渥巴锡（1743-1775） 清代卫拉特蒙古土尔扈特部首领。阿玉奇汗曾孙。乾隆二十六(1761)年继汗位。17世纪30年代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尔扈特迁徙至伏尔加河流域一带，渥巴锡出生于俄国。沙皇俄国趁渥巴锡未成年，强行将土尔扈特部汗之下的权力机构王公会议(扎尔固)隶属于沙俄政府外交部控制，派特使直接管辖。同时，又任命他的堂侄策伯克多尔泽为扎尔固首脑，以其钳制汗。强迫土尔扈特人致奉东正教，强行征召土尔扈特人入伍。乾隆三十二年，渥巴锡曾酝酿返归中国，因内奸泄密未能成行。次年渥巴锡亲率2万士兵赴高加索，参加对土耳其的战争，以麻痹沙俄当局。三十五年秋，他自土耳其战场回来，与伯克多尔济计议返回中国。不久，秘密召集六首领会议，通过东迁计划及宣誓。三十六年正月，渥巴锡率伏尔加河南岸土尔扈特部3．3万余户，16．9万人，赶畜群，携辎重，自伏尔加河下流起程归国。居住于北岸的1．4万户土尔扈特部因来不及会合，未能成行，后为俄国卡尔梅克人。沿途经过多次战争，加之长途跋涉，疾病饥饿，人员伤亡很大，于翌年六月，约七八万人回到伊犁。渥巴锡向清政府敬献明永乐八年(1410)汉篆敕封玉印及玉器，自鸣钟时刻表、拉古尔木碗等物，以示归属诚意。清政府予以妥善安置了游牧地及发放救济的衣服、牲畜、帐篷、口粮、茶叶等。同年九月，渥巴锡于热河木兰围场(今河北省围场县)朝觐乾隆帝，并于避暑山庄万树园被赐宴。乾隆帝于普陀宗乘庙内树立了由他亲自撰写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碑。他被封为卓哩克图汗，领乌讷恩索诛克图盟旧土尔扈特部。
他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民族大迁徙奇迹，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东归民族英雄”。 土尔扈特部蒙古族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厄鲁特蒙古族的一部分。十七世纪三十年代，他们在首领和鄂尔勒克的带领下，以游牧方式迁居到伏尔加河下游地带定居。后来，沙俄的侵略魔爪很快就伸到了这里，但是一直遭到土尔扈特蒙古人民的坚决反抗。尤其是在阿玉奇汗执政期间，他坚决的态度使得这种立场更为鲜明。可是在1724年（清雍正二年），阿玉奇汗去世了，沙俄当局便利用这一时机，取得了任命新汗的特权，开始加紧对土尔扈特部的控制。
东归之路渥巴锡是土尔扈特部的第七代首领，这一时期的局面尤为混乱和紧张。特别是后来大量沙俄居民的涌入，占据了土尔扈特部的大片的牧场，更加剧了两国的矛盾和冲突。1763年，渥巴锡针对这一丑恶行径向沙俄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紧接着，沙俄当局利用他们手中的特权又开始向土尔扈特部大批征兵，并且在战斗中让土尔扈特士兵打头阵、当先锋，从战场上归来的土尔扈特士兵只占原来数量的十之一二，使土尔扈特部损失了大量的青壮年人力资源。
在沙俄种种的剥削压榨下，渥巴锡所领导的土尔扈特部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甘心受摆布，直到被沙俄最终灭族；另一条路就是拿起武器反抗，回归祖国的怀抱。其实长期以来，土尔扈特部一直没有中断同祖国的密切联系，经常遣使入国交流，而清政府也曾在1714年派遣使者图理琛一行远赴土尔扈特部表达慰问。所以，他们虽然远离故土，却时刻思念着故土和亲人。在外敌的长期侵袭下，摆脱沙俄的压迫，重返祖国故土就成了土尔扈特人民心里的夙愿。
公元1768-1769年，渥巴锡忍辱负重，亲自率两万蒙古兵参与了俄国与土耳其的战争，目的是转移沙俄的视线，为回归祖国暗中做准备。1770年秋渥巴锡从土耳其回来后，即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确定了行动的具体时间。同年十一月，渥巴锡集结军队，完成了武装起义之前的最后准备。 1771年春，渥巴锡正式发动武装起义，分三路浩浩荡荡踏上了归国的征途。一路上，他们袭击了俄国的驻军、歼灭了俄国的增援部队、摧毁了俄国要塞、穿过冰封的乌拉尔河，进入大雪覆盖的哈萨克草原，将追击的俄军远远抛在了后面。
公元1771年（清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是一个会永远载入史册的日子，因为渥巴锡所率领的土尔扈特部起义军在经历了千辛万苦的八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之后，终于在这一天与前来迎接他们回家的清军相遇。不久，渥巴锡还受到了清军总管伊昌阿•索通的会见。至此，民族英雄渥巴锡终于完成了领导土尔扈特部武装起义、东返故土的历史任务，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民族大迁徙的奇迹。他的名字和他所创造的感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将永远光耀史册。
1775年1月9日，渥巴锡病逝，终年33岁。长子策凌那木扎勒袭位。
渥巴锡率部回归的英雄壮举，震动了当时的中国与西方世界，正如爱尔兰作家德尼赛在《鞑靼人的反叛》一书中所说的："从有最早的历史记录以来，没有一桩伟大的事业能像上个世纪后半期一个主要鞑靼民族跨越亚洲草原向东迁逃那样轰动于世，那样令人激动的了。"
归国后安置在天山北部的斋尔等地暂行安置及其经过
