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底斯堡战役简介(Battle of Gettysburg )
1863年7月1—4日，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南北两军在葛底斯堡进行的一次重要的战役。 也有一种翻译叫做“盖茨堡战役”。
7月1日联邦军作战不利。希尔和尤厄尔指挥的南军第一军到达葛底斯堡，兵力处于优势。在此关键时刻，北军将领汉考克集合逃散的士兵，驻守公墓岭抵抗。此公墓岭是个利于防守的阵地，露出地面的石灰石岩层，呈鱼钩形，凸出的那一面朝向西方和北方，正对着南军。从南面和东面赶来支援的北军正好沿岭布防。南军采取包围态势，其右翼位于半是森林的学堂岭与公墓岭平行。南军猛攻联邦军左翼，北军据险抵抗未能攻克，罗伯特·李决定第二天发动攻击。
7月2日傍晚，尤厄尔率领南军又猛攻联邦军右翼，冲上卡尔普斯山的斜坡，北军一时出现险境。罗伯特·李认为机会已到。但是南军援军尚未赶到，尤厄尔不出一个小时便被击退。7月3日，罗伯特·李向米德军的中央猛扑过来。午后1时，南军向公墓岭发炮，联邦炮兵加以还击，双方大炮对击了一个多小时，接着罗伯特·李命令皮克特率军向联邦军中央阵地进攻。皮克特的身穿灰色军装的南军越过旷野和草地，稳步向前推进。穿着蓝色军服的联邦军则用密集的炮火和雨点般的子弹射向敌军。南军士兵要穿过一块将近1英里宽的开阔地，他们就成了隐蔽在工事后面的联邦军的射击活靶子。等到南军冲到公墓岭山脊的联军防线时，他们的人数已伤亡了一半。接着就是短兵相接的白刃战。南军已到达北军最坚固、也是最后的一道防线。北军的伤亡也很大，几乎有些支持不住了。当时，南军将顶阿米斯特德把军帽挑在指挥刀的刀尖上，跃过石墙跳进联邦军的工事，跟在他后面的还有100多人。蓝色的弗吉尼亚军旗在公墓脊峰上飘扬。这时联邦军迅速向被攻破的缺口合拢过来，将这100多人包围在里面，阿米斯特德的那些士兵不是被打死就是作了俘虏。公墓岭阵地终于守住了。
7月4日夜间下了一场滂沱大雨，波托马克河水位上涨，使罗伯特·李无法撤过河去。林肯曾要求米德赶紧抓住这个时机，歼灭敌军。但米德召开丁一夜作战会议，坐视波托马克河水位退落，李将军带领余部顺利撤退。这使林肯深为懊恼，不过他还是称赞米德在葛底斯堡战役中的贡献。罗伯特·李以为战役失败的责任全在自己，提出辞去弗吉尼亚兵团司令职务，未被戴维斯批准。
葛底斯堡战役点评葛底斯堡战役是到那时为止的美国历史上流血最多的一次战役。联邦军死伤和失踪2.3万人，南军2.8万人。米德将军在战斗期间向各军下达了一道道重要命令，对战斗的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葛底斯堡战役是南北战争的转折点，从此，南军失去战略主动权，再也未能向北进军，联邦军队转入进攻。葛底斯堡战役的胜利，更加坚定了美国人民夺取最后胜利的信心。正象4个月后林肯在葛底斯堡战场举行国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礼时，发表的那篇不朽演说中所说的：“我们要从这些光荣的死者身上汲取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他们曾为之竭尽全部忠诚的事业；我们要在这里下定最大的决心，使这些死者不致白白牺牲。”
如果仅让我们找出导致南军在这次战役中失败的一个因素的话，我们选择的因素很可能是斯图尔特在关键时刻不在交战地域。但是要找出导致北军胜利的最重要因素，就更加困难，除了小圆顶一带的作战行动以外，也许再也没有其他任何单个行动格外引人注目了。因而，胜利的奖章应该授予善于指挥防御作战的米德。
如果我们同意是斯图尔特的越轨行为致使李因情况不明而输掉了这次战役，那么，这就再一次表明：没有准确的情报，就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个人的品格——过于自负——也会给战役的进程造成不利影响。
有时也听到这样的言论，说米德是他的两位军长——霍华德将军和汉考克将军——的傀儡。这种看法不太公正。不要忘记，米德是在非他选择的地域，在一次重大战役开始前仅一个星期出任波托马克军团指挥官的，而且，在战役的最初阶段他就失去了一位最好的将领。不仅如此，经过第二天的战斗之后，联邦军应该坚决固守而不是(象过去经常所做的那样)撤退的决定，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由米德作出的。他指挥各军(有时甚至各师)坚守受进攻之敌威胁地段的方法也是无懈可击的。
葛底斯堡战役过程威廉·西摩 [英]
[出自《世界上二十次重大战役中的决定因素》]
在马尔文山之战和葛底斯堡战役之间的12个月中，不仅发生了数次激烈战斗，而且联邦军指挥官更换频繁。李(Robert E. Lee) 将军仍是北弗吉尼亚军团的指挥官，对于他来说，这十几个月中最可喜的事情无疑是“石壁”杰克逊在“七天战役”之前就已充分显露出来的才干又开始锋芒毕露。杰克逊的首次胜利是在1862年8月9日取得的，他在戈登斯维尔以北的塞达山打败了他的宿敌班克斯将军率领的一支联邦军队。
当麦克莱伦仍在半岛的时候，林肯便任命约翰·波普少将统率麦克道尔、弗里蒙特和班克斯的3个军保卫华盛顿。8月底，李再次制定了一项大胆的分兵进击计划。他打算在拉帕汉诺克河一线牵制波普，同时让杰克逊绕到波普的后方，摧毁他的基地。但是波普发觉杰克逊的行动后便撤至马纳萨斯枢纽站。李跟踪追击，与杰克逊的部队一道，在8月29日至30日第二次马纳萨斯战斗中，打败了波普。但这是一次收获甚微的胜利，李损失了近20%的兵力。同时，李在近期内也无法向前推进，因为麦克莱伦已从半岛赶到，他的数量占优势的部队正在向李逼近。
9月初，李由于急需给养和被服，遂率部向储有大量物资的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进发。他再次冒险分兵两路，一方面派杰克逊消灭哈珀斯渡口和马丁斯堡一带的敌军，另一方面派朗斯特里特进军黑格斯敦。该计划的副本落入麦克莱伦之手。他如果利用这一情报肯定会彻底打败北弗吉尼亚军团。然而，麦克莱伦对此不屑一顾，这使李有时间重新集结他的部队，于9月17日实施沙普斯堡之战(即安提坦之战)。这次战斗没决出胜负。李付出了巨大代价，伤亡1.3万人。麦克莱伦暂时制止了南军的入侵。
