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史学会会长侯绍庄 男，1934年出生，贵州省清镇市人，贵州史学会会长。1959年7月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贵阳市警备司令部参谋处、清镇县人民政府税务局、秘书室见习参谋、工作员，贵州大学历史系任教，后晋升讲师，1984年调贵州民族学院任历史系主任。兼任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封建经济史专业兼职博士生副导师。该同志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西南民族史和贵州地方史的教学和研究，对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和社会经济形态尤有心得。他一贯主张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作指导，透过错综复杂的历史表象，揭示社会历史本质。读书期间，就在《光明日报•史学》上发表了《试论我国封建主义时期自耕农与国家佃农的区别》一文，受到国内好评，引起学术界重视。到目前为止，该同志已在省内外报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其中如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怎样理解郭沫若同志的古代史分期学说》，发表在《社会科学》上的《‘自田’考释》等文章，都在国内引起一定的反响。此外，他还参与了国家重点课题《布衣族简史》、《水族简史》、《仡佬族简史》的编写，并合作出版了《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研究》，最近又独著出版了《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研究》两本专著。目前他正参与贵州省政府组织的大型地方史《贵州通史》的编写。现正在整理撰写《夜郎研究》专著。
侯绍庄出生在一个旧式的书香门第。侯绍庄少年聪慈过人，记忆力好，十岁左右，已经懂得很多生僻词语，读了许多演义小说和文史资料，初中时即能用浅显文言撰写文章，其《梅花园花说》的论说体作文曾受到国文老师吴兆熊的赏识。1949年初，侯绍庄升入清镇中学高中部，10月因临近解放，学校停办，他辍学在家，于是就钻进了四书五经里，靠了他较好的古文根底和悟性，小小年纪就受了一次中国古老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的洗礼。
1950年底，侯绍庄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贵阳军分区政治训练队学习，半年后，分在贵阳市警备司令部参谋处军训科任见习参谋。1953年初，其家庭被划为地主成分，大哥侯绍康又去了台湾，他在部队就很不适宜了。于是19岁的侯绍庄被安排转业，回清镇工作。
1955年夏，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国务院号召在职干部报考高等院校。经本人申请和组织批准，侯绍庄以高一的同等学历报考了历史专业，结果被云南大学历史系录取，从此踏上了他问津中国历史的最初起点。
1957年1月3日，刚跨入大学二年级的侯绍庄，在《光明日报》的“史学”副刊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重要的史学论文：《试论我国封建主义时期自耕农与国家佃农的区别——和胡如雷先生商榷》。此文一发，立刻引起了中国史学界的关注。该文成为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研究中的四大代表作之一，在史学界产生了强烈影响。侯绍庄立即成为与著名史学家侯外庐、李埏、胡如雷等齐名的四大史学派别的代表人物之一，成为五十年代云贵高原学术上的一只报春燕子。1957年夏，侯绍庄被做为当时昆明高校学生中走“白专道路”的典型遭公开批判，还被内定为“中右分子”。
1959年，侯绍庄毕业时，李埏教授很想把他留下来作自己的助手，但遭到了学校的否定。于是，侯绍庄以贵州人回家乡的名义，被分配到了贵州大学历史系。
1961年9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出版了《敦煌资料》第一辑，共内容主要是唐代在敦煌地区实行均田制的授田登记册。不久厦门大学韩国磐教授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专文，对残卷中不少户受田四至中出现的“自田”性质，考订为该户国家授地间彼此挨邻、相互反映的关系，侯绍庄通过对《敦煌资料》中各户的情况认真深入核算并结合其它文献进行研究后，又坐不住了，他撰写了《“自田”考释》一文，针对韩先生意见，提出“自田”反映的不是国家授地之间彼此反映的关系，而是夹在国家投地中的归私人所有的私田，并计算了当时公私土地在全国耕地中的比重。文章投往《历史研究》后，编辑部同意发表。贵大历史系知悉，即向编辑部提出“此人文章，不宜发表”。编辑部遂以另有同类文章为由，将原件退回。（此文压了近20年，直到1981年才在陕西省社科院主办刊物《社会科学》第二期《敦煌学研究》专栏中原文刊出。此文一发表，武汉大学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中心即收入该中心论文集中。）自此至文革结束，侯绍庄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由于人为的封杀和控制，他在学术上的潜力根本无法发挥。
1973年春，侯绍庄所住的一中宿舍被邻居一精神病患者纵火，烧得一片精光，书籍更全部损毁，灾后衣服、被子由国家救济，数年之中家庭经济十分困难。面对政治上的压抑和经济上的拮据，侯绍庄没有灰心丧气。他应邀参加了省民族研究所承担的国家课题《布依族简史》、《水族简史》、《仡佬族简史》古代部分的编写工作。在编写水族简史中，通过认真研究，侯绍庄将水族先民迁入贵州的时间，从过去只能追述到唐宋，上溯到了秦代，使贵州民族研究取得了一个突破。
1976年夏，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之时，侯绍庄为了躲避派性活动，又应省博物馆邀请，到安顺宁谷参加考古发掘，直到毛主席逝世，才回到单位。不久，四人帮垮台，侯绍庄才从政治上喘了一口气。
从1957年以后到文革前的十年间，整整20年，侯绍庄是在坎坷和压抑中度过的。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侯绍庄穷且亦坚，不坠青云之志，仍然坚持了他独立不依的学术猜神、学术品格和人格精神。这段时间，他杂念排空，心无旁鹜，潜心研读马列经典著作和名家著述，追踪科研前沿，潜心历史哲学，对贵州民族史、经济史、地方志也广泛关注和悉心研究。坎坷压抑的20年，成为他积累奋搏的20年。20年内，他没有多少可见成果，但丰富的学识，已把他悄悄地推到一个即将喷薄而出的境地。
他正在等待一个恰当的时机，一个恰当的突破口。
这个时机很快就到来了。它来得那么突然，让人毫无准备，又好像是专门奔着准备已久的侯绍庄而来。