乾隆三十六年(1771) 三月,署理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札布奏报俄方派人来告土尔扈特举部东归这一消息后,清廷就开始考虑指地安置问题。起初由于不知道东归人数的多寡,伊犁将军伊勒图提出如果来的人数在数千之内,即在伊犁附近地方安置;如果人数较多,则将其首领遣往朝觐,然后留在京城,其部众或安置在所辖察哈尔地方,或安置在内扎萨克蒙古地方。乾隆帝认为伊勒图极其不明事理,只想躲避了事,指出应安置土尔扈特人众于额尔齐斯河一带,而让土尔扈特首领朝觐,只是意在开导晓谕,命其严加管束部众。不久,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安泰得知要将来归人众安置于其所辖地方,也以塔尔巴哈台地方储备之粮无多,且靠近俄罗斯边界,提出安置于天山迤南或伊犁地区。安泰这种逃避责任的态度,同样遭到了乾隆帝的严厉训斥。乾隆帝认为,既不能安置于天山南部,也不能安置于伊犁附近地方。因为伊犁地方控扼天山南北,此前业已移住满洲、锡伯、索伦、厄鲁特官兵,已无更多闲地可供安置,况且伊犁地方靠近哈萨克、布鲁特,不便防范逃窜。可以说,如此限定的结果,也只有天山北部离伊犁稍远的某个地方可以安置。随着土尔扈特部众的陆续来归,及至六月十八日,乾隆帝在颁降伊犁将军伊勒图等人的上谕中讲:“若此辈一齐前来,我等尚需略加考虑,将伊等分散安置。今此辈各自行走,相继而来,我等办理之际,无需费力。此辈之中,若有杜尔伯特、乌梁海之人,除即安置于杜尔伯特、乌梁海地方外,土尔扈特、绰罗斯等人,理应另行指地安置之。指地安置时,若安插伊犁之哈沁、沙喇伯勒等地,则与西界较近,易于伊等逃窜;乌鲁木齐附近之地,又临近我巴里坤驿道,均不得安置伊等。朕惟,若将伊等安置于塔尔巴哈台以东,科布多以西,额尔齐斯、博罗塔拉、额敏、斋尔等地,方善。”1从这道上谕中不难看出,清廷对西迁百余年后回归的土尔扈特部落是抱有一定戒心的,由于担心土尔扈特人再次迁走,故而不敢安置于靠近边界的地方;同时又担心土尔扈特人对安全构成威胁,因此也不敢安置于通往内地的乌鲁木齐、巴里坤这些军事重镇附近。应当说,这道上谕是乾隆帝经过深思熟虑后形成的较为成熟的想法。在时隔数日之后,乾隆帝再次谕令伊勒图,强调务使土尔扈特部众住于博罗塔拉、额尔齐斯、斋尔这些远离重要城镇,不妨碍台站交通,且与哈萨克、喀尔喀蒙古等换取牛羊近便的地方。
除了在具体地点上考虑安全之外,针对土尔扈特部众的安置问题,清廷有一贯的策略,就是要分散安置,互不统属,各管其众。这一方面是出于接济方便的考虑,另一方面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其目的是“以分其势”。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本是汗王之后,乾隆帝打算等他们到木兰朝觐之后,均皆分封,各管其众,互不兼辖。因此要求伊勒图等在办理过程中,必须遵循这一原则,务使土尔扈特人分地而居,各个游牧地之间须有一定距离,使之互不相干。伊勒图等遵照乾隆的旨意拟定了安置方案并具折奏称:“新旧土尔扈特人众由和布克赛尔、斋尔直至额尔齐斯挨次安置,和硕特人众安置于额林哈毕尔噶之古尔班济尔噶朗等地。除此之外,又有绰罗斯、辉特人众及跟随喇嘛等、因无台吉而兼附于现归台吉等之人众,彼等均为小股,各自人数原本无多,倘兼附土尔扈特安置,或兼附和硕特安置,则土尔扈特、和硕特二部人口众多,久而久之,以此等小股人等为彼等所带回,必为彼等所兼并,于事无益。经奴才等商议,将此人众,均令暂住伊犁,遣派侍卫、员弁照料,供应口粮,候旨办理。”2 就是说,除了留在伊犁的一部分人和遣往额林哈毕尔噶之古尔班济尔噶朗的和硕特人以外,其余土尔扈特人众要挨次安置在自和布克赛尔、斋尔至额尔齐斯一带地方。这一安置方案,因符合乾隆帝的意图获准实施。
乾隆帝考虑到时任伊犁将军的伊勒图办事经验不多,且不懂蒙古语,故命办事经验丰富、又略懂蒙古语的钦差大臣舒赫德署理伊犁将军,而将伊勒图调任乌什参赞大臣,后又调任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同时,对陆续到来的土尔扈特部众,随到随接济,随到随安置。东归队伍出发时,“土尔扈特人众约为三万数千户、十五万余口,和硕特人众二千余户、一万余口,又绰罗斯、辉特及跟随喇嘛等二千户、近一万口”, 3共计17 万人,回归途中折损过半,最后渡过伊犁河的有15 793户、66 073人。其中,渥巴锡部众在伏尔加河时,“其部众原为二万余户、十一万余口,今已渡伊犁河者,计有八千二百五十一户、三万五千九百零九口”。4 如此众多的人口,要顺利移往斋尔等地亦非易事。据当时的统计,对陆续抵达伊犁地区的土尔扈特、和硕特等部众,动用当地从哈萨克易获之羊10 000余只、仓存粮食10 000石,每10 人给羊1 只,每人给粮1斗,以作路途口粮。委派满洲协领巴虎、前锋协领胡图克、防御八十四,厄鲁特额外副总管博罗胡尔噶、佐领萨音讷木库、额外佐领巴图锡等员,自乾隆三十六年(1771) 六月十七日开始,督率土尔扈特部众渡过伊犁河,陆续迁往斋尔地方。又委派满洲佐领胡图可、厄鲁特额外佐领博罗辉等员,督率和硕特部众渡过伊犁河,迁往乌鲁木齐所属古尔班济尔噶朗地方。
当土尔扈特部众尚在前往安置地途中时,伊勒图考虑到分别安置各指定地点后接济粮食较为困难,于是奏称:“现遣往和布克赛尔、斋尔、济尔噶朗等地人等,复由塔勒齐散给口食羊只。惟看得,彼等极为疲惫者众,有牲畜者寡,况又赢瘦。奴才等适才所奏由和布克赛尔至额尔齐斯依次安置地方,距斋尔较远,倘若务将彼等送至指定地方,难免路途又复受损。斋尔地方尚属宽敞,彼等之牲畜无多,尚可暂行居住,况距塔尔巴哈台又近,便于接济彼等口粮。倘若塔尔巴哈台粮石不敷,由伊犁、乌鲁木齐接济亦为近便。此等人众,倘准暂住斋尔过冬,明春再行遣往,则便利多多。适才舒赫德在途察看其行走情形后,咨行奴才者亦与此同。故奴才当即札饬安泰,俟土尔扈特部众抵达斋尔,即将彼等暂行尽数安置于彼,接济口粮过冬。”6 乾隆帝从实际考虑,也赞同伊勒图的这一建议,认为土尔扈特部众经过长途跋涉,备显窘迫,当务之急,应是解决口粮问题,而调运口粮,还需考虑近便,应在斋尔地方暂行集中安置,以便安全越冬。这样,除和硕特部众仍移往古尔班济尔噶朗地方和土尔扈特部众内老弱病残者暂留伊犁调养外,其余人众全部遣往“位于绰尔东北五十里,逾山而至,东北至额敏三百里,地广绕水草”7 的斋尔地方过冬,其暂住地基本分布情况为渥巴锡部众在博湖图,策伯克多尔济、舍楞部众在纳穆,巴木巴尔、旺丹、博罗、默们图部众分别在楚尔、多罗诺图、乌兰霍托、舒鲁岱等地。
