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达文

冯达文，男，1941年5月生于广东罗定县。1960－1965年就读于中山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系任教。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中山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中国哲学研究作、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两所的首任所长，现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广东禅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宣部和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国哲学史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宗教学会理事。

冯达文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典哲学与宗教学的教学与研究，撰写的代表性著作有《中国古典哲学略述》、《早期中国哲学略论》、《宋明新儒学略论》、《回归自然：道家的主调与变奏》、《中国哲学的本源－本体论》等。主编教育部下达统编教材《新编中国哲学史》（上、下册）、《信仰·运思·悟道》等著作多种。

附：讲演录

2006年到2008年，冯达文教授曾以孔孟儒家和老庄道家为题，先后在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大学、暨南大学、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等院校作过讲演，可资以比较通俗的角度理解中国哲学的两大思潮。

第一讲 孔孟儒家学说的生命智慧

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学习中国古典的思想。既然这里是一个国学的讲坛，我们就要先搞清楚什么叫国学？国学这个词，可以追溯到比较早的春秋战国时期，有本书叫做《礼记》，里面就有“国学”的提法。但是《礼记》中的“国学”，主要指朝廷建立的学校——太学。太学教的是什么呢？教的是《诗》、《书》、《礼》、《乐》等经典。当时太学所传授的主要是这样一些经典。但是我们现在用这个词，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了，它主要指中国古典的学问。这是西方的思想文化传进来以后，为了与西学相区别，我们把中国传统的，或者中国古典的学问，称为国学。古典的学问包括古代的哲学、宗教，还有文学、艺术，这些都属于古典的学问。它体现了中国古人独特的思想信仰、治国理念、精神追求和生活方式。对这些东西进行理论上的讨论，或者赋予一种理论的形式使之流传下来，这套东西，我们就称为“国学”。所以国学的范围是比较大的。

我们一般更重视的是古典的哲学和宗教。因为中国古人的精神教养，古人的思维方式，古人的价值追求，主要是通过中国古典的哲学和宗教来凝练和提升出来的。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国魂，是由中国古典的哲学和宗教凝练而成的。这个“魂”，这一主宰中国人的独特品格和价值信念的文化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曾创造了无数的辉煌，包括汉、唐的盛世，还有清代的繁荣。汉代的盛世是“文景之治”，唐代是“贞观之治”，清代是“康乾之治”。中国古代这些辉煌、灿烂的历史，都跟我们的国魂有关系，是由我们的国魂指导、支配并开辟出来的。汉代虽然人口只有几千万，但它的宫殿，却相当于现在的紫禁城的二十几倍，这是多么的辉煌。唐代的长安，相当于现在的西安的面积的六倍以上，那也是非常辉煌的。这种辉煌都是我们的国魂所凝炼、缔造出来的。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我们的国家也曾经一度衰落过。于是，许多人对我们的国魂产生了怀疑。但是我们看到，经过了近百年的磨难，从20世纪的下半叶开始，我们的国家又得到重新的振兴。我们的成就，已经引起了世界的瞩目。现在世界的许多国家，重新掀起了学习中文、学习汉语的热情。因为他们看到中华民族又在振兴。随着中华民族的振兴，中国的国魂也会受到更多的关注。所以，我们作为中国人，作为中国的学生，了解我们古典的思想文化，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缔造中国国魂的，我想主要可以归结为四大思潮。一是儒家，一是道家，一是以法家为代表的比较务实的思潮，我们也称为“经世致用”的思潮，还有一家就是佛教。我们的国魂，或者中华民族的精神教养，中华民族的思想信仰，主要就是由儒家、道家、佛教、法家等共同缔造的。

在这几家当中，儒家和法家是属于正面建构的，他们对于社会、人生，对治国都有个正面建构的意义，或者是提供一种正面架构的理论。道家跟佛学是从批判反省的角度来切入问题的。一个是正面建构，一个是从反面来批判反省，这就构成了中华民族思想信仰上的一个张力。在建构当中，儒家是用道德理想来建构，而法家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切入问题的。一个是理想的，一个是务实的，这也构成了一个张力。可以说，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就是由这样两重张力共同构筑的。儒家和法家正面建构，是入世的。道家和佛学批判反省，是出世的。这样一重建构所缔造的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或者说知识分子的基本人格，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所谓“出世的精神”，就是不要过分看重名誉，不要过分看重利益，要淡泊名利。但是，如果只讲淡泊名利，不讲入世担当，就会走向虚无主义。所以，要讲出世，也要讲入世。而如果入世没有出世的精神作为支撑，就可能会迷失在功利、名利的角逐之中，而不能够超脱。所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很强调要以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事业。这是传统知识分子基本的人格精神。这正是由正面建构和反面批判这种张力构成的。另外一种张力，儒教的道德理想和法家的务实精神的张力。它构成了中国古人处理事情的方式，也叫做“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就是有远大的理想，在远大理想的光照下去做事。但是如果光有远大的理想，没有切实的事功，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具体的努力，也是不行的。所谓“道中庸”，就是回归日常，在具体行事上贯彻这个道德理想，这就叫“极高明而道中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儒家、道家、佛教和以法家为代表的“经世致用”思潮，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或者说中国的国魂。我们通过学习，就是要了解这些思潮是怎样来建构我们的国魂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的精神也会得到陶冶。

