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目：俯身倾耳以请
拼音：fu shen qing er yi qing
释义：弯下身子，侧着耳朵请教（表示尊敬而专心）。
出处：明·宋濂《送东阳马生序》（选自《宋学士文集》）
代替（近义词）：侧耳倾听原文余幼时即嗜[1]学。家贫，无从[2]致书[3]以观，每假借[4]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5]。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6]。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既加冠[7]，益慕圣贤之道。又患[8]无硕师[9]名人与游，尝[10]趋[11]百里外，从乡之先达[12]执经叩问[13]。先达德隆望尊[14]，门人弟子填其室[15]，未尝稍降辞色[16]。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17]，俯身倾耳以请[18]；或遇其叱咄[19]，色愈恭，礼愈至[20]，不敢出一言以复[21]；俟[22]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当余之从师也，负箧[23]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24]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25]而不知。至舍[26]，四支[27]僵劲不能动，媵人[28]持汤沃灌，以衾拥覆，久而乃和。寓逆旅[29]，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30]，烨然[31]若神人；余则缊[32]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33]不若人也。盖余之勤且艰若此。
今虽耄老，未有所成，犹幸预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宠光，缀公卿之后，日待坐备顾问，四海亦谬称其氏名，况才之过于余者乎？
今诸生学于太学[37]，县官[38]日有廪稍之供，父母岁有裘葛之遗，无冻馁之患矣；坐大厦之下而诵《诗》《书》，无奔走之劳矣；有司业、博士[39]为之师，未有问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书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录，假诸人而后见也。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
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已二年，流辈[40]甚称其贤。余朝京师[41]，生以乡人子谒余。撰[42]长书以为贽，辞甚畅达。与之论辨，言和而色夷[43]。自谓少时用心于学甚劳。是可谓善学者也。其将归见其亲也，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谓余勉乡人以学者，余之志也；诋我夸际遇之盛[44]而骄乡人者，岂知余者哉！
[1]嗜：特别爱好。注释[2]无从：没有办法。
[3]致书：得到书，这里是买书的意思。
[4]假借：借。“假”也是借的意思。
[5]弗之怠：即“弗怠之”,不懈怠,不放松抄书.“之”是“怠”的宾语，指“笔录”这件事。
[6]走：跑。
[7]逾约：超过约定的期限。
[8] 加冠：古时男子二十岁举行加冠(束发戴帽）礼，表示已经成年。这里即指二十岁。
[9]患：担心，忧虑。
[10]硕师：才学渊博的老师。硕，大。
[11]尝：曾经。
[12]趋：快跑。
[13]先达：有道德，有学问的前辈。
[14]叩问：请教。叩，问。
[15]德隆望尊：道德高，声望重。又作德高望重。
[16]门人弟子填其室：学生挤满了他的屋子。门人、弟子，学生。填，塞。这里是拥挤的意思。
[17]辞色：言语和脸色。
[18]援疑质理：提出疑难，询问道理。援，引，提出。质，询问。
[19]俯身倾耳以请：弯下身子，侧着耳朵（表现尊敬而专心）请教。
[20] 叱咄：训斥，呵责。
[21]至：周到。
[22]复：这里指辩解。
[23]俟：等待。
[24]负箧（qiè）曳屣（xǐ）：背着书箱，趿拉着鞋子（表示鞋破）。
[25]穷冬：隆冬。
[26]皲（jūn）裂：皮肤因寒冷干燥而破裂。
[27]舍：这里指学舍，书舍。
[28]支：同“肢”。
[29]媵（yìng）人：这里指服侍的人。
[30]汤：热水。
[31]沃灌：浇洗。通“盥”。
[32]寓逆旅：住在旅店里。逆旅，旅店。
[33]容臭：香袋。臭，气味，这里指香气。
[34]烨（yè）然：光彩照人的样子。
[35]缊（yùn）袍敝衣：破旧的衣服．缊，旧絮．敝，破．
[36]口体之奉：指吃的穿的．
[37]太学：即国子监，设于京城，是全国最高学府。
[38]县官：这里指朝廷。廪稍：廪食，即伙食费用。