将所有回归人众安顿于暂住地之后,清廷始得从容考虑这些人的永久居住地问题。自乾隆三十六年(1771) 十月至三十七年(1772) 正月,经反复斟酌,清廷最后确定来归人众的居住地最终安排:策伯克多尔济部众,移住和布克赛尔;巴木巴尔部众,移住济尔噶朗;默们图部众,移住精河;舍楞部众,移住科布多所属青吉勒等地;和硕特部众,移住珠尔都斯。惟有渥巴锡部众继续留居斋尔地方,而且一部分老弱病残者仍住伊犁调养。
没有归国的部族
1771年1月16日，土尔扈特部落的人民反抗俄国压迫，举行起义回归祖国时，由于伏尔加河一直没有封冻，无法把回归祖国的消息及时传给西岸的卡尔梅克人，这些卡尔梅克人就留居在俄国。“当时在西岸没有东归祖国的卡尔梅克人(苏联科学院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221页，莫斯科，1967年版。)”有4700帐，其中有杜尔伯特部落10000多人，土尔扈特部落8000多人，和硕特部落3000多人。为了防止他们东归祖国，沙皇军队一直包围了他们十几年，不准他们离开伏尔加河沿岸。自1771年至1775年有2000多人小规模的、分散的，巧妙利用游牧的方式回到祖国，清朝政府都很好地给予了安置。1775年以后，俄国政府对留居的人严禁四处游牧，使这批卫拉特人至今留居俄国。 土尔扈特人回归祖国以后，留居俄国的卡尔梅克人也在酝酿回归，准备冬季到来举事。1771年10月19日，俄国女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赶紧下令取消土尔扈特汗国，成立了卡尔梅克管理处，由阿斯特拉罕省务厅直辖管理，省长作为最高监督，选派了一大批俄国警官去卡尔梅克部维持治安。 1772年，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管理处又下设了札尔固法庭，由3个主要部落——土尔扈特部落、和硕特部落和杜尔伯特部落推选3名代表组成，按古代的卡尔梅克人法典和法规审理，法庭裁决由省长批准。又把鼓动群众回归的3大部落的领袖：杜尔伯特的台吉策伯克乌巴什、和硕特的台吉杨德克、土尔扈特的台吉阿沙尔瑚召集到彼得堡，女沙皇又用各种宴请规劝并耐心说服他们。但这3位台吉软禁威胁不了，好言利诱哄骗不了。“1774年4月，俄国政府的官员将杨德克和阿沙尔瑚在一次聚会上毒死了，策伯克乌巴什侥幸逃脱(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人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8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虽然鼓动东归祖国的首领们给镇压下去了，但是激起了卡尔梅克人的更大不满。 1774年，俄国农民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蔓延到卡尔梅克人的驻地，8月15日，俄军首领阿·敦杜科夫公爵，让卡尔梅克领主车臣多尔济率军联合去镇压普加乔夫农民起义。车臣多尔济不但不援助俄军，反而和卡尔梅克长老及首领们商量后，派出代表和普加乔夫联合起来反对俄国政府，普加乔夫亲自接见卡尔梅克的各路王公和卡尔梅克人，他们联合起来打败了俄军，并占领了不少俄军的城镇。8月25日，普加乔夫农民起义军不幸兵败撤走，俄国政府追问卡尔梅克首领和普加乔夫共同进攻俄军的原因，“卡尔梅克首领以‘诈降’的原因搪塞过去(《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档案》第78页，1774年案卷，第246号，96捆。))，”使俄国政府毫无办法。1786年，“阿斯特拉罕总督波焦金下命令撤消了阿斯特拉罕的卡尔梅克法庭札尔固和卡尔梅克管理处，卡尔梅克人的诉讼案件转交县级法庭处理。（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人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9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只是在阿斯特拉罕设立了卡尔梅克军需处，由一名俄国政府官员任主要负责人，还有3名卡尔梅克领导和3名宰桑为办事员，主要是征收赋税和征兵。军需处遭到卡尔梅克人强烈的反对，军需处被迫撤消。波焦金的命令落空，1788年又成立了卡尔梅克办事处，并搬到阿斯特拉罕，以利省长控制。这个机构，还是遭到卡尔梅克人的普遍不满，俄国政府再次变换花样，于1797年又撤消了卡尔梅克办事处而成立了卡尔梅克公署。 “1801年10月26日，任命杜尔伯特首领丘切伊·通杜托夫为卡尔梅克公署的总督，并赐给了旗子、马刀、铠甲、貂皮大衣和帽子。（《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档案》第56页，1801年案卷，第211号，82捆）”并任命索宾为卡尔梅克人首席喇嘛，恢复了卡尔梅克法庭札尔固。在总督之下，由8位民众代表——宰桑组成，并发出特别指令：卡尔梅克藏传佛教僧侣，允许有宗教仪式的自由，赐给卡尔梅克人权力和特权，规定在职务需要时，才允许干涉卡尔梅克人的事务，任命卡尔梅克人警察总长，为卡尔梅克事务的领导者，马卡罗夫被任命为第一任警察总长，各兀鲁思维持治安的警察区长听其指挥。卡尔梅克人除受俄国阿斯特拉罕省警务厅管理外，还受俄国政府外务委员会管辖。俄国政府对卡尔梅克人控制进一步增强了，卡尔梅克人几乎失去了一切卡尔梅克汗国的权力。 由于俄国政府直接插手札尔固的审判工作并且规定用俄国的法律进行审判，而且在卡尔梅克人驻地俄国警察遍地，他们随意捉拿拘捕人，使人民感到现在过的“是地狱般的生活(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11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到了“最痛苦的深渊中”(《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档案》1821案卷，第1045号，第131卷)。