几天后，北弗吉尼亚军团再次渡过波托马克河，首先退到欧佩奎恩河，后又退到库尔佩珀县府所在地。麦克莱伦不慌不忙地向沃伦顿运动，11月7日，他在那里得知，博恩塞德将军已经接替了他的职位。博恩赛德原打算在阿奎亚河附近建立营地，尔后经弗雷德里克斯堡向里士满推进。可是，博恩赛德与麦克莱伦一样慢慢腾腾，这使李得以集中兵力，在俯瞰弗雷德里克斯堡这座小镇的高地构筑坚固防御阵地。博恩赛德于12月11日和12日渡过拉帕汉诺克河，他这支约12万人的部队在12日向南军进攻了一整天，但南军阵地固若金汤，北军一再被打退，损失惨重。李的胜利已垂手可得，但位于斯塔福德高地上的联邦军炮兵阵地对南军造成了很大威胁，李无法将成功的防御转为进攻。
1862年至1863年的冬天比较平静。博恩赛德于1862年12月15日再次渡过拉帕汉诺克河。次年1月，他的职位由胡克少将接替。北弗吉尼亚军团在罗亚尔堡和美国堡之间建立防线，准备迎击拉帕汉诺克河对面的波托马克军团。4月底，胡克试图包抄李的左翼，从而引发了5月1日至4日的钱瑟勒斯维尔之战。虽然南军赢得了这场激战的胜利，但李不仅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反而因失去了杰克逊而悲痛万分。此次胜利的另一个副作用是，李对自己能够狠揍联邦军的盲目自信更趋膨胀。他对联邦军士兵一贯持藐视态度。事实上，波托马克军团在钱瑟勒斯维尔之战后不久便恢复了士气，李认不清谁是坏士兵，谁又是坏将领领导下的好士兵。
在一种无往而不胜的盲目乐观情绪的支配下，李没有派部队前往密西西比河流域支援受到格兰特和罗斯克兰斯严重威胁的南部同盟的部队，反而率北弗吉尼亚军团进犯宾夕法尼亚。李出此举自有妙算。弗雷德里克斯堡对面的波托马克军团的阵地易守难攻，如将该军团诱至波托马克河以北，李可能会找到更有利的机会与其决战，并使在冬季占领谢南多亚河谷南部地区的南军部队从那里脱身。南军急需各类补给品，向北方各州进军可以得到大量储存物资。此外，李决定这样做还有一些更深的谋算，如给北方主和派以口实，鼓励外强站在南方一边干涉美国内政，等等。然而，入侵北方不但不会加剧北方各州的分裂，反而会使它们更加团结。而且，划时代的《解放宣言》的发表(1863年1月1日)将使原来或许存在的欧洲国家对南方的同情转向北方。《解放宣言》宣布，所有奴隶即日起获得自由。
出于上述考虑，李于6月3日开始从拉帕汉诺克河向北机动。在北进之前，他将军团的所有步兵编成了3个军，每个军下辖3个师，第1军由朗斯特里特将军指挥，第2军由尤厄尔将军指挥，第3军由安布罗斯·希尔将军指挥。军团的野战炮兵编成了15个炮兵营，每营下辖4个炮兵连。“杰布”·斯图尔特将军指挥6个骑兵旅和1个马拉炮兵营。从李的侧翼冒进和他在敌方领土使部队疏开几英里的做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胡克的蔑视。希尔的1个军暂时留下监视拉帕汉诺克河一线胡克的部队，朗斯特里特和尤厄尔的2个军则向库尔佩珀，进而向蓝山进发。胡克可轻而易举地抢占蓝山山口，将南军割裂开来，彻底击败之，但他没能抓住这个时机。
胡克确实曾命令第6军指挥官塞奇威克将军派部队渡过拉帕汉诺克河进行侦察，这次行动引发了布兰迪车站的那场骑兵战。尽管这次战斗是一次遭遇战，但它的意义非同一般，因为它第一次表明，北军的骑兵比南军骑兵毫不逊色。这次战斗发生在6月9日，它使北军的骑兵指挥官普莱曾顿将军得到了李的部队正在北上的确切情报(因为尤厄尔的军正沿谢南多亚河谷向温切斯特进发)。因此，胡克于6月13日离开了弗雷德里克斯堡，他的北上路线正好与李的进军路线平行。
6月14日，尤厄尔的第2军在温切斯特击败了米尔罗伊将军的北军。鉴于胡克正从右翼赶来，李直扑波托马克河。朗斯特里特沿蓝岭东侧进军，尤厄尔部和希尔部(此时已归队)则沿谢南多亚河谷前进。6月15日至22日，尤厄尔的军在谢泼兹敦渡过了波托马克河，希尔的军也于24日至26日在同一地方渡过了该河。6月24日至26日，朗斯特里特也在威廉斯波特渡过了波托马克河。
在大约一个星期以前，李决定将斯图尔特的骑兵分散使用，他的这一决定成了影响葛底斯堡战役的进程，甚至很可能是该次战役结局的五大因素之一。李让斯图尔特的2个骑兵旅留下来严密护卫自己的本队，派詹金斯的骑兵旅随尤厄尔的军担任前卫，命令斯图尔特率余下的3个骑兵旅在联邦军的右翼行动。斯图尔特的任务是保护先头部队(尤厄尔的军)的侧翼和传递情报。直到葛底斯堡战役开始，李才又重新得到斯图尔特的消息。
胡克于6月25日至26日在爱德华渡口渡过波托马克河。次日，他向哈勒克将军(联邦军总司令)呈交了一份作战计划，但遭到了哈勒克的否决。这种事情的发生已不是第一次了，胡克一气之下递交了辞呈。6月28日，米德将军接过了波托马克军团的指挥权。这时，尤厄尔的先头师已经到达卡什镇，朗斯特里特和希尔的部队也已分别进至钱伯斯堡和费耶特维尔。由于斯图尔特的骑兵不在，李对米德的行踪几乎一无所知，但好在一位名叫哈里森的朗斯特里特的私人情报员向李提供了情报，李才得知米德已渡过波托马克河，才认识到一次战役迫在眉睫。因此，李急忙命令在广大地域行动的各师部队向葛底斯堡以西8英里的卡什镇集中。至此，南北双方的各路大军都与葛底斯堡距离不等地集中在该城的周围，但任何人都没想到一场恶战即将在那里发生。
6月30日，希尔军的一位师长赫思将军派下辖的一个旅到葛底斯堡城来采购皮鞋，此举决定了这次会战的地点。这个旅的士兵遇到了前来堵截南军的一支联邦军的骑兵部队，于是返回汇报情况。第二天，希尔(李尚未到达卡什镇)命令赫思与彭德的2个师向葛底斯堡前进。当这2个师行至该城以西1英里的麦克弗森岭时，该战役的第一次战斗打响了。这2个师的部队，特别是赫思的部队，打得非常艰苦。可是，一旦密执安州第24团和来自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另外2个团溃逃后，其他的北军部队便败下阵来，一直退到葛底斯堡城外。