我今天讲的主要是儒家，而且以孔孟的智慧的研究为主要内容。我分为三个问题跟大家一起讨论：第一个是孔孟原创儒学的根基是什么？我把它归结为“世间情”。第二个是汉唐时期儒学的新拓展，就是引入宇宙论来支撑成德论。第三个是古典儒学的现代意义。

（一） 孔孟原创儒学的根基：世间情

在讲孔孟儒学之前，让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孔子和孟子。孔子，姓孔名丘，出生在春秋的末期，为公元前551年，去世在公元前479年。他是山东曲阜人，父亲是一个没落贵族出身的武士，力气非常大。据论曾经在一次战斗中把很重的城门托起来，让士兵们从那里通过。但是孔子出生得比较晚，所以对他的父亲基本上没有什么印象。他是由母亲抚养长大的。孟子，名轲，生活在孔子死后的一百年，是孔子的孙子的学生的学生。孟子生活的年代为战国的中期，这是一个战乱很厉害的年代。孟子也是由他母亲抚育长大的，所以从研究文化教育学的人来看，母亲的教育是最重要的。孔子一生只做过短短一段时期的鲁国的官，很快地被排挤，以后就以授徒讲学为主。孟子的个人经历也主要地是授徒讲学，向学生传授《诗》、《书》、《礼》、《乐》。他们的个人经历，显然都以教育家的形象影响于后人。

作为教育家，他们为什么会影响整个中国的古典思想文化？而且，这种影响持续了两千多年，至今，他们更且已经成为世界的文化巨人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孔子、孟子是依据什么来创立儒学的？他们所依据的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对后世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这也非常值得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问题。

要研究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孔、孟所创立的儒学的基本特点：以道德理想来从事社会人生的正面建构。他们的道德理想又是怎么出来的呢？为什么这个道德理想在建构社会中有如此重大的意义的呢？我们首先来研究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还得要回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背景。同学们都学过中学历史，大致上应该是了解的。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是中国古典社会一个非常动荡的时期。社会的动荡，最初自然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也就是铁器的发明和牛耕技术的出现。在西周以前，古人所使用的工具是石头，那是石器时代。虽然也有铜器的发明，但铜器主要是用来做兵器和祭神用的器皿，很少用来做生产器具，因为铜器比较软，不适合做生产工具。但铁器不然。春秋时期发明了铁器，而且进而发明了牛耕技术，一下子把生产力提高了。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财富的增加。财富的增加带来的是社会地位的巨大变化和财产状况的巨大变更。有的人掌握了先进的生产工具，他就富裕起来。有的人没有掌握先进生产工具，他就破产、破落。这是地位的变化。由于财富增加，有的人吃不完、用不完，他就把剩余的东西拿去做商品。商品的发达使人口的变动增多。人口的变动和财富地位的变化进一步就会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

原来春秋以前社会的结构是氏族制，氏族是一个基本的单位。国家是以氏族为单位进行管理的。国家要征收赋税，要征用劳力、兵马，都是以“族”为基本单位来进行的。但是，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人口流动的增加，以“族”的方式来管理是不行了。所以春秋时期，管理的形式开始改成了郡县制。就是以一个州、一个县为区域来进行管理。这是社会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管理方式的变化。管理方式的变化进一步又带动人才选拔方式的变化。在氏族制社会中，管治人才是由氏族长老来决定的。郡县制由于打破了姓氏的界限，所以，管理的人才只能通过选拔的方法来进行。选拔看重的是人的能力，而不是人的“德行”。由于不再重视人的“德行”，所以人的道德就慢慢地被排挤。特别是到了战国时期，这种情况表现得更明显了。