由于人民有冤无处诉，是非得不到分辨，草原法庭混乱不堪，而卡尔梅克人又不能根据自己的法律予以审判。俄国人对卡尔梅克人的法律不了解，而且态度冷酷无情，不理不睬。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政府为了平息卡尔梅克人的众怒，1821年撤消了马卡罗夫的警察总长，又任命了卡哈诺夫为警务总长。他上台之后，在1822年3月20日，在阿斯特拉罕以南一百俄里的里海岸边津齐林村召开会议，制定了一部法规。签字的有土尔扈特领主阿木哈，氏族的首领翰齐尔，兀鲁思首领莫库先，喇嘛根库藏巴格素尔，宰桑佐德巴、藏巴和巴克萨尔德木奇；和硕特王爷车尔贝丘缅涅夫，宰桑巴图尔；杜尔伯特领主额尔得尼台吉，宰桑巴德巴、杨德克、兀鲁思女领主纳德木特，额尔德尼巴克夏喇嘛，宰桑乌巴什等16人。《津齐林法规》经过几天酝酿，于3月31日，有39人签字、按手印、盖图章进行了所谓的多数卡尔梅克领主通过的程序。《津齐林法规》却遭到土尔扈特青年领主策凌乌巴什和杜尔伯特领主翰齐尔·哈布楚科夫坚决反对。一是认为应当彻底恢复《卫拉特法典》和《敦多克达什法规》。二是认为这个法规不适合卡尔梅克人。三是它通过警务总长念了一遍，就强迫签了字、按了手印、盖了图章了事。四是卡哈诺夫因为策凌乌巴什和翰齐尔·哈布楚科夫迟到污辱他们，说策凌乌巴什18岁结婚，像小骚狗。因当时俄国的法律规定是20岁结婚，而《卫拉特法典》规定结婚年龄是16岁。策凌乌巴什认为卡哈诺夫不尊重古老的《卫拉特法典》，而警务总长卡哈诺夫不但不听意见，反而污蔑两位青年首领的母亲是“行为放荡的女领主(策凌乌巴什的岳母是翰齐尔·哈布楚科夫的生母)，他们是受其母巴克乌什的挑唆来胡闹的”。俄国警务总长无耻地对女首领巴克乌什的诽谤和人格侮辱，激怒了卡尔梅克人。“1822年10月，巴克乌什带领一千多人袭击了警务总长，他狼狈溃逃(《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案卷》第3-4页，1822年案卷，第1054号，133捆，第4卷。)，”巴克乌什又捉住了卡哈诺夫并予以毒打，洗劫了他的办事处，并把他交给总督。俄国阿斯特拉罕总督波波夫不但没有指责女首领巴克乌什半句，反而表扬了她维护自己人格尊严的行为。立即给俄国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和俄国政府写信，请求撤掉卡哈诺夫的警务总长职务，以平息卡尔梅克人的愤怒。这件事传遍了整个草原。卡哈诺夫向俄国政府阿斯特拉罕边区总长官叶尔莫洛夫报告事件的经过，以及波波夫的偏袒，请求派专员予以调查。经过调查，1823年10月25日叶尔莫洛夫解除了卡哈诺夫卡尔梅克警务总长的职务。“由于他怂恿卡尔梅克人中间的骚乱和风波，应交付法庭”。叶尔莫洛夫派人于1823年和1824年，在卡尔梅克草原进行《津齐林法规》情况的调查。1825年3月11日，公布了《卡尔梅克族管理条例》，俄国政府提都没敢提《津齐林法规》中的一个字，只是1825年卡尔梅克管理事务委员会内部编写的《卫拉特蒙古法规条令汇编》，附着津齐林会议的决议，于1827年报到俄国政府，俄国政府未敢批准。1834年和1847年，俄国政府关于《卡尔梅克管理条例》也没有提到这部法规(N·列昂托维奇著《论俄国异族人的法律史》第31—34页)。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卡尔梅克人参加了红军，组建了卡尔梅克骑兵团，为保卫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浴血奋战，参加了著名的察里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1918年8月10日和1919年2月，在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领导下，3次打退了盘踞顿河地区的克拉斯诺夫白匪军对交通枢纽察里津的围攻。这次战役，卡尔梅克骑兵团总是奋马疾驰，冲锋在前，杀入敌阵，东拼西搏，使敌军无法实施围攻，狼狈而逃，从而保障了中央地区的粮食肉食的后勤供应，稳定南方战线，保护了卡尔梅克游牧民不受侵扰。1920年，卡尔梅克骑兵团解甲归牧，官兵回到家乡继续放牧牛羊，捕鱼晒盐。1920年，卡尔梅克建立了卡尔梅克自治州，1935年，改为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亚·涅克里奇著，沈江译《被流放的民族》第100页)。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卡尔梅克两万多子弟组成骑兵团参加著名的基辅保卫战。1941年7月7日，德国法西斯南方集团突破苏军西南方面的防御，苏军顽强抵抗，卡尔梅克子弟也英勇出击，重创敌人不少，并多次实施反突击，反包围，打击敌人，阻击敌军进攻。8月13日苏军反包围，将希特勒的两个方面军全歼，歼灭敌军达6万多人。8月14日德军中央集团军从莫斯科南下，威胁苏军西南方面军侧后，8月19日苏军西南方面军奉命撤至第聂伯河东岸设防，9月15日陷入重围。9月19日放弃基辅城，9月20日苏军被歼，这个战役中苏军损失约70万人。卡尔梅克子弟1万多人壮烈战死，近万人被俘。在斯大林格勒(察里津)战役、高加索战役、第聂伯河战役中，卡尔梅克人民积极支援红军，送去无数的牛羊、毡靴、粮食，为了三大战役的胜利出过不少力。同时，卡尔梅克人在克里木、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地的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积极打击敌人，骚扰敌人，重创敌人，和德国法西斯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史迹。