在这次初战中，进攻麦克弗森岭的南军被赶了回去，但北军也因失去了一名最优秀的将军(约翰·雷诺兹)而遭到重大打击。与此同时，南军和北军的各个师都在火速向葛底斯堡集中。最早赶来的是联邦军的第1军和第11军，它们占领了葛底斯堡城西和城北的阵地。李早已命令尤厄尔率领他的师由卡什镇向葛底斯堡推进。到7月1日中午，罗兹的师已占领橡树岭，但联邦军第11军很快赶至，与其形成严重对峙态势。赫思的师——该师后来得到希尔军的另一个师的加强——则咬住了联邦军左翼的部队(大部分联邦军是道布尔戴将军的第1军)。
现在，谁先得到增援关系重大，因为双方都在拼命抢时间。结果，沿哈里斯堡路而来的尤厄尔部的厄尔利将军首先率部赶到，联邦军的阵地因而变得岌岌可危。李来得很及时，正好亲眼目睹了联邦军的狼狈景象：第11军正穿过葛底斯堡向公墓山地区行进，正遭受沉重打击的第1军在塞米纳里岭还没有站稳脚跟，就又穿过中间的空旷地，向公墓岭逃去。
李巧妙地迅速集中了兵力。现在他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他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将敌军赶回到尚未到达战场的各个军的营地，他就会赢得这次战役的胜利。但事情并没有象他预想的那样发展，因为就在这个时刻出现了5个因素之中的第2个因素。卡尔普山是战场北部的一个关键地物，但南军却未将它占领。那天晚上，南军本来可以占领它，并卷击北军的整个防线，但尤厄尔将军觉得那不是他的任务。到第二天上午他想这样做时，已经太迟了。实际上，在那天的战斗中，联邦军至少有1万人伤亡或失踪，另有5000人被俘。
7月1日至2日夜间，联邦军抓紧时间加固了他们的阵地。凌晨1时，米德将军和他的指挥所人员从托尼敦赶到。借助黎明的曙光，他骑马巡视了北军坚固的阵地：第11军在公墓山的半圆形阵地一直延伸到卡尔普山(该地物本来应该在南军的手里)；防守卡尔普山的是第1军的沃兹沃思师，该师的当面是第一天未能及时参加战斗的尤厄尔的1个师。第二天接近中午时，第12军占领了沃兹沃思师右边的阵地。第1军位于公墓山之后，第2军的海斯师配置在齐格勒斯格罗夫，第2军余部和第3军部署在从齐格勒斯格罗夫到小圆顶的公墓岭一线。在第6军到达之前，先来的第5军担任预备队。这是一个非常坚固的阵地配系，尽管有些人认为，第3军的指挥官西克尔斯将军擅自派部队前出占领高地上的一个突出部危及了联邦军的整个防御体系。
在一次非正式的，并且多少有些仓促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南军将领们发表了很多极不相同的意见，但会议最终还是决定，在米德的部队完全集中起来之前向北军的阵地发起攻击。经过第一天的战斗，李的自负心理无疑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一支深入敌境，靠就地取粮的军队当然需要主动出击，然而，由于斯图尔特的骑兵不在身边，李无法得到确切的情报，他的这一决定是极为冒险的。
南军的进攻出发线显然是塞米纳里岭，该地物比公墓岭要长，距东面的浅谷只有约1英里。在前一天的战斗中充当主攻部队的尤厄尔和希尔的2个军扼守在塞米纳里岭北端和葛底斯堡地区的阵地。尤厄尔的部队面对北军的右翼，希尔的当面是北军防线的中央。朗斯特里特的部队到达较晚，尽管暂缺皮克特的师，仍担任南军的右翼。
李决定以朗斯特里特的军向联邦军防线的左翼实施主要突击，并命令在朗斯特里特打响后，希尔立即突击在敌防线中央的公墓岭，尤厄尔采取配合行动，攻击敌右翼。这时，此次战役中的第三个关键事件发生了。由于种种原因，朗斯特里特(他本来就不赞同这个计划，曾强烈要求包抄敌军的侧翼)把进攻时间推迟了几个小时，并在发现自己正处于敌军监视之下后，进行了不必要的长距离反向行军。这不仅使米德得到了向前调动预备队的宝贵时间，而且还使下午2时左右到达的联邦军第6军正好赶上参加战斗。
西克尔斯的前出阵地从皮奇果园一直延伸到一片裸露的岩层，他的左翼就紧紧依托这片被恰当地称为“鬼穴”的岩石断层上。为了攻下这一相当坚固，但却暴露的前出阵地，朗斯特里特最终(大约下午4时)动用了1.2万人。他的2个师从赫尔岭出发后成一路纵队前进，前卫由麦克劳斯的师担任。麦克劳斯的师行至皮奇果园的当面后，便向左展开，让胡德的师从它的后面赶上，与它的右翼相接。这次战斗，特别是“鬼穴”一带的战斗，打得格外激烈，足足持续了2个多小时。渐渐地，联邦军被赶出了阵地，他们一面后撤，一面英勇还击。
就在朗斯特里特发动进攻之前，米德曾骑马来见西克尔斯，并表示他不赞同这位将军将部队朝前部署的决定。他一眼就看出西克尔斯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是守不住这一突出部的。而现在，鉴于南军的压力很大，他便策马离去，命令赛克斯的第5军前来增援，并派他的工兵指挥官沃伦准将观察并向他报告左翼似乎正在出现的危险情况。此举引发了此次战役中第四个决定这次战役结局的，出人预料的事件。沃伦为确保小圆顶的安全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小圆顶失守，米德的左翼将被包抄，并受到南军火力的纵向打击。
米德的左翼虽然得以免遭攻击，但危险并没有过去，因为联邦军防线中部出现了多处缺口，而从右翼调来的部队只堵住了部分缺口。这为尤厄尔提供了卷击被削弱了的北军右翼的机会。尤厄尔得到的命令是协同朗斯特里特发动进攻。他的行动构成了对此次战役进程具有极大影响的五大因素中的最后一个因素。他在第一次进攻中没有与朗斯特里特协调行动，发动得实在太晚了，而第二次进攻又被取消了。就这样，他从此永远失去了卷击联邦军右翼的大好时机，因为当天夜里，米德就把调走的几个团又调回到卡尔普山地区。
第二天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在这一天，双方士兵都英勇作战，但指挥官却多次失误。南军在右翼占领了一些阵地，双方都蒙受了重大伤亡，但都未取得决定性胜利。在7月2日至3日夜间召开的军事会议上，米德决定继续进行防御作战。但是，李却斗志昂扬，乐观向上，他一门心思地想实施进攻作战。现在，李又得到了3个旅(皮克特的师已经赶到)，斯图尔特的骑兵也终于回来了，李还在米德的两翼各得到了一个立足点(尽管这两个立足点都很不稳固)。