在战国时期，伴随着财富增加的是人们欲望的扩张，人们欲望的扩张，好像打翻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各种各样的贪婪都被放了出来。为了能够满足土地、人口、财富上的占有欲望，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夺。面对这种争夺，人才当然就更加重要了，对人的才能的重视就更加突出了。所以我们看到，在战国时期，各种“合纵连横”的人，他们讲的都是权术，根本不重视道德。由于整个社会只重视财富，只重视人的才干，而人的才干的竞争又加剧了整个社会的竞争，所以，整个战国时期，人心、人性都在堕落。这种堕落，比较一下春秋时期的社会风气跟战国时期的社会风气，就会看得很清楚。

春秋时期，人们很讲究教养，很讲究才情。士大夫、士君子之间的交往，常常是通过赋诗的方式进行的。只要相互之间通过赋诗看到对方很有风度，很有才情，就会成为很好的朋友。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也经常是通过赋诗的方式开始的。两个国家之间如果发生争端，甚至发生战争，只要你派一个使者去谈判，如果那个使节赋一首诗，显得很得体，很有风度，争端就会化解。春秋时期晋国有个叫宣子的人出使郑国，他在离开郑国之前，郑国的六卿——相当于六个部的部长，摆了酒宴为宣子饯行。宣子说，你们每人赋首诗，我看看你们的志向是什么。郑国的六卿每个人赋了一首诗，所赋的是《诗经》的《国风》中郑国那部分的诗歌。大家以前在中学都学过《诗经》。《诗经》分风、雅、颂三个部分。“颂”是祭奠天地和祖先唱的诗歌；“雅”是士大夫们互相唱和的诗歌；“风”是民间的歌曲，很多是民间举办庙会的时候唱的情歌。我们看到郑国的六卿回应宣子的全都是情诗。士大夫们之间要表达自己的志向，就念一首情诗，可见当时是很讲究才情、很讲究风度、很讲究教养的。现在我们官员们之间的交往，就看不到这种才情了。其实，这种风气在中国传统里面一直都存在，只是春秋时期表现得非常突出。这是一种贵族性的精神教养。

但是到了战国时期，整个社会风气已经不同了。功利和财富的争夺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地位。我们学过思想史的都知道，战国的末年，有个叫韩非子的思想家，他就说当时的社会交往是一个“互市”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市场上的买卖关系。做国君的如果要给某人高官厚禄，不是看这个人是否忠心，而是看他有没有才用。做大臣的很能够为国君卖命，也不是因为他很有道德，而是因为如果不卖命就得不到高官厚禄。这就是一种市场买卖的关系。韩非子又说，做轿子的都希望大家很有钱，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心肠很好，而是如果大家没有钱，轿子就卖不出去。做棺材的希望人们快点死，这也不是说他的心肠很黑，而是因为如果人不快点死，棺材就卖不出去。这都是利之所在。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这样。

我们知道，秦始皇有个很出名的丞相叫李斯，李斯和韩非是同学，他们都跟从荀况学习古典思想文化。李斯学得差不多以后，在告别老师时就说：老师，我家里很穷，这是我的耻辱，非常不光彩。春秋时期人们绝对不会这样想，你看孔子的学生颜回，一碗简便的饭，一杯清清的水，只要有书读，他就很快乐。但是李斯不是这样。李斯对荀况说：我家里很穷，我很不光彩，所以我一定要去谋一个官位，来改变我的地位。后来他到秦国去。因为他很有才能，被秦始皇看中，辅助秦始皇打赢了六国，后来做了丞相。做了丞相以后，他觉得自己的功劳很大，可以过很豪华的生活了。有一次，秦始皇出巡，在一个山腰上，看到有一队很豪华的车马从下面经过，秦始皇就问他身边的侍卫，这是谁的队伍？他身边的侍卫告诉他，这是李斯丞相的车马。秦始皇很不高兴。过了一段时间，秦始皇又看到李斯的车马了，但这次却变得非常俭朴。秦始皇知道是他身边的侍卫向李斯告了密，所以李斯才改变了作风。秦始皇觉得他身边的侍卫不可靠，所以把他们全部杀掉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君与大臣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完全是一种互相猜忌，互相不信任的关系。

大家又都知道，秦始皇平定六国的时候，文官是李斯，武官是王翦。王翦打仗非常厉害。当时，在东边的多个国家都被平定了，剩下的国家中，楚国是最强大的一个。秦始皇要王翦带兵去攻打楚国。王翦说：楚国强大，你要给我六十万兵马，我才有把握打败它。秦始皇一听，要六十万兵马，那不是把国家的主力都给你了吗？万一你反叛，我还能够站得住吗？所以没有答应，也没有说话。王翦知道秦始皇不放心，后来他就要了很多田地，大概也娶了很多妾室吧，生活过得尽量腐化。秦始皇看到这个人其实没有很大的政治企图，只是为了财富，为了生活的奢侈。后来才把六十万兵马给他，让他去平定楚国。你看，秦始皇跟秦国最重要的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都不是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的，这是战国时期的风气。