1943年12月，苏军在第聂伯河战役胜利后，不幸的是全体卡尔梅克族人被扣上了通敌罪的大帽子，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被撤消，全民族不分老少被迁移到中亚、西伯利亚等地(亚·涅克里奇著，沈江译《被流放的民族》第101页)。原因：一是卡尔梅克3位主要领导人在纳粹德国占领期间投降了德国，并组织了伪政府。二是三大战役胜利后，苏军清理被俘人员时发现有两千多卡尔梅克子弟。这些子弟是德国法西斯看他们身体悍，百般威胁利诱，并被伪卡尔梅克政府以雇佣军的名义征用的。正是由于这些人在苏联红军进攻时，往往是消极，或者逃跑，或者速降，使苏军取得了某些不可缺少的胜利，促成了战役的全胜。但当时苏联的极左政策，打击面过宽的株连政策，凡是被俘的苏联人无论怎样情况，基本上都被扣上了通敌罪，凡是投降的人被定为叛国罪，杀的杀，判的判，关的关。他们的家属、子女基本上都被扣上了通敌叛国罪，备受极左政策的折磨。像这样全民族全地区的人不问青红皂白扣上通敌罪有好几起大案。甚至许多十月革命时期的老红军战士，老布尔什维克都无一幸免。卡尔梅克人不服，成千上万的人起诉、上访、控告，甚至冒着杀头的危险要求给予平反。在国际上，中国、美国、德国许多反法西斯的老战士和知名人士都作证，声援，要求苏联澄清事实。在苏联国内，伏罗希洛夫公开站出来为受株连的红军老战士、老布尔什维克讲话，请求予以平反。他们反法西斯的行为应该受到尊重，经过长达15年的调查取证，苏联政府在1958年5月才平反这起卡尔梅克人的冤案，卡尔梅克人的民族声誉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得以恢复，大多数人得以返回伏尔加河两岸的原籍，1958年11月7日重新建立了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据1978年统计，卡尔梅克人达174000人(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域的民族》第2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其中土尔扈特人65000人。他们的后裔讲蒙语，使用中国的蒙文托忒文，少数人信仰东正教，大部分人信仰藏传佛教，有自己的喇嘛庙，多数人已经不从事畜牧业，而是从事石油、铁路、机器制造业。生活在国外的土尔扈特人，大部分聚居在俄国境内，少部分聚居在美国、法国、蒙古、瑞典等国家，零星居住在西欧、中亚、西亚、东南亚的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 生活在法国的土尔扈特人，是俄国十月革命时逃到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又自动联络，聚居到巴黎定居的。1990年有3400多人(其它部落有2000多人)，法国卫拉特蒙古人有5400多人，中产阶级较多，生活优越，文化素质较高，大部分使用法语、法文，不少人会蒙语、蒙文和汉语、汉文。主要从事经商、法律、金融、制造业。基督教民占百分之四十，信仰藏传佛教仍占多数，并在法国巴黎市有自己的喇嘛庙，不时有人到西藏班禅活佛处熬茶礼佛。 生活在瑞典的土尔扈特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法西斯占领了原苏联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一部分卫拉特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既没有能力参加苏联红军同法西斯作战，也不想在纳粹德国法西斯统治压迫下生活，只好到西欧各地流浪避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逐渐聚居在斯德哥尔摩，这就是现在生活在瑞典的土尔扈特人。瑞典对他们持优惠政策，他们陆续将自己的不少亲人从苏联的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接到瑞典一同定居。苏联对卡尔梅克人也予以放行(实际上驱逐出境)，“因1943年12月，苏联政府将全体卡尔梅克人扣上了通敌叛国罪(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城的民族》第2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被除名，全体卡尔梅克人不分老幼，不予甄别，不分是非，强制迁到西伯利亚劳改，或者驱逐到外国，瑞典有亲戚的万幸放行到了瑞典。瑞典政府同情他们，也乐意接收。1990年人口2000多人(其它部落有1700多人，瑞典的卫拉特蒙古人共计3700多人)，他们在家庭中至今讲蒙语，在外讲瑞典话，知识分子占了二分之一，许多人除了学官方文字瑞典文以外，还自学蒙古托忒文和汉文，不少人还是研究卫拉特蒙古史的专家。所有的卫拉特人都能背出自己十几代祖先的名字，信仰佛教占多数，建有喇嘛昭(尼玛·道尔森著《瑞典卫拉特人的生活》第3页)，时常去供佛，生活习俗还保持着许多卫拉特的习俗。信仰天主教的占百分之十，瑞典政府给予他们信仰宗教的充分自由，不予干涉，也不强迫他们信仰哪种宗教。 生活在美国的土尔扈特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部分土尔扈特青壮年被纳粹德国法西斯军队胁迫，参加了法西斯德国组织的反对苏联的伪军，并参加了防御美军和英军的战役，英、美军胜利后被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不敢回到苏联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一是乡亲们因为他们的原因，全民族扣上了通敌叛国罪，怕乡亲们歧视他们，认为他们是奸细和叛徒。二是被苏军俘虏的卡尔梅克人杀头的杀头，坐牢的坐牢，他们担心回去后要遭到更坏的待遇。他们请求回到中国的伊犁或焉耆，参加波茨坦会议的英、美代表，将这一要求转告了中国政府，竟然遭到拒绝。