李没有采纳朗斯特里特提出的实施翼侧进攻的建议，决定对敌中部防线(现在北军的中部防线比两翼都要脆弱)实施正面攻击，并派他的骑兵在联邦军的东侧和后方巡逻，以袭扰撤退的北军。这一天，双方进行了直接交锋，不象前两天那样机动迂回很多，其中最精彩的部分便是皮克特师发起的场面壮观，但效果不大的冲锋。
7月3日凌晨，尤厄尔在卡尔普山的前沿部队遭到联邦军第12军的攻击，战斗从凌晨4时一直进行到上午11时，结果尤厄尔的部队被击败，因此，他们对当日南军发动的主攻已经起不到多大支援作用了。南军的主攻是下午1时打响的，南军的138门大炮发出了雷鸣般的吼声。下午2时40分炮击停止后，朗斯特里特命令皮克特师发起进攻。1.1万名南军士兵(包括皮克特师以及安布罗斯·希尔军所有3个师的部分人员)跨过河谷，问公墓岭的敌军，向着他们的“地狱之门”冲去。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双方的数百名士兵在炮弹和枪弹的打击下象割草机下的杂草一样纷纷倒下，但仍未决出胜负。到黄昏时分，皮克特只得发出撤退的信号，那时，他的冲锋部队的伤亡率已高达67%。葛底斯堡战役就此结束。米德没有进行反击。第二天(7月4日)傍晚，李开始有秩序地向南方撤退。
几乎就在皮克特的部队蒙受巨大伤亡的同时，在战场东面大约3英里的地方发生了另一次作战行动。大约8000名联邦军骑兵迫使斯图尔特离开阵地，在非他选择的地方进行了一次战斗。这是一次用传统方式打的大规模战斗，持续了大约3个小时。因此，斯图尔特只得远离战场，无法对南军步兵实施增援。
在一篇论述这次战役的文章的结尾部分，温斯顿·邱吉尔这样写道：“他(指李将军)与他的伤兵和战俘走在一起。他损失了两门大炮，也输掉了这场战争。”。有些人争辩说，维克斯堡之役才是这场漫长而残酷的南北战争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可是，如果李在葛底斯堡消灭了米德的军队，南方很可能获得(即便是暂时的)独立。反之，由于李在这次战役中元气大伤，他再也无力入侵北方，无力凭借北弗吉尼亚军团再发动一场大规模攻势了。
在这次战役中有五大重要事件，倘若其中任何一件以不同方法处理，李都可能赢得胜利。不过，在进一步分析这些事件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看一看李本人的品行，因为胜也好，负也罢，他对这次战役的结果都要负全面责任。
无疑，李是一位杰出的将领，但与任何人一样，他也有错误，尽管总的来说，他的才能大于他的缺点。他不是一个好军需官，至少要对自己的部队经常衣衫褴褛，装备低劣和给养不足承担部分责任。有时，他对部下的要求迁就过多，对部下过分信任。这就导致了他的命令缺乏权威性，他的部下接到命令后往往自行其事。李的这些缺点在葛底斯堡战役之前和期间表现得非常明显。毋庸置疑，他的一些高级将领的表现也令他失望——这些在以后还会提到——但是，他自己也要对此承担一部分责任。
斯图尔特之所以铸成大错，根源在于他的性格。正如一位联邦军将领所说，他是“北美最优秀的骑兵指挥官”，这几乎是没有疑问的。他在双方军队中衣着最漂亮，并且总是在歌声中骑马投入战场，有时身边还有一个人弹奏班卓琴。他不仅温文尔雅，风度翩翩，而且还勇敢机智。他是位侦察敌情的高手，具有成为一位优秀的骑兵指挥官所需的一切素质。他的一大缺点是追求荣誉的欲望过强。遗憾的是，这往往源于一时的冲动，而不是理智的深思。
自从斯图尔特担任南军骑兵指挥官以后，他的部队一直给人一种战无不胜的印象。但到1863年6月9日李开始入侵北方时，南军骑兵的这种战无不胜的形象在布兰迪车站之战中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在以后的数日中，掩护李前进的斯图尔特的各骑兵旅不断受到联邦军新任骑兵指挥官普莱曾顿将军的袭扰。
有人指责斯图尔特在布兰迪车站之战中表现不佳。在那次交战中，南军骑兵伤亡523人。《里士满调查者报》载文写道：“如果这次战斗是为少数自负而愚蠢的军官取乐而举行的一次锦标赛，那么，出现这一灾难也许情有可原。”这话也许有点不太公正，但它却大大刺伤了斯图尔特的自尊心，并且无疑成了他要求在华盛顿以北渡过波托马克河直驱联邦军后方的主要动因。在一年以前的“七天战役”中，他曾成功地实施过这样一次行动，把麦克莱伦打得狼狈不堪。现在，他又有了一次进行光荣的敌后奔袭并恢复他稍稍受损的名誉的机会。
李需要得到情报，并认为斯图尔特的建议有可取之处。但他也知道，目前的当务之急是保护尤厄尔的第2军的翼侧。尤厄尔的第2军是南军的先头部队，首先沿谢南多亚山谷行进，尔后于6月22日渡过波托马克河，向钱伯斯堡挺进。鉴于自己的军团已成一线展开，李决定将斯图尔特的5个骑兵旅(詹金斯的旅已经派出)分散使用，以便得到更多的情报和掩护更多的部队。为此，他直接或通过朗斯特里特，多次向斯图尔特发出了措辞含糊并多少有点令人费解的指示(说指示是因为它们简直不能称为命令)。李要斯图尔特用2个骑兵旅保卫蓝岭山的斯内克和阿什比山口，监视胡克的波托马克军团(李对于该军团的行踪尚不清楚)，让其他3个旅进入马里兰州，以保护尤厄尔的翼侧，为李不间断地侦察敌军的动向。
朗斯特里特向斯图尔特传达李的这一指示时，又加上了自己的建议：“如果你认为能够办到，你就应该穿插到敌人的后方。”第二天，即6月23日，斯图尔特又接到了李的指示。李用下述至关重要的语言重申了朗斯特里特讲过的意思：“不过，你可自己判断是否能不受阻挠地绕到敌后，尽可能多地消灭敌军，并渡过山东侧的河流”。这正中斯图尔特的下怀，他迫不及待地采取了行动。6月25日拂晓，他便率3个旅从塞勒姆出发了。
此时仍是联邦军主帅的胡克正准备在爱德华渡口渡过波托马克河，斯图尔特与汉考克将军的第2军不期而遇。斯图尔特立即派人向李汇报此事。这是斯图尔特送出的唯一情报。此情报本来可以使南军统帅对敌军的意图有所了解，可是，它却根本没有传到李那里，与北军的这次遭遇迫使斯图尔特掉头向南，在华盛顿以北仅几英里的地方渡过了波托马克河。