无疑，孔子和孟子是深深感受到社会风气的不断坠落，感受到了人心在坠落，人性在坠落。怎么样救心救世？这无疑就成了他们思考的主要问题。

非常有趣的是，孔子、孟子所面对的问题，也是同一个时期世界几个文明古国所共同面对的问题。所以有的历史学家说，公元前6世纪到1世纪这一时期，是世界文明的突变时期。这段时期，所有的文明古国都面对同样的困扰：社会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动，人心、人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古希腊、古中东，还有古印度，这时都处在社会的巨大变动中。这种变动有的很可能就跟铁器的发明有关系。铁器的发明，一方面是生产工具的改进，另一方面也是武器的改进。用铁器作武器，在战争中是非常有利的。

虽然世界文明古国的圣贤都感觉到需要救心、救世，但是，所走的路径却大不相同。古中东与古印度的圣贤们把救世、救心的希望寄托在神、佛的身上。古犹太人创立了犹太教，在犹太教之后又开出了基督教，他们都相信有上帝，相信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可以拯救人类。依基督宗教的说法，上帝为了拯救世人，为了为世人赎罪，派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下来，耶稣基督是以自己的“献身”来为人类赎罪的。这是在古代中东那个地方形成的一种信念，是巴勒斯坦、以色列人的信念。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古印度则是寄希望于佛陀。他们认为，人们之所以有这样种种的灾难，是由于人们带着肉身，有很多欲望。有欲望人们就会发生争夺，有争夺人们就会犯下很多罪行。由于有很多罪过，所以人们才不能得救。为了得救，人们需要去掉自己的贪、嗔、痴，去掉肉身个我。显见，中东的传统，古印度的传统是诉之于神、佛，希望借神、佛的力量使人类获得拯救的。另外一个传统是古希腊的传统。古希腊的传统是意图用认知理性的方法来救世。他们的圣贤们认为只要人们多讲理性，多接受一些知识的训练，就可以使大家认同一些共同的道德信念，整个人类社会就会变成一个有道德的社会。这样，社会就会获得安宁。这是古代一些文明古国所走过的路。

跟这些古代文明国家所走的道路相比，中国的孔子、孟子所开创的道路却是非常不同的。

孔子和孟子所走的不是信仰的道路，也不是知识理性的道路。他们回落到人世间，诉之于人世间的情感。他们认为，我们不需要找神、找佛，我们也不需要诉之于所谓知识的建构。我们人世间的情感就可以起到自救的作用。他们是回到世间的情感世界中来思考问题的。

为什么孔子和孟子会觉得“世间情”可以成为我们救世的起点和基础呢？有什么根据呢？他们的根据首先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家族里面。在一个家族里面，自然就会有一种亲亲之情。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关爱自己的父母，亲爱自己的亲人，父母也会关爱自己的子女。这种情感是天然就有的。凭着这种情感，我们每个人就可以走出自我，走向他人。你们看《论语》中孔子讲的都是很平常的话，谈的许多是家族、亲族的情感问题。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父母健在的时候，不要去得太远，如果要去远的地方，要告诉父母你在哪里。现在你们在外可能也会久不久打个电话回家，向父母报平安，这是很自然的情感。孔子又说：“父母为其疾之忧。”这句话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说，父母最牵挂儿女有没有病痛。另外一个解释是，儿女最牵挂的是父母有没有病痛。我们外出，下了飞机到旅馆第一件事情就是打个电话回去报平安，这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这一很平常的事情，就渗透了我们的亲亲之情。这个“亲亲之情”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从亲情出发去关爱父母，关爱子女。这个关爱就表示我们已经走出了自我，走向了他人。

其次是，我们每个人不仅都会关爱自己的亲族，而且也会关爱社会上的他人。孟子就讲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这个例子成了后来的学者们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一个小孩，差点儿跌到井里去了，我们每个人闪现出来的第一个念头是：很危险，赶快去拉他一把。这时，我们并没有想到这样做会讨好他的父母，会获得左邻右舍的称赞。当我们按着后面的这些想法去救他时，就落入了功利的圈套，那是不纯粹的。我们最纯粹的念头就是，他是人，具有生命，我们要去救他，这是普遍人性，这人性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每个人还都有走出自己关爱社会他人的一种情感。这种情感就是人对人的同情心，恻隐心。这也是人人本自有之的。