他们心灰意冷，要求留在德国，而苏、美、英3国代表又不同意，担心增加纳粹的势力。后来美、英代表私自商议，建议他们迁往美国。他们接受了建议，但要求美国政府同意他们的一点要求，全部的人聚居在一个城市生活。美国政府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全部聚集于旧金山市。他们迁往美国时，都是男性青年，当时有一千多人，多半是土尔扈特部落的。他们后来大部分人和黑人妇女结了婚，少部分人和白人妇女结了婚。他们的妻子和后裔知识分子较少，仅占百分之十，他们的后裔中，有不少是汉学家和卫拉特学家。现在约有3200多人，基督教民占百分之三十，大部分仍然信仰藏传佛教，旧金山市有卫拉特蒙古人的喇嘛昭和敖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从事铁路和机器制造业，少部分人从事畜养业和种植业，有的开垦了不少美国西部土地，成了种植园主。 生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土尔扈特人。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1911年11月30日)，喀尔喀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沙俄政府的怂恿下，乘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皇帝之机，宣布外蒙古独立，即派人到科布多和阿尔泰游说，均被当地卫拉特蒙古人扭送中国官府查处斩首示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大怒，派兵进攻科布多，胁迫卫拉特蒙古人1万多人到了外蒙，“其中土尔扈特人达5000多人(杨增新著《补过斋文牍》戊集四，民国三年一月十三日)。”土尔扈特密什克栋固鲁布，坚决反对哲布尊丹巴分裂祖国的行为，于1913年5月16日毅然举行起义，要求南迁吉木萨尔县，中国政府即予支持慰勉。1913年8月20日，密亲王只带回了土尔扈特部2000多人回来，以后又陆续通过各种渠道逃回2000多人，其余仍被羁留。他们曾多次要求回到中国。由于当时沙俄政府干涉，中国政府的软弱无能，至今仍留在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他们的后裔主要从事畜牧业，少数从事和畜牧业有关的手工业。信仰藏传佛教，至今讲托忒蒙语，使用托忒蒙文，许多风俗习惯至今和中国的土尔扈特人相同。零星居住在土耳其、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国、马来西亚、印度等国家的土尔扈特人，他们有的是苏联卫国战争末期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有的借口回到祖国亲人那儿去，取得签证出苏联的(见A多尔济著《卡尔梅克人概略》第3页)。当时中国新疆伊犁正在进行三区革命，国内抗日战争到了最后最艰苦阶段，以后中国内战又起，他们就没有回到中国，而是怀揣签证，到了德国慕尼黑难民营，这些难民，以后辗转到了各国，成了这些国家的新移民。他们第二代、第三代已经成了所在国的一员，但仍然信仰藏传佛教，一些零星散居在各国的土尔扈特人很少有改变宗教信仰的。究其原因，一是怕忘掉了祖宗，二是怕祖国的神忘掉了他们。在这种心理中，他们一般在家供佛念经，有条件的还自建喇嘛昭供佛。零散居住在各国的土尔扈特人一般从事经商。散居的土尔扈特人为3000多人。 从当今土尔扈特人在世界各地的分布情况看可以称其为世界性的民族，生活在国外的土尔扈特人总数为80000余人，多数人信仰藏传佛教，并有自己的喇嘛昭，大部分已经不从事畜牧业
天山北部斋尔的问题解决土尔扈特汗渥巴锡部众被安置于斋尔地方后,远途劳顿虽告结束,但生活上的各种困难却接踵而至。归纳起来,存在如下四种问题:
首先是温饱问题。土尔扈特部众离开伊犁前往斋尔时,按人数领取了粮食和羊作为路途所需盘费。到达斋尔之后,虽然按月发放口粮,但仍不能彻底解决温饱问题,其根本原因有三: 一是渥巴锡部众系远道来归,路途历尽艰辛,踏上故土之时已是粮尽炊断,衣不遮体,牲畜殆尽。也就是说,土尔扈特人众几乎不具备任何自救能力,需要依靠他人帮助。二是塔尔巴哈台地方本属极边,物资匮乏,储粮原本无多,当地有限的资源无法满足数万之众生活之需。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安泰最初得知数万土尔扈特部众将安置于斋尔,其本能的反应就是塔尔巴哈台所存粮食本是比照当地近两千名驻防官兵的数目储备的,如果按照以每人每日三合三勺粮计,每人每月给粮一斗、十人合给羊一只的标准按月发放,估计土尔扈特人众即便只有五万,当地粮食也只能支撑四个月。何况安泰所制定的标准,按照乾隆帝的说法,十人合给羊一只,作一日之餐尚可足食,要作为一月口粮,谈何容易。三是土尔扈特东归壮举,虽经渥巴锡等人详尽筹划并实施,但中间少了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未曾与清廷通信联络。清廷在事先不知情,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做出应急反应,也需要一个过程。清廷在了解了土尔扈特人众的窘境之后,几乎是动员了全国的力量来帮助土尔扈特人渡过难关。据镌刻于至今耸立在承德普陀宗乘之庙院内石碑上的乾隆帝亲自题写的《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记载,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及内蒙古等地各族人民捐献物品计有:“马牛羊二十余万头、米麦四万多石、茶两万余封、羊裘五万余件、棉布六万余匹、棉花近六万斤、毡庐四百余具”。除此之外,清廷还拨专款采办牲畜、皮衣、茶米等等,尽力接济来归的土尔扈特人众。清廷所做的这些努力,对贫困中的土尔扈特人固然是雪中送炭,但所有运作过程,需要耗时耗力,不可能瞬间齐备。因此,土尔扈特人众所得到的资助是陆续的,存在时断时续的问题。
