夏历正月初一的代称，从汉武帝时沿用到辛亥革命之后，可谓历史悠久，被袁世凯改名为“春节”，丧失了其岁时意义与文化意义等，同时他还建议将现行“公历”的“元旦节”改名为“洋旦节”，这样才是尊重传统文化。一帖激起千帖骂，网友大多表示改了没必要，不现实，也有网友赞叹他严谨的治学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