这次绕道行进所造成的后果是令人遗憾的，因为李正在敌方领土作战，迫切希望斯图尔特尽早与尤厄尔会合。然而，与北军遭遇并不是斯图尔特迟迟未与尤厄尔会合的唯一原因。李在给斯图尔特的指示中写了一段从当时的情况看很不明智的话，这段话要求斯图尔特利用一切机会为北弗吉尼亚军团搜集补给品。斯图尔特的部队在罗克维尔休息时真的遇到了这样的机会。他的一支巡逻队发现了联邦军的一列共有150节车厢的运输列车。南军士兵为追赶这一列车几乎到达华盛顿近郊，但始终没有追上。斯图尔特司令部的布莱克福德上校写道，南军士兵“象追狐狸一样兴奋地追了好几英里”。在切断电报线，破坏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线以及对敌实施其他快速袭击等行动中，斯图尔特又耽误了一些时间。
这些行动当然很有趣，但不是斯图尔特原计划应干的事情。他的骑兵是北弗吉尼亚军团的眼睛，没有他们，李实际上就成了瞎子。不仅如此，斯图尔特还应该保护先头军的右翼。然而，由于进行了这么多节外生枝的活动，他已经来不及于6月27日在约克镇与尤厄尔军的先头师会合了。他不仅没有给李送去任何情报，而且为自己搜集的情报也不多。他在各路大军之间东奔西跑，盲目行动，从未与李取得联系。直到葛底斯堡战役的第二天，李才终于在卡莱尔找到了他。
斯图尔特未能及时参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这次战役的结局？对实际作战可能影响并不很大。直到战役开始后的第3天上午，斯图尔特才赶到战场，李命令他去攻占敌防线左翼的阵地。如前所述，斯图尔特的骑兵在当天傍晚与联邦军骑兵进行了一场大规模战斗。如果不是因为长途奔袭使他的部队人困马乏，他或许能够突破格雷格将军的骑兵防线，并给波托马克军团的后方防卫造成很多麻烦。但即便如此，这也很难造成决定性影响。
无疑，最使李感到尴尬的是，他对米德的情况毫无所知，直到朗斯特里特的密探穿过敌人的防线前来汇报，李才得知联邦军的全部部队已渡过波托马克河，正向南山挺进。可是，李对联邦军的行军路线以及行军序列仍不清楚。李所知道的只是，他的交通线很可能已被切断，他不得不放弃向哈里斯堡和巴尔的摩进军的原定方案，召回前方的部队，集中兵力，决心一战。
但更糟的是，李在决心交战后，在头两天的战斗里，竟然对米德的相当一部分部队的配置地域一无所知，这使他制定了几乎肯定是错误的进攻计划。战斗的第二天，他命令数量占劣势的南军向严阵以待的敌军发动正面攻击。绕过敌军左翼从后方打击敌人是一个大胆的主意，这样做可能遭到联邦军的攻击和分割，但却最有可能获得成功。然而，在对米德“失踪”的各军缺乏确切的了解的情况下，在敌人的翼侧活动可能招致灭顶之灾。
斯图尔特钻了李的指示措词含糊不清的空子，这一点似乎是没有什么疑问的。斯图尔特是位经验丰富，才华出众的骑兵指挥官，当时他一定知道他的统帅最需要什么，可是，他却将个人的考虑放在了首位。李的总参谋长想把斯图尔特送交军事法庭，然而李却不主张对他加以惩罚，这也许是因为李感到自己没下达非执行不可的命令。然而，不管怎么说，斯图尔特的玩忽职守很可能对战役的结局造成了不利影响。富勒将军甚至这样说：“这也是导致李在葛底斯堡失败的重大错误之一”。
如果说李制定错误的进攻计划是由于斯图尔特没有向他提供情报的话，那么，开战的第一天下午米德仍能留在阵地上并最终赢得胜利，则应说是尤厄尔缺乏主动精神的结果。一个将领之所以犯下严重的，甚至可能是导致作战失败的错误(尤厄尔在葛底斯堡所犯的错误不仅是严重的，而且也是无可挽回的)，往往有战场以外的个人原因。就斯图尔特而言，这种个人原因至少部分地表现为他过于自负；对尤厄尔来说，这种个人原因则是他没有强健的体魄(因为即使在上一个世纪消耗体力较少的作战中，一位将领着想很好地发挥作用，也需要有强健的体魄)；对于朗斯特里特来说，这种个人原因很可能是他度量太小。
尤厄尔将军是在杰克逊将军在钱瑟勒斯维尔之战中阵亡后继任南军第2军指挥官的。除了在半岛战役中表现失常外，总的看来杰克逊是一位出类拔萃、令同辈望尘莫及的指挥官。李一直很仰仗他，这不仅由于杰克逊是位杰出的将领，还因为他能够使有时优柔寡断的李变得坚毅果敢。李在临终前不久曾对威廉·琼斯牧师谈到过葛底斯堡战役的某些情况。他一边挥拳击案，一边大声叫道：“如果在葛底斯堡战役中我有杰克逊，我定会赢得胜利。即使我们不能占领费城，我们也会攻占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使南部同盟获得独立。”李说这番话的更深一层的含义是，尤厄尔在战役开始后的第一天的晚上未向敌军发起攻击。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7月1日下午，联邦军的第1军和第11军遭到了尤厄尔的2个先头师——从橡树岭方向赶来的罗兹师和从哈里斯堡路赶来的厄尔利师——的猛烈攻击。尤厄尔的这2个师得到了希尔的2个师的支援。很明显，联邦军即将崩溃。尤厄尔部队先头旅当面的敌军正在翼侧被俘，那些尚未撤走的敌军也放下了武器。及时赶来观看赫思进攻的李，现在又亲眼看到敌军络绎不绝地逃向葛底斯堡城的狼狈景象。他马上就看出了公墓山的重要价值。鉴于尤厄尔和厄尔利都不在附近，他派人向尤厄尔下达了紧急命令，令他抢占这一关键地物。但与惯常的做法一样，他在命令的末尾又加上了“如果切实可行”这几个字。
这时，尤厄尔究竟在什么位置仍是个谜。他可能在罗兹的师指挥所里，但他似乎并不了解当时的战况。这有些异乎寻常，因为尽管尤厄尔历来行为古怪，但他还不至于放弃从敌后攻击敌军。相反，以往的战斗表明，他是一位能征善战的优秀指挥官。在葛底斯堡之战的3天里，他几乎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据说，他患有慢性消化不良症，也许当时他正在受到此病的折磨。他在过去的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腿，并刚刚学会用木质假腿(7月1日晚，他骑马经过葛底斯堡城时，竟用他的假腿挡开了一发滑膛枪弹！)走路。这是他第一次指挥一个军。这些都可能是他染上倔强症的因素。