其次是疾病流行。据署伊犁将军舒赫德奏称:“此辈投出之时,正值严寒,隆冬时节从原地起行,至夏季始抵于此,途中又遭兵事,其蒙古包、帐篷等悉被遗弃,风餐露宿,行抵大瀚海数日不得水,故见水则不管其好坏即饮,食倒毙牲畜之肉,腹涨而死。又因汗病死亡者甚多。即便未受穷困饥馑之苦者,亦俱勉强到达。” 可见,土尔扈特部众到达伊犁之时,已深受疾病侵害。尤其是渥巴锡部众,在回归途中一路冲锋陷阵,其损失最大,病弱伤残者也最多。鉴于渥巴锡部众这一贫病交加的情形,清廷加以区别对待,凡病弱伤残者,约15 000余人,一律暂行留在伊犁,安置于伊犁河南岸克特曼、双科尔等地养病,使之免于再受路途颠簸之苦,惟将尚属强壮、能够坚持行走者迁往斋尔。但这部分渥巴锡部众到达斋尔之后,一种不幸突如其来,天花开始在渥巴锡所属部众中流行,本已很脆弱的生命抵御不了瘟疫的肆虐,许多人因此而丧生。渥巴锡的妻子、女儿染患天花,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 十月二十二日同日病殁。十一月初三日,渥巴锡的母亲又因染患天花而病殁。到了十一月二十七日,渥巴锡之五岁幼子阿苏盖出天花亡故,最后仅剩一婴儿。渥巴锡部众出天花不已,不断有染患者,而痊愈者极少。此间男女老少22 490余口,相继亡故者3390 余口,次年正月领取口粮人数仅为19 000余口。渥巴锡遭此不幸,乾隆帝很是同情,立即谕令护送渥巴锡等从避暑山庄返回游牧地的户部侍郎福康安加以开导安抚,并转赏银两要渥巴锡回至游牧地后用于为其亲人念经超度。还考虑渥巴锡在思想上会有波动,即一是担心渥巴锡面对丧亲之痛会对自己的来归之举产生悔意。二是与其邻近的策伯克多尔济、巴木巴尔等部中并无天花流行,因此怕渥巴锡会怀疑清廷指给自己的牧场不佳,以至于会有过激行动。基于这种考虑,乾隆帝要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伊勒图在安抚的同时,须不露声色地加以防范。渥巴锡离开避暑山庄,一路缓行,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 正月十二日才返抵其游牧地博湖图,但为避痘疫,并未深入其游牧地,只是住在边缘地带,直至月余之后据报尚未去探视其幸存的婴儿;所属斋桑等来见,也不准进蒙古包,只是命人传话。也许正是这些防范隔离措施,使渥巴锡逃过一劫而得以幸存。这年年底,疾病和天花再次流行,又有不少人死亡。天花不仅夺走了数千人的生命,而且也使幸存者产生了恐慌心理,包括渥巴锡本人在内的部众都不愿再在斋尔居住,他们希望能有更好的生存环境。
再次是畜牧不旺。渥巴锡部众回到故土之时,所带骆驼、马匹、牛羊所剩无几,严重影响了日后牧业生产的发展。清廷通过募捐和购买等手段调集大量牲畜分发给来归之众,仅来归当年分发的牲畜就达200 000头之多,其中100 000头牲畜是作为维持生计的孳生牲畜发放的。但正处于贫困中的土尔扈特人并未像清廷期望的那样很好地牧养这些牲畜,而是将大多数牲畜偷杀食用。我们不妨从以下数字了解当时的情况,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 底,“巴尔品所管默们图等游牧,孳生牲畜原为一万零四百一十八头,现剩三千六百九十六头,仅剩三分之一;萨喇善所管策伯克多尔济等游牧,孳生牲畜原为七千七百一十九头,现剩一千四百八十余头,仅剩七分之一;阿思哈所管渥巴锡游牧,孳生牲畜原为三万七千四百六十四头,现仅剩九千二百七十四头,仅剩四分之一”。可见,其牧养牲畜数目在急剧下降。在此暂且不论策伯克多尔济等人游牧牲畜减少的原因,但就渥巴锡部来讲,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给养不足,清廷尽管调拨了大量粮食、牲畜用来接济,但毕竟被接济人口众多,物资供应许多时候还是捉襟见肘。二是在渥巴锡前往避暑山庄觐见乾隆帝期间,代为管束部众的渥巴锡之妻染患天花亡故,部众一时无显要首领管理,外加时值冬季,因此随处移动,各寻背风处躲避风寒,住处逐渐分散,远离了清廷派往管理大臣的驻地,给收束管理带来了难度。尽管管理游牧的大臣等一再嘱令各个斋桑等严加制止,但宰杀孳生牲畜的现象还是屡禁不止。渥巴锡游牧地流行天花期间,许多人由于其亲属患病,将清廷拨发的孳生牲畜偷杀熬汤,用于为患者滋补,也有部分患者分到的孳生牲畜,因无力喂养,被他人盗去偷杀。
等到渥巴锡从避暑山庄回到伊犁,伊犁将军舒赫德将其游牧地的详细情况一一告知,并要渥巴锡回到游牧地后一定要严加管束部众。渥巴锡也不愿坐视盗风日盛,尤其后来发展到偷盗管理游牧大臣等人的马驼,就连渥巴锡自己的坐骑五匹,也在其住处附近被盗,因此采取了一些很严厉的措施。先是将伊犁将军缉获解送的六名盗犯“, 在其蒙古包附近责打,灼其左眼,用火镰烙其脸颊”。继而用托忒文颁布两份布告,其中一份写:“盗羊一只以上,其拿获此贼之人,赏以百狮(土尔扈特人众所用货币) ;讦告之人,赏以十狮。”另一份写有“诸斋桑须好生管束所属之众,每日点数,倘有欲往他处者,经禀告准假方可。斋桑等倘不管束其众,复行偷盗,将免其职治罪”。10渥巴锡如此赏罚分明,偷盗之风略被遏制,但盗案仍有发生,以至于渥巴锡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将“一名偷驼之人,用斧击头而毙,悬尸于木示众,并宣称再行偷盗,拿获后概照此办理”。渥巴锡的这些措施,对维护其内部安定起到了一定作用。