1978年6月郭沫若逝世不久，东北吉林师大老教授金景芳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中国古代分期商榷》一文，对郭沫若的古代史分期观点，从理论指导、史料应用到具体论证，全面进行否定，甚至说其研究历史如胡适，把历史当成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任其梳妆打扮。这不但关系学术研究的是非，也关系到对郭沫若一生的评价。侯绍庄针对该文提出的问题，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8期上发表了《怎样理解郭沫若同志的古代史分期学说——兼评金景芳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文章发表后，由于其观点准确、全面、公正，受到国内好评。
《新华月报》1979年11期摘发其中要点。因此文，侯绍庄1983年受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赴北京参加由李一氓主持，有全国著名史学家、文学家、考古学家参与的“郭沫若学术研究讨论会”。该文还获贵州省1978～1985年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从此，侯绍庄开始了他后来被人们称为“商榷专家”的一系列史学论文写作的旺盛期。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期，极左思想路线和思潮的影响没有受到彻底冲击和扫荡，前苏联学术上的教条主义影响也严重地存在着，它们在思想界、学术界都还有很大的影响，人们还自觉不自觉地习惯于过去的思维模式和思维习惯，并在一系列学术问题上表现出来，这几乎是当时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如何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使学术研究和学术批评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上来，便成为当时学术界、思想文化界的一项重要任务。无论侯绍庄当时意识到这一点没有，但他自此以后的一系列文章和行动，都说明了他对时代要求的正确回应。
比如，自5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汉民族的形成问题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否定汉民族是真正的民族。1982年，侯绍庄在《民族学研究》上发表了他的《民族是怎样形成的——读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的体会》一文，他根据马克思的论述，从理论上论证了民族形成于阶级社会之初，不过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在构成民族要素的程度上有所不同，即有着不同的时代特点和内涵，因而可以分为古代民族、资产阶级民族、社会主义民族等类型，从而澄清了长期来不少学者根据斯大林对资产阶级民族所作的界定去看待中国历史，从而怀疑此前是否有民族存在的狭隘观念，对澄清前苏联学术界这类教条主义的错误观点，起到正本清源作用。
80年代初期，前苏联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和前苏联学者洛森塔尔和尤金合著的《简明哲学辞典》中，对恩格斯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的两种生产——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繁衍的注释中，认为“种的繁衍”是指“人口数量的增加”。因而公开指责恩格斯的论述是“不确切的”，甚至说恩格斯“犯了一个错误”，引起了对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理论的错误理解。1984年，侯绍庄发表了《怎样理解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的学说》一文，引经据典，从理论上批评了前苏联专家和前苏联出版物中的错误解释，指出：恩格斯在具体论述中，说明了这一命题中所讲的两种生产，实际是指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家庭婚姻形态的演进。正确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纠正了前苏联学术界的某些教条主义。
1983年，他发表了《论我国奴隶社会的特点——种族奴隶制》一文，从理论和史实上批驳了自30年代以来史学界有人认为中国奴隶社会是“早期的”、“不成热的”、“不发达的”，甚至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历史上曾经经历过奴隶社会的种种模糊认识，认为只有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奴隶社会才是典型的、惟一的奴隶制社会的错误观点。这篇文章发表后，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贵民在他的《一九八三年先秦史研究概况》一文中，评介说：该文“继郭沫若之后，再次提出‘种族奴隶制’说，并做了新的较为集中的论证。”对候绍庄的文章做了肯定，并认为“中国的种族奴隶制，是与古典奴隶制（希腊、罗马）相对，它是古代奴隶制社会中并行发展的两大类型之一”。
为了系统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特点，1984年侯绍庄又针对史学界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讨论，撰写发表了《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及其长期延续的原因》一文。文章在对东西方封建社会中的土地所有制形式、阶级构成、剥削方式、国家政权结构及皇权与教权的关系等方面，进行详细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具有较强的自我调剂能力。它一方面使中国封建的物质和精神文明，都达到了极高的发展程度，但另一方面又阻滞和延续了历史的进程。这对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历史，具有较为全面、深刻的价值。
