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安石，生于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卒于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宋临川人（现为 抚州 东乡县 上池自然村人)，汉族。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在北宋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诗“学杜得其瘦硬”，长于说理与修辞，善用典，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亦有情韵深婉之作。著有《临川先生文集》。
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其政治变法对宋初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
【原文】尝谓文(文章)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王安石认为文章之目的在讲求经用济世)。而曰「言之不文(没有文采)，行之不远」云者，徒谓「辞(文采)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王安石强调文章是圣人用以做为礼教治政的工具，重视文章的「实质内容」，而反对过于注重文学的「华丽形式」。)
自孔子之死久，韩子(韩愈)作，望圣人于百千年中，卓然也。独子厚(柳宗元)名与韩并，子厚非韩比也，然其文卒配韩以传，亦豪杰可畏者也。韩子尝语人文(写文章的技巧)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语人以其辞(文章技巧)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王安石认为韩柳两人只是告诉别人一些作文的技巧，而没有特别强调写文章的目的)。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诸左右逢其源。」(所谓「蓄道德而后文章」)独谓孟子之云尔，非直施于文而已，然亦可托以为作文之本意。且所谓文者(文章的目的)，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文辞技巧)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文辞形式之美，犹如器物有刻镂绘画的外饰)。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器物有美丽的外饰，未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器物以适合使用为目的，刻镂绘画等外观只是美化器物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也不能不注重文采)，勿先之，其可也。(只是不能先一味追求文辞写作的技巧而忽略了文章的内容及目的)
某学文久，数挟此说以自治。始欲书之策而传之人，其试于事者，则有待矣。其为是非邪？未能自定也。执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书杂文十篇献左右，愿赐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译文】我曾认为，文章不过是表现礼教政治罢了。那写在书本上传之于人的，大体上都可以归属于这些方面。所谓“言语若没有辞藻彩饰，流传就不会久远”的说法，只是说文辞是不可以不讲的，但这不是孔子关于文章的根本意见。
孔子死后，过了很久，出了韩愈，仰望圣人于千百年后，继承圣人的道统，很是超卓不凡。只有柳宗元和韩愈齐名，柳宗元并不足以和韩愈相比，但他的文章终于能配同韩愈并传，也是位值得敬畏的豪杰。韩愈曾对人讲过写作文章的问题，说要如此如此，柳宗元也说过要如此如此。我怀疑两人只是给人讲了语言表现方面的问题，而写作文章的本意，并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就够了。孟子说：“君子[钻研学问求得高深的造诣，]要能有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心得，就能安心牢固地保有它而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就能积蓄得深；积蓄得深，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孟子所说的这些，不只是用于写文章方面，但也可借以说明写文章的根本道理。
再说，所谓文章，无非是务必要做到对社会有益罢了；所谓语言表现，就好像器物上有雕刻绘画一样。果真精巧而华丽，不一定就适用；果真适用，也不一定就精巧华丽。总之要以适用为根本，以雕刻绘画作为外表修饰罢了。不适用，就不成其为器物了。不修饰它的外表，也能像不适用一样，不成其为器物吗?肯定不是的。然而外表修饰也不能不讲，不要把它放在第一位就可以了。
我学文章的时间很久了，时常拿这种观点来指导自己自修。目前正在想把自修所得写出来传给别人，至于拿文章中所说的试用到实际事业中去，那还需要等待时间。我对文章所持的看法，以及我所写的作品究竟对头不对头呢，自己还未能确定。您是一位正直的人，不是曲从别人所好的人。现在抄录杂文十篇献给您，愿您赐给指教，使我对于是非能够有确定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