渥巴锡游牧地孳生牲畜的锐减,直接影响了渥巴锡部众的生计,为以后的生产自救及发展带来了困难。渥巴锡返回游牧地之时,其部众所剩马匹已很少,但骆驼尚有6000 余峰,因此舒赫德为其生计考虑,要阿思哈告诉渥巴锡:“倘以尔等之驼换取牛羊立业,则现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厄鲁特等尚有少许牲畜,我等为尔等通融办理,视其自愿赶至牛羊,换取尔等骆驼,尚可利裨尔等生计。” 渥巴锡虽然同意交换,但厄鲁特、察哈尔可供交换的牛羊也不多,厄鲁特所报用来贸易羊只也就2000 余只。为了加强解决困难的力度,又决定从达里岗爱等官牧场途经塔尔巴哈台送往伊犁等地的羊只内“, 动拨二三万只,由塔尔巴哈台遣派官兵,命与渥巴锡属众,或以驼只,或以银两贸易”。 这些易获牲畜仍不能满足渥巴锡部众生产、生活之需。因此渥巴锡提出派人前往青海、喀尔喀蒙古地区,或与哈萨克易换牲畜,但未得到清廷允许。最后渥巴锡派出商队携带银两、骆驼,前往库尔喀喇乌苏、博罗塔拉、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以伊犁将军舒赫德等人奏定“头等驼一峰折羊二十五只,二等驼一峰折羊二十只,带牛犊乳牛一头折羊十只,牛一头折银四两,羊一只折银七钱,重七钱银币折银三钱”之例进行贸易。现根据档案粗略统计,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 渥巴锡部众迁居珠尔都斯为止,渥巴锡派出的商队通过贸易,共换取牛马600 余头、羊近40 000只。这一贸易活动,确实有助于解决渥巴锡部众生活中的燃眉之急,从交易过程中拒购当时不能挤奶及怀羔羊只的情况看,贸易目的还是重在解决生活困难,对生产发展所起的作用并不十分明显。
再次是务农不善。清廷在平定准噶尔之后,调迁满洲、察哈尔、索伦、达斡尔、锡伯等八旗兵前往伊犁等地驻防实边。这些驻防兵在征战巡边的闲暇,亦耕亦牧,收到了农牧丰收、社会安定的实效,清廷在借鉴此经验的同时又基于防止土尔扈特人众因专事游牧力量逐渐强大的顾虑,在土尔扈特回归之初就确定了令其“农牧并举”的方针,计划“明年春季,由伊犁、塔尔巴哈台、乌鲁木齐再酌情拨给彼等籽种,令其耕种”。至于安置在斋尔的渥巴锡部众究竟在何处种地为宜,管理渥巴锡部众的三等侍卫阿思哈经过派人勘查,称“惟有布鲁勒地方堪以耕种。据闻,塔尔巴哈台厄鲁特去年曾于果哲尔德地方耕种,果哲尔德距布鲁勒甚近,本年若令厄鲁特仍于彼处耕种,相互混杂,似属烦琐,将厄鲁特等另行拨地耕种方善。再,斋尔之舒鲁斯泰、乌兰霍托、多罗诺图、楚尔、擦勒海、博湖图、布尔噶苏泰、达尔达木图等地,为过冬之地,春夏不可居此。现游牧皆已迁出,移牧于乌尔图布拉克、雅玛图、沙喇霍洛苏等草原。察哈尔等倘于沙喇霍洛苏地方种地,不可在土尔扈特游牧之中,令察哈尔等在他处种地,则于事有益”。最后确定“抽一千人携眷安置布鲁勒种地,命渥巴锡游牧人等,俟至三四月,由果哲尔德向东南游牧,夏秋在雅玛图、斋尔西礼、喀喇麦礼游牧,冬季在乌兰霍托、楚尔、撒勒海等地度过”。 所抽1000 人,考虑其不会种地,原定每人只种10 亩,并拨给了所需麦种。及至渥巴锡回到游牧地,看到部众极其困难,也认识到种地比较有益,遂向管理游牧的侍卫阿思哈要求多种地亩,因此又决定增拨粟黍籽种200 石。确定耕种地点、人数、亩数以及调拨籽种等前期工作结束后,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 三月,渥巴锡部众耕种了青稞、麦子,并陆续出苗,四月二十日前又赶种了粟,耕种面积达13 000亩。只是土尔扈特蒙古原本是游牧民族,不谙农事,虽经清廷拨给籽种、农具,挑派绿营兵教习耕作技术,但毕竟是一厢情愿的事,其耕种者本身并无生产积极性。据阿思哈报称,渥巴锡部众在“月初领取口米后,半个月间尚各奋力,二十日以后则怠惰推诿,耕作不力。照料种地土尔扈特人众之护军校常春、教习耕种千总安成福等尽力开导敦促,方勉强种齐,此外再不能增种”。17 原先决定增拨的200 石粟黍籽种,也只种了起先运到的40 石。渥巴锡部众种下粮食后,也未善加管理,却远牧他处,再加这年雨水稀少,山水短缺,渥巴锡部众只是作法祈雨,也未找水源引水灌溉,天旱地干,所种作物长势不佳,及至最后,全都枯黄,基本颗粒无收。
面对如此结果,乾隆帝除严厉训斥阿思哈办事不力外,再次颁旨接济,并同意舒赫德等人分散渥巴锡部众(迁往博罗塔拉、塔尔巴哈台1500 户,迁往伊犁1900 余户) 的方案,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 初始,实际迁往博罗塔拉、伊犁的有1265 户。至于留在斋尔的渥巴锡部众,则拟令“遣派三千二百人,在布鲁勒、沙喇霍洛苏等地,耕地四万余亩。所需籽种两千七百余石,官为拨给”。18 后核计仅耕这些地亩仍然不敷一年口粮,又拟于额敏河以南地方耕种18 000亩,并增调土尔扈特男丁850 人,加拨籽种1600 石,耕畜由1500 头增加到2000 头,农具则由乌鲁木齐调运,分在六处耕种,派60 名绿营兵教习耕作,由守备安成福督办,至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中旬,麦、粟、黍三种作物全部播种完毕。清廷期望土尔扈特汗渥巴锡游牧“存留男妇大小共一万三千一百余口”,通过这60 000亩地、4400 石籽种,到秋天能收获粮食35 000余石,以解决“该游牧一年需口粮二万七千余石,尚可余粮七千余石,以为明岁籽种之用”。19 好在这年雨水充沛,作物长势极好,六月底已有收获。从收成上来讲,这年已比上年大有成效,但务农毕竟有违渥巴锡部众的生活习俗,种地之后需要管理灌溉,种地就意味着定居,就再不能寻觅冬暖夏凉的地方随意迁移,游牧民族受不了这种束缚,渥巴锡部众种地实在是一种无奈之举。
另外,由于缺粮饥馑和疾病流行等原因,渥巴锡部众潜逃事件也偶有发生,凡被获者,均受到惩处。这些逃亡事件的出现,对稳定人心和共同克服所面临的诸多困难,毫无疑问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面对以上种种问题,渥巴锡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佳方案就是另选地方迁移,离开斋尔这个天气寒冷且邻近哈萨克使其部众易于逃窜的地方。渥巴锡向伊犁将军舒赫德提出自己的想法,请求另行选址安置。伊犁将军舒赫德基于当时渥巴锡部众的实际情况,表示同意考虑,但关键问题是找到合适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