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中兴乃明朝中叶时出现的短暂中兴局面。其中兴之势主要归功于张居正在朝政上的政绩。
整个万历，即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1620年；在位1572年-1620年）之在位年，凡四十八年之久，是明朝在位最久的皇帝。惟有前十五年治政稍有起色，万历初年，张居正便任首辅从旁协助，而明神宗年幼，又对张居正极为信赖，故张居正能一心一意推行政令。
在经济上行“一条鞭法”，在政治上则整饬吏治，任用贤臣，在防守方面则任用名将戚继光抵御沿海为患的倭寇。在水患上有潘季驯四次治河，成效显著。神宗在位头十五年，国家收入大增，加上能够解决国防边患的问题，后世称该时期为“万历中兴”。
然而，当张居正于万历十年逝世后五年，万历帝开始酗酒不理国政（一说是开始抽鸦片烟），三十年不上朝，只在1615年勉强到金銮殿上亮了一次相，许多朝臣都没见过皇帝一面，导致国力衰退。 短暂的“万历中兴”结束。
明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驾崩，年仅9岁的神宗即位，是为万历皇帝。年幼的皇帝正在处于游玩嬉耍的年龄，高拱、张居正等大臣辅政。工于心计、藏而不露的张居正在宦官冯保策应下，将高拱逐出朝廷，并成为首辅。
神宗即位仅一个月，王国光得到参与张居正改革的“入场券”，60岁的他出任户部尚书后，立即对全国粮食进行宏观控制。
当时，明朝人口不断增长，边疆战事不断，内地也时有农民起义爆发，因此管好粮仓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
为缓解矛盾，王国光对粮食精打细算、全面控制。他推行“天下抚按官”的办法，对各个粮食渠道统筹安排，将粮食出入大权牢牢地掌握在国家手中，对缓解粮食紧张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王国光也对一系列不合时宜的旧制度、旧秩序进行改革。
其时簿牒等公文十分繁杂、冗滥，从州县到部，无论是各部门，还是具体的承办人，都有难言之苦。他便大刀阔斧地进行裁撤合并，去掉了近半数的繁文，使得事情方便易行；户部十三司因公署狭小，官员们便不来上班，导致弊病越来越重，他便雷厉风行，一改前弊，令所有官员均入署办公，各司其职，使工作效率大大提高；边关军饷告匮，而支出及收项无案可查，他令当地的边臣核实各项收支，并且筹划出长远计策上报，使消耗、浪费锐减。
王国光还设“坐粮厅”，专门负责军粮的督办，大大方便了诸军，又将散隶诸司的全国钱谷归并，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这些改革措施行之有效，立竿见影，受到朝廷的称赞，后形成定制。万历四年，王国光将在实际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各条辑成《万历会计录》。这部被神宗赞许为“留心国计”的专集，后来成为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改革赋税制度的理论依据，乃至成为明清两代田赋的准则。
神宗对这段时期改革非常满意，设宴时还专门手书，夸奖王国光是“正己率属”的典范。
万历五年，张居正也许是念及旧情，在吏部尚书张瀚被罢官后，让已回乡养老的王国光复出，担任了此职，再次成张居正改革的得力助手。他提出“采实政”、“别繁简”、“责守令”等8条有关国家大计的建议，均被采纳，为张居正改革推荐和选拔了不少将帅之才。
在张居正领导下的改革，使明朝军事振兴，国家用度充裕。万历初期，太仓藏粟达1300万石，国库积银六七百万两，每下愈况的明王朝日见转机，是明朝中叶以来最好的时期，史称“万历中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