[39]司业、博士：指国子监司业、国子监博士，都是教官。
[40]流辈：同辈的人。
[41]朝京师：这里指去官后进京朝见皇帝。
[42]撰：同“撰”。长书：长信。贽：初见面时表敬意送的礼物。
[43]夷：平和。
[44]际遇之盛：谓好的遭遇。这里指官位之盛译文我小时就爱好读书。（因为）家里穷，没有办法得到书来读，（于是）常向有书的人家去借，亲手用笔抄写，计算着日子按期归还。(冬天)天气十分寒冷，砚池里(的墨水)结成坚冰，手指不能够弯曲、伸直，也不敢放松（抄书）。抄写完毕，跑着把书送还，不敢稍稍超过约定的期限。因为这样，许多人都愿意把书借给我，我也因而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书。（当我） 成年时，（就）更加仰慕古代圣贤的学说，后来担心不能与大师、名人交往，曾经跑到百里以外，捧着经书向当地有道德有学问的前辈请教。前辈德高望重，向他求教的学生挤满了他的书房，他（却）从不稍微把言辞和表情放温和些。我站在旁边侍候着，提出疑难，询问道理，弯着身子，侧着耳朵请教；有时遇到他斥责，（我的）表情更加恭顺，礼节更加周到，一句顶撞他的话也不敢多说；等到他高兴了，就又去请教。所以我虽然愚笨，但终于能够有所收获。
当我从师求学的时候，背着书箱，拖着鞋子，行走在深山大谷里，深冬季节刮着猛烈的寒风，积雪有好几尺厚，脚和皮肤冻裂了还不知道。到了书舍，四肢僵硬不能动弹，服侍的人拿来热水给我洗手暖脚，用被子盖好，很久才暖和过来。（我）住在旅店里，我每天只吃两顿饭，没有鲜鱼肥肉可以享受。跟我住在一起的同学，都穿着华丽的衣服，戴着有红缨装饰的缀着珠宝的帽子，腰佩白玉环，左边佩着刀，右边挂着香袋，光彩照人的样子仿佛神仙一般；而我却穿着破旧的衣衫生活在他们当中，（却）毫无羡慕的意思，因为心中有足以快乐的事，不感到吃的穿的不如别人。我求学时的勤奋和艰苦大概就是这样。
现在我虽已年老，没有什么成就，但所幸还得以置身于君子的行列中，承受着天子的恩宠荣耀，追随在公卿之后，每天陪侍着皇上，听候询问，天底下也不适当地称颂自己的姓名，更何况才能超过我的人呢？
现在这些学生在太学里学习，朝廷天天供给膳食，父母年年送来皮袍和绸衣，（这就）没有挨冻挨饿的忧虑；坐在高大宽敞的房屋之下读着《诗》《书》，（这就）没有东奔西走的劳累；有司业、博士做他们的老师，没有任何问题得不到解决，没有任何要求得不到满足；一切应有的书都集中在这里，（这就）不必象我那样亲手抄写，向别人借来然后才能看到啦。（要是）他们学业（还）不精通，德行（还）有不具备的，（那就）不是（他的）天质低下，而是（他的）心不如我专一罢了，难道是别人的过错吗？
东阳马君则已经在太学中已学习二年了，同辈人很称赞他的贤能。我到京师朝见皇帝时，马生以同乡晚辈的身份拜见我，写了一封长信作为礼物，文辞很顺畅通达，同他辩论，言语温和而态度谦恭。他自己说少年时对于学习很用心、刻苦，这可以称作善于学习的人吧！他将要回家拜见父母双亲，我特地将自己求学的艰难告诉他。如果说我勉励同乡努力学习，则是我的志意；如果诋毁我夸耀自己遭遇之好而在同乡前骄傲，难道是了解我吗作者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元末明初文学家，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也称宋学士，祖居浙江金华，明初著名文学家。他家境贫寒，但自幼好学，曾受业于元末古文大家吴莱、柳贯黄等。他一生刻苦学习，“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朝末年，元顺帝曾召他为翰林院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修道著书。
至正二十年（1360），与刘基、章溢、叶琛同受朱元璋礼聘，尊为“五经”师。洪武初主修《元史》，官至学士承旨知制诰。后因牵涉胡惟庸案，谪茂州，中途病死。有《宋学士全集》、《孝经新说》等。
明初朱元璋称帝，宋濂就任江南儒学提举，为太子讲经。洪武二年（1369），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洪武十年（1377），以年老辞官还乡。后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全家流放茂州（现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途中病死于夔州（现在重庆奉节县）。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宋濂与刘基、高启并列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他以继承儒家封建道统为己任，为文主张“宗经”“师古”，取法唐宋，著作甚丰。他的著作以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为代表，散文或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明朝立国，朝廷礼乐制度多为宋濂所制定，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为“太史公”。著有《宋学士文集》。