尤厄尔没有亲自到前沿了解情况，而是派厄尔利(厄尔利似乎也不了解前沿的情况)前去查看部队的状况。尤厄尔觉得，部队经过一天漫长而艰苦的战斗并遭受重大伤亡后，一定极度疲惫。他接到李的命令时，他的第3师(约翰逊将军的师)尚在2英里之外的地区，因此，尤厄尔断定，在约翰逊的新锐部队赶到之前，任何新的进攻都是不可行的。就在他等待约翰逊的这段时间里，北军不仅占领了卡尔普山，而且还加固了公墓山的阵地。
如果那天傍晚尤厄尔趁敌人惊慌混乱之机，在敌人能进行有组织的防御之前，哪怕使用疲惫之师再向敌军发动一次进攻，他也大有获胜的希望。如果换上杰克逊，他肯定会这样做。我们不能说此举定会使李获得这次战役的胜利，但从事后的分析看，他取胜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纵然此举没有决定性意义，厄尔利的师也应该占领战术位置极其重要且无敌军防守的卡尔普山。第二天夜间，尤厄尔的军在攻打此山时伤亡惨重。
1863年8月18日的《泰晤士报》刊登了该报记者(劳雷)从战地发出的一篇快讯，这篇优秀文稿中有这样一段话：“许多人认为，如果将敌人驱赶4英里并逐出葛底斯堡，尤厄尔将军没有根据上级命令在葛底斯堡城内停止追击，7月1日夜里，他的胜利的部队肯定可以在公墓岭上扎营。可是，在随后的两天里，南部同盟的军队费尽了力气也未能攻下这一高地。”除了“根据上级命令”这几个字以外，这段话是绝对正确的。根据谁的命令？当然不是李的，因为他当时远离尤厄尔。决定停止追击的正是尤厄尔自己。
7月1日至2日夜间，那些已经到达战场并勉强躲过一场大难的北军部队巩固和加强了他们的阵地。北军第5军和第6军(特别是第6军)仍远在数英里之外。尽管李并不知道这一点，但他于7月1日夜里作出决定，让朗斯特里特的部队第二天上午向米德的左翼实施正面攻击。在那天晚上以及第二天凌晨3点的军事会议上，朗斯特里特强烈要求李允许他向敌军侧翼发动进攻，夺取“小圆顶”这一显著地貌。他不主张向敌军的坚固防御阵地实施正面攻击，尤其不主张在皮克特师尚未到达的情况下这样做。然而，李却坚持己见，因为他不想在缺乏确切情报的情况下冒侧翼运动的风险。所以，在骑马前去与尤厄尔就以后的作战交换过意见之后，他明确命令朗斯特里特于第二天上午发动正面进攻。
李以前真没有发现朗斯特里特(老皮特)竟这样刺头。朗斯特里特固执己见，好争辩，并时常不听命令，但他仍是个出色的军人。在葛底斯堡，朗斯特里特格外令人头痛。7月2日早晨，他的部队扎营在钱伯斯堡路，李命令他占领埃米茨堡路的阵地，并进攻皮奇果园。李误认为皮奇果园一带便是联邦军防线的左翼。李希望进攻于中午以前打响，可是朗斯特里特后来说，他在上午11点以前根本没有接到命令。这种说法在朗斯特里特的第1师的指挥官胡德将军那里并未得到证实。
大约中午时分，朗斯特里特终于向前开进了。胡德与麦克劳斯的2个师沿赫尔岭西麓向黑格斯顿路边的黑马客店方向推进。正当部队越过黑格斯顿路向高处攀登时，朗斯特里特感到他的大队人马很可能已被小圆顶上的敌军哨兵发现。于是他作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决定。朗斯特里特的进攻行动本来已比预定时间晚了好几个小时，可是，他非但没有沿通向皮策学校的道路继续前进(如果那样做，他在一段时间内将处于小圆顶上敌军哨兵的监视下)，反而掉头返回赫尔岭，然后沿威洛比河西岸敌哨兵看不到的道路前进。他这样做看来不仅没有达到突然性，而且还无疑失去了宝贵的时间。就在这段时间里，联邦军的第5军赶来占领了阵地，第6军也及时赶到担任了联邦军的预备队。
对于朗斯特里特在7月2日为什么有那种表现，人们一直找不到满意的解释。种种迹象表明，朗斯特里特这样做完全是出于赌气的缘故，因为李没有采纳他的方案(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方案确实更好一些)。我们不能肯定地说，是他的一再抗命(第二天他又顶撞了李)使李输掉了这次战役(虽然李至死都坚信这一点)，但是他的固执己见和拖拉作风使他将进攻推迟了4个小时，再加上另一件要事(这件事与联邦军有关)，肯定大大减少了李获得胜利的可能性。
皮奇果园的阵地是由西克尔斯的军固守的，那里发生的战斗大概是3天激战中最激烈的战斗。在这场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搏斗中，由于一系列事件的巧合，一支险些被打败的军队居然转危为安。一位将领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让他的军在防御前沿前占领了阵地。他的上司意识到这是个错误并且这个错误后果严重，命令预备队前出。然后，他又选派了一位参谋军官去察看暴露的翼侧。由于得到了预备队，这位参谋军官才得以在关键时刻将这一要地保全了下来。
当皮奇果园的战斗正激烈进行并向“鬼穴”方向发展时，米德正与西克尔斯(他在尔后的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腿)在一起。米德看到，第3军溃散在即；由于西克尔斯前出，汉考克的第2军的左翼不仅已暴露无遗，而且有被敌军包抄的危险。幸好，由于朗斯特里特行动迟缓，米德才有可能命令担任预备队的赛克斯将军的第5军前出，由刚刚赶到的第6军接任预备队。当米德前去安排此事时，他又命令沃伦将军到其防线左端去看一看，因为他十分担心那里的情况。
沃伦登上了配置有一个信号分排的小圆顶。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一要点是对此次战役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地貌。站在小圆顶的岩壁上，他看到了南军部队正在埃米茨堡以西的树林中整队集合，准备向联邦军防线的最左翼发动进攻。他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这一发现令我异常惊讶和激动”。他立即派人向米德送去紧急报告，要求速派1个师来。但在米德接到报告以前，敌军对小圆顶地区的威胁已迫在眉睫，因此沃伦采取了紧急措施。“我骑马跑下山去，找到了我原先所在的那个旅，”他写道，“该旅旅长已经阵亡，于是我接过指挥权，派奥罗克上校的那个团迅速占领了小圆顶山顶。”很快，又有1个膛线炮连赶到了那里。尽管南北军部队在小圆顶顶部的巨型圆周围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战斗，但由于沃伦行动迅速，南军没能登上小圆顶，联邦军的左翼安然无恙。