1985年，侯绍庄针对前苏联《历史问题》编辑部《论游牧民族的宗法封建关系》讨论总结中认为：在游牧民族中，牧主占有的牧场并不构成剥削压迫贫苦牧民的经济根源，只有他们占有的大量牲畜才是他们占有巨额财富的表现形式，只有向贫苦牧民贷放牲畜才构成他们剥削压迫的手段这一错误观点，发表了《论康巴牧区的宗法封建制》一文，后又于1987年经增补为《“康巴”牧区的宗法封建制研究》，根据四川民主改革中对甘孜藏族自治州牧区的具体调查资料，从理论上论证了在游牧民族中，草场同样是牧主剥削压迫贫苦牧民的エ具，并深入论证了它与农业地区在剥削压迫形式上的不同特点，从理论上澄清了对游牧封建制的一些错误看法。该文于1989年10月获国家民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1990年，侯绍庄针对当时有人乘我们党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之机，全盘否定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甚至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延续二千多年，根本原因就是农民战争次数太多，规模太大，每次农民战争都使现代的社会物质成就遭到巨大破坏的错误观点，发表了《怎样理解阶级斗争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该文从理论上和史实上论证了在阶级社会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是一种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当剥削压迫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时，矛盾就处于相对缓和状态，其生产关系能促进当时生产力的发展，但剥削压迫一旦超过这个限度，被压迫剥削者就会“揭竿而起”，奋起反抗，只有通过暴力斗争，推翻暴政，迫使统治者调整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让人民群众能够生存下去，社会才得以继续前进。
自改革开放以来，侯绍庄意气风发，针对史学界长期以来对中国历史的一些错误理解和扭曲，对前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等，发表了数十篇重要论文，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点，澄清了许多错误认识和错误观念，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恢复了历史的真实面目，在客观上起到了正本清原、拨乱反正的作用，恢复了历史研究中的科学的理性。
20世纪90年代，侯绍庄迎来了他学术上的黄金季节。除了上述论著之外，他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研究》等专著，还与史继忠等人合作出版了《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研究》、《布依族简史》、《水族简史》、《仡佬族简史》等，参与了《二十四史贵州资料辑录》、《贵州通史》、《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研究》、《贵州历史文化名人》等项工作。几十年来，他和他的合作者们，殚精褐虑，遨游于浩瀚汪洋的历史大海中，精研锐思，条分缕析，把中国和贵州数千年历史的各个方面，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让广大读者懂得中国和贵州数千年历史是怎样走过来的，我们未来将走向何处，实现了李埏教授的“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的教导，完成了一个史学家的光荣任务。侯绍庄先后获省、部级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2项，1992年被云南大学历史系聘为兼职教授、博士生副导师，1993年被批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4年受聘为社科研究员职务高级评审委员，1995年被省人事厅聘为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评审委员，1998年受聘为省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学科组成员，2000年受聘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侯绍庄为什么会取得这么多重要成果呢？源于他坚韧不拔、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师的独立的学术精神，同时也是他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他在一篇学术心得中说：“我在历史研究上的主要心得，集中到一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即五种社会形态循序渐进——的理解，突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有了比较符合实际的辩证认识。”
正是基于侯绍庄对马克思义这一真理性规律的理解和服膺，他在一本著作的“绪论”中深情地说：因此，继续深入学习和体会这一规律的精神，并以之作为理论指导，结合各个国家、氏族和地区社会历史的实际，深入探求其社会本质的一致性和各个国家、民族、地区在具体表现形式上的多样性，仍然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史学工作者，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应用理论和历史科学为各国人民革命斗争服务所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他在他和史继忠合著的另一本重要著作——《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研究》的“导言”中也说： 本书编写的目的有三；首先，力图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从我国各民族的历史买际出发，阐明各民族历史进程中，各个社会形态之间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和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以此，揭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特殊表现形式，加深对马列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理解，防止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错误。
很明显，侯绍庄的这个目的达到了，他的一系列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表现形式，避免了史学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错误。这是侯绍庄史学研究的全部意义和最让人钦佩之处。他的史学著作，摒弃了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色彩和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和历史科学的解剖刀，直逼历史真实的核心，追寻历史的底蕴，不但使读者从中看到中国历史真实的发展过程、结构特点、变化机理、互相关系和未来走向，而且对史学界长期以来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和研究方法，起到了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作用，为树立科学的史学研究之风做出了贡献[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