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强调“辞达”，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比较充实，且有一定的艺术功力。
有明一代，开私家藏书风气者，首推宋濂。
宋濂藏书始於青年时代。当时，他因元末战乱迁居浦江，於青萝山中筑室读书，因名其楼为“青萝山房”。兵祸之后，官私藏书毁损严重，而宋濂因隐居山中，仍能坐拥书城。明祁承汉《澹生堂藏书红》说：“胜国兵火之后，宋文宪公读书青萝山中，便已藏书万卷。”清载殿泗《风希堂文集》卷二《宋文宪公全集序》则说宋濂“始自潜溪徒浦江，得卷氏藏书之富，首推宋濂 ”。
宋濂藏书之精华，有少数流入清人之手。如北宋本《长庆集》，先后为钱曾、黄丕烈、潘祖荫所藏。《百宋一廛赋》：“庐山《长庆》，见取六丁；金华太史，独著精灵。”注：“《长庆集》北宋时镂版，所谓‘庐山本’者。庚寅一炬，种子断绝，唯此金华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本，图记宛然，古香可爱，推稀世珍。”又有宋本《春秋经传集解》、《史记》、《文选》等流入清宫内府，《天禄琳琅续编》有记。宋濂还曾藏有宋刊《事林广记》，后归广东丁日昌，《持静斋书目》著录。
道统文学观由来已久，但这里也有区别：以韩愈、欧阳修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理论上主张“文以明道”，强调“文”的工具性，但并不轻视“文”；宋代理学家看到他们的不彻底性，于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论点，以防文人在“道”之外又受“文”的诱惑。宋濂的文学思想便是沿着理学家的极端观点。在《文原》一文中，他强调了文“非专指辞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显现，文与道相始终，道在哪里，文亦在哪里。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复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云稿序》）；“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这种理论批评古代作家，就显出非常偏狭的态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世不复有文”；贾谊、司马迁所得的仅是“皮肤”，韩愈、欧阳修所得的也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几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经之文”。至于明显不合“温柔敦厚”标准的各种文章，在宋濂看来，更是“非文也”。
“文道合一”论是一种受官方支持立场，这一点可以由《元史》的体例得到证明。自范晔《后汉书》分立《儒林》、《文苑》两传，以区分经学之士与文学之士，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袭之。《元史》却取消了这种区分，单立《儒林传》，认为“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诏命修撰的，这样做当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这种理论必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着美化、歌颂明初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及表彰贞节妇女的作品，这大概就是他的“道统”文学的集中表现。但历史已经获得的进展，即使用强力去扭转，也还是有困难。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还是存在两面性。
宋濂在元末与杨维桢交谊甚笃，明初杨氏去世后，他为之作墓志铭，对杨的文学才能和成就推崇备至，甚至以相当宽容的语气描绘其晚年“旷达”和“玩世”的生活情态，这和他的严厉的理论颇不谐调。他另外还有一些散文，对生活实际比较尊重，因而在宣扬某种道德观念的同时，比较接近真实的人性。如《王冕传》，写出一个元末“狂士”的精神面貌，开头描写王冕少年读书情形的一节，颇有情趣：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又如《鹿皮子墓志铭》详细介绍陈樵“屏去传注，独取遗经”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就，《竹溪逸民传》写出一个出世高士的形象，由于作者对不同的人物个性能取一种同情的态度，都写得较出色。《送东阳马生序》自述早年在贫寒中求学的艰苦，也很真实动人。