沃伦将军在报告的结尾写道：“我在与黑兹利特中尉(炮兵军官，在尔后的战斗中阵亡)谈话时被枪弹击中，负了轻伤。尽管我右侧和前方的防线在敌人的攻击下正在崩溃，但我看到小圆顶一带的阵地固若金汤，便离开了那座小山，来到防线中部，回到米德将军身边。在北军防线中部，一场新危机即将发生。”正是这场新危机才导致了这次战役中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决定性因素的出现，因为它迫使米德不得不削弱他的右翼以加强他的中部防线。这使尤厄尔得到了卷击米德右翼，甚至赢得这场战役的最后一次机会。
当朗斯特里特发起攻击时，尤厄尔在葛底斯堡的西部和东部各有1个师(罗兹的师和厄尔利的师)，他的第3个师，即约翰逊的师在城的更东边一些。7月2日凌晨，尤厄尔接到了对敌军防线的右翼实施佯攻的命令。李希望他的进攻与朗斯特里特的进攻同时进行。然而，李再次给了尤厄尔很大的自由处置权，他让尤厄尔自己判断何时将部队投入战斗最为合适，这个失误是极其严重的。 看来，尤厄尔下属的各师指挥官并没有利用充分的时间很好地进行战地勘察。的确，联邦军的右翼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树林和警戒部队的屏护。然而，如果认真勘察，尤厄尔的部队完全可以找到进攻路线和实施密切协同。此外，南军部队参谋人员的工作也不得力。尤厄尔军的各师之间以及尤厄尔部与希尔左翼各旅之间联系也很少。直到下午5时30分本纳山上的南军炮兵被打哑时，尤厄尔才决定发动进攻。由于他命令3个师同时出击，而约翰逊的师距进攻目标(卡尔普山)仍有1英里，即使把通往进攻出发线的接近路分配得十分得当(何况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进攻也注定要进一步延迟。
在预备队已经全部用上，而朗斯特里特在希尔的支援下就要达成突破的情况下，米德只得从右翼抽调部队，以加强中部防线。吉尔里师的2个旅撤离卡尔普山(那里只剩下格林的旅)，经巴尔的摩大道来到罗克河一带。威廉的师、第2军考德威尔的师和该军其他2个师的部分部队则从防线中部调到了左翼。然而，整个第11军仍然留在公墓山。现在南军能否取胜，尤厄尔是关键，他的军应该全力攻击联邦军从公墓山至卡尔普山的钩状阵地。然而，在整个作战行动中，尤厄尔及其右翼师指挥官罗兹似乎都未及时抓住战机，罗兹甚至仍远离交战地域。
罗兹打算从一条与埃米茨堡路平行的进攻出发线发起进攻。但行动开始后，他便把实际指挥权交给了年轻的斯蒂芬·拉姆索尔准将。拉姆索尔到达进攻出发线以前的行军路线最长，当其他2个师于下午7时30分终于投入战斗时，拉姆索尔尚未做好进攻准备。厄尔利与约翰逊的2个师在太阳迅速落山之时在未经勘察的地形上与敌激战了1个多小时，试图在公墓山和卡尔普山夺取一个立脚点。这时，罗兹的师尚未从葛底斯堡赶到。尽管尤厄尔的部队终于与第3军的左翼旅建立了联系，但这一情况从未传到尤厄尔那里。尤厄尔一直认为，他的右翼没有友邻部队的掩护。
当拉姆索尔的师做好进攻公墓山的准备时，天几乎完全黑了，拉姆索尔只能隐约地看到联邦军的炮兵阵地和坚固胸墙之后的两道步兵防线。在与友邻部队的一位旅长协商后，拉姆索尔认为，敌军阵地太坚固，时间已晚，不宜再发动进攻。拉姆索尔向罗兹提出了取消进攻的建议，罗兹下令照此办理，尤厄尔表示首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尽管那种情况本不应该出现。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7月2日夜间发生在公墓山和卡尔普山周围的，代价高昂且结局悲惨的战斗是不是整个战役中最为关键的，本应使李赢得胜利的作战行动是有争议的。在这个问题上，持教条主义的看法是危险的。许多年来，人们对这一段战斗也许比任何其他阶段的战斗模拟的次数都要多。尽管——也许恰恰是因为——对葛底斯堡战役的所有细节都进行了研究，人们对联邦军在朗斯特里特发动进攻后和援军到来前在卡尔普山及公墓山的实力的估计分歧仍然很大。多数人认为，到下午6时许，联邦军在那里至少有6000名士兵和38门火炮，他们已渡过危机阶段，南军再发动进攻已为时过晚。
如果情况果真如此，对尤厄尔来说，战机真是稍纵即逝，过了下午6时，无论他的攻势多么猛烈，也不可能将公墓山上的敌军赶走并占领那一地区。但是，在没有得到绝对可靠的材料说明联邦军增援的人数和时间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对此下肯定的结论。而且，不管怎样说，在尤厄尔为什么没能将进攻的时间大大提前，在南军的炮兵未被消灭之前就实施进攻的问题上，我们仍有许多疑问尚未得到澄清，看来，这主要是由于约翰逊的师离进攻出发线太远。但为什么约翰逊的师离进攻出发线太远呢？众所周知，前一天晚上约翰逊的师距卡尔普山只有2英里。为什么象战地勘察这样重要的事情都被忽略了？为什么罗兹没有亲自指挥进攻作战，而将很大一部分指挥权交给了一位比较年轻的军官？
既然对上述问题找不到满意的答案，我们就会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尤厄尔错过了一次突破北军防线，大获全胜的大好机会。如果他取得了胜利，南军第二天便没有必要发动那次勇猛顽强但却毫无获胜希望的攻击了。
葛底斯堡演说背景
葛底斯堡战役后，决定为死难烈士举行盛大葬礼。掩葬委员会发给总统一张普通的请帖，他们以为他是不会来的，但林肯答应了。既然总统来，那一定要讲演的，但他们已经请了著名演说家艾佛瑞特来做这件事，因此，他们又给林肯写了信，说在艾佛瑞特演说完毕之后，他们希望他“随便讲几句适当的话”。这是一个侮辱，但林肯平静地接受了。两星期内，他在穿衣、刮脸、吃点心时也想着怎样演说。演说稿改了两三次，他仍不满意。到了葬礼的前一天晚上，还在做最后的修改，然后半夜找到他的同僚高声朗诵。走进会场时，他骑在马上仍把头低到胸前默想着演说辞。
