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方学》中，萨义德批判地分析了欧洲对东方及其当代命运的表述，区分了东方学依次递进的三层含义．揭示了显在的东方学和隐伏的东方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考察了东方学的地缘政治背景。
在《东方学》一书中，萨义德从三个不同层面揭示了东方学这一概念：
第一，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门类的东方学，涉及所有与东方有关的领域，从文献的编译到钱币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和文化学研究，包括从古到今任何已知的亚洲文明和非洲文明。所有以东方为对象从事教学、研究和写作的人，无论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还是语言学家，无论思考的是具体的还是一般的问题，都是东方学家，他所从事的事情就是东方学。
第二，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东方学，它建立在东方和西方二元对立的基础上。这些对立包括：理性、发达、文明、高级的西方与非理性、落后、野蛮、低级的东方；不断进步的西方与永恒如一、始终不变的东方；自我界定的西方与没有能力界定自己的东方；作为主体的西方与作为客体的东方；作为普遍性的西方与作为特殊性的东方；等等。西方的诸多诗人、小说家、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以及行政官员，都接受了这一东方和西方的区分，并以此为出发点，建构与东方国家和人民的习俗、心性、命运等有关的理论。
第三，作为一种处理东方的机制的东方学，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事务进行裁断，并以此为理论的、政策的依据，对东方进行殖民统治。在此意义上，东方学是“西方用以控制、规划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机制”[1]。萨义德把这一层面上的东方学称作东方主义。
在萨义德看来，东方学的三重内涵具有一种递进关系，即：作为一种处理东方的机制的东方学，依赖于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东方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东方学，又依赖于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门类的东方学。从关于东方的“学科”到“思维方式”再到“主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时期。依据萨义德的观点，东方学产生于14世纪初，但直到18世纪晚期，它才具有第三种含义，也就是说，直到18世纪晚期，东方学才演变成东方主义。显然，东方学和东方主义是有区别的：并非所有的东方学都是东方主义的，东方主义只是东方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具有的性质
[1] [美]萨义德：《东方学》，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