宋濂的散文文辞简练典雅，少作铺排渲染。但偶尔有些描写的片断，也能写得相当秀美。各种文体往往各具特点，可以看出变化，不是那么僵板。总的说来，他的文章风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规范的特征，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语言修养和纯熟的技巧，所以能够成为明初文学风尚的典范。
对于宋濂来说，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认他是什么“大儒”，而带有侮辱性地称之为“文人”（见《明史·桂彦良传》）。因为在朱元璋的政治体制中，已不能够允许有“大儒”——社会的思想指导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导者。宋濂最后其实是死于无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严酷。
宋濂是明朝文化规制的主要设计者，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明史》本传）。他年轻时曾入郡学师从闻人梦吉，学习《春秋》三传，又师事浙东理学家、古文家吴莱，并游学于柳贯、黄溍、郑复初之门。其师门学术乃是朱熹、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一脉之传，他本人则有志继承东莱吕祖谦的婺学。在宋濂身上，存在着理学家和文学家的两重文化性格，他的文学思想接郝经、刘将孙余绪，倡天道、事功、文章三位一体，其文学本体论延续着理学“文道合一”的观念，这种观念表现在编修《元史》时，就是将儒林与文苑合而为一。他在《文原》中既强调文是道的显现，又把文分为载道之文与纪事之文，认为“纪事之文，当本之司马迁、班固，而载道之文，舍六籍吾将焉从？”以六经为标准衡评古代作家，有时就显出偏狭的态度来。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夫自孟氏既殁，世不复有文，贾长沙、董江都、太史迁得其皮肤，韩吏部、欧阳少师得其骨骼，舂陵、河南、横渠、考亭五夫子得其心髓。观五夫子之所著，妙斡造化而弗迷，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非唐虞三代之文也，六经之文也”。这显然是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上，并自觉配合朱元璋“独尊宋儒”的文化政策。
宋濂的文学创作道路，可以至正二十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作品多以逃避世乱、歌颂隐逸为基调，后期他写了许多庙堂典册文字和元勋巨卿的碑铭传状，为同辈文人及四方学者所推重。他的庙堂文学虽表现出儒家的进取精神，但不少文章是出于应酬、颂圣的需要，宏丽典则的形式掩盖了内在活力的枯窘。
宋濂是其后兴起的“台阁体”文学的奠基人，他在文论中为“台阁体”开了理论先河，其《汪右丞诗集序》把文章分为台阁与山林两大体派，其中尊台阁而贬山林的意向是十分鲜明的。宋濂雍容静穆的庙堂文章也为“台阁体”提供了创作范本，如《阅江楼记》本着体会圣意的旨趣，设想天子登楼的种种遐想，赞叹朱元璋的“致治之思”。后来三杨的台阁之文就导源于这样的应制文章。
真正显示宋濂的文学才华和创造精神的文章不是他的庙堂之文，而是其自由选材、有感而作的传记文。其代表作是记述浦阳历史名人的《浦阳人物记》和为婺州先贤立传的《杂传九首》及其他一些带有传奇色彩的传记。这些传记能抓住特征性细节，运用对比映衬的方法，突出人物性格，缺点是有时稍嫌冗芜。如《白牛生传》是宋濂的自传，作者为自己写形传神，揭示了自己的精神面貌：
白牛生者，金华潜溪人，宋姓濂名，尝骑白牛往来溪上，故人以白牛生目之。生趣干短小，细目而疏髯。性多勤，他无所嗜，惟攻学不怠，存诸心、著诸书六经，与人言亦六经。或厌其繁，生曰：“吾舍此不学也，六经其曜灵乎！一日无之，则冥冥夜行矣”。
《王冕传》以晓畅的笔调描写了一个元末遭时不偶的“狂士”，一个先知先觉的奇才，一个藏器待时的诸葛亮式的隐者。可以说，王冕的身上也叠印着宋濂的自我写照。开头写王冕少年读书情形的一节，生动的表现了王冕异乎寻常的好学精神：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王冕传》奇中见朴，怪而不诞，突显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淡泊名利的的情操。
宋濂的各种应用性散文往往各具特点，冲破了碑铭章奏的范围。如《蜀墅塘记》、《天台广济桥记》、《金溪县义渡记》等，记经验，说作法，有技术措施，有管理手段，颇有新闻性。他的序文文辞简练古奥，具有纯熟的语言技巧，是明初文学风尚的典范。如《桃花涧修禊诗序》写三月上巳日与友人游览桃花涧，修禊于涧滨。遣词造语既富丽又简洁，文章结构既层次分明又浑然天成。他的《送东阳马生序》叙述自己早年求学的经历，明白晓畅，序次得法，富有教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