那位艾佛瑞特讲演了两个多小时，将近结束时，林肯不安地掏出旧式眼镜，又一次看他的讲稿。他的演说开始了，一位记者支上三角架准备拍摄照片，等一切就绪的时候，林肯已走下讲台。这段时间只有两分钟，而掌声却持续了10分钟。后人给以极高评价的那份演说辞，在今天译成中文，也不过400字。
林肯的这篇演说是演说史上著名的篇章，其思想的深刻，行文的严谨，语言的冼练，确实是不愧彪炳青史的大手笔。尤其是其中的第二段，建议加以仔细分析，其语义的承转，结构的安排，甚至包括其句式的使用，无一不是极尽推敲之作。
GETTYSBURG ADDRESS
Abraham Lincoln
Delivered on the 19th Day of November, 1863
Cemetery Hill, Gettysburg, Pennsylvania
Four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 our fathers brought forth upon this continent a new Nation, conceived in Liberty, and dedicated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Now, we are engaged in a great Civil War,
testing whether that Nation, or any nation so conceived and so dedicated,can long endure.We are met on a great battlefield of that war.We havecome to dedicate a portion of that field as a final resting-place for those
who gave their lives that Nation might live.It is altogether fitting andproper that we should do this.
But, in a larger sense, we cannot dedicate, we cannot consecrate, we cannot hallow this ground.The brave men, living and dead, who struggled here, have consecrated it far above our power to add or detract.The world will little note nor long remember what we say here, but it can never forget what they did here.It is for us, the living, rather to be dedicated to the great task remaining before us; that from these honored dead, we take increased devotion to that cause for which they gave the last full measure of devotion; that this Nation, under GOD, 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 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
葛底斯堡演说
亚伯拉罕·林肯，1963年11月19日
87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在这个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一切人生来平等的原则。现在我们正从事一场伟大的内战，以考验这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孕育于自由和奉行上述原则的国家是否能够长久存在下去。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一个伟大战场上集会。烈士们为使这个国家能够生存下去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来到这里，是要把这个战场的一部分奉献给他们作为最后安息之所。我们这样做是完全应该而且是非常恰当的。
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这块土地我们不能够奉献，不能够圣化，不能够神化。那些曾在这里战斗过的勇士们，活着的和去世的，已经把这块土地圣化了，这远不是我们微薄的力量所能增减的。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说的话，全世界不大会注意，也不会长久地记住，但勇士们在这里所做过的事，全世界却永远不会忘记。毋宁说，倒是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应该在这里把自己奉献于勇士们已经如此崇高地向前推进但尚未完成的事业。倒是我们应该在这里把自己奉献于仍然留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我们要从这些光荣的死者身上汲取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他们已经完全彻底为之献身的事业；我们要在这里下定最大的决心，不让这些死者白白牺牲；我们要使国家在上帝福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