再次是，依孔、孟的看法，不仅是平常的人会有这种关爱他人的情感，即使是犯罪的人，他也还是有良知的。史料记载，有个官员，有一次他抓到一个强盗，要审讯他。审讯的大意似乎可以这样演绎：“你把别人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财抢走了，良心上过得去吗？”这个强盗不承认人有良心，回应说：“这个年头，谁还讲良心？”他跟这个官员争吵起来。当时天气很热，这个强盗问：“可不可以脱衣服？”审判的官员说：“可以，你脱吧。”最后，强盗只剩下一条裤衩没脱。官员就问：“你裤衩怎么不也脱下来呢？”强盗说：“那样不太好吧。”官员当下指点这个“不太好”就是他的良知。这在儒家叫做“良知现在”。你看，这个罪犯也是有羞耻感的，他还是考虑到了他人的存在，这就是人的良知。所以，一个犯了罪的人也是有良知的，只不过这种良知被后来的功利心淹没了。正是凭借这一点，孟子才说人在本性上是善的。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以人在本性上是善的，在根底上是善的。这是孟子的说法。

孔、孟就是这样，通过发掘人世间的情感，找到了可以救心、救世，可以走出自我、关爱他人的一种基本的力量和因素。当孟子把人的这种亲亲的情感、关爱他人的情感赋予一种人性的意义的时候，就意味着人走向道德、走向善良是必然的。因为人的内在本性就是这样的。人走向犯罪、走向堕落，反倒是偶然的，因为那是外在因素的影响才导致的。所以，孔、孟对人充满了信心。在孔、孟看来，人要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其实并不难。只要把自己内在的善良本性发挥出来，推广出去，就一定会成为一个好人，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成为一个高尚的人。孔子又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要做成什么事，也希望别人做成同样的事。孔子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得到的，也不要把它强加给别人。孔子认为这就是好人，这就是仁人君子。

孟子在孔子这个说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不但应该把自己的老人当老人那样去尊重，也应该把别人的老人当老人那样去尊重；我们不但要把自己的小孩当小孩那样去爱护，也要把别人的小孩当小孩那样去爱护。这就是“仁爱”。人的修养其实就是这样，并不复杂，也不艰难。

至于治理国家，孔孟儒家则提倡“缘情制礼”，以“仁”治“政”。所谓“缘情制礼”，就是说设立制度要以情感为起点、为基础。以“仁”治“政”，就是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这样国家就会治理得很好。孟子曾经就这个事情和当时的齐宣王进行过讨论。齐宣王总觉得仁义不能够治国。而且，他觉得人性是否是善的，也还是个问题。孟子就问齐宣王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一次看见屠夫拉着一头牛从堂下经过，那头牛意识到自己就要被宰，发出一种很悲惨的哀号。齐宣王看着很不忍，就说，不要宰它了。齐宣王说有这回事。孟子就这件事当下指点说，大王既然对牛、对动物都有一种不忍之心，对人肯定更有不忍之心，所以，你的本性仍是善良的，你可以行仁政。在孟子看来，以不忍人之心，来行不忍人之政，就可以使天下大治，可以建设起一个理想的社会，一个有道德的社会。这是孔、孟的一个基本的理论架构：从回到世间开掘人的情感的角度，来讨论人如何救心，整个社会如何救世的问题。

我们应该怎样来评价孔、孟这样一种思想路向呢？要对孔、孟的这一思想路向有一个比较合适的评价，我们还是要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讨论问题。我刚才说过，世界各个文明古国，在面对相同的社会危难时，它们所走的道路是不一样的。古希腊所走的道路就是多学点知识，理性一点，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救世。但是实际上，多学一点知识，更理性一点，并不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有时候知识越多，可能他的劣迹就越多，他错得就越厉害。所以这条路子，在西方的历史上一直争论着，没办法解决。有知识和有道德，其实根本是两回事。这条路子不一定能成功。另外一个路子就是寄托于宗教信仰。寄托于宗教信仰的路子，能够成就人的超越追求。从成就人的道德的角度来讲，宗教信仰和孔、孟的思想有相同的价值。但是，宗教信仰有它的难处。这些难处我们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

第一是宗教信仰的族群性问题。一种宗教信仰总是跟一定的族群相联系的。信基督教的，一定不信犹太教。信犹太教的，一定不信伊斯兰教。甚至可以说，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互相排斥是非常厉害的。我们看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本来是同一个来源的，他们都认同几个共同的祖先。但是，迄今为止，这三教之间的冲突仍然非常厉害。因为宗教信仰是跟一定的族群相联系的，虽然在本族内它可以让人们获得超越，但是，它不能赢得普遍的信仰。它的普遍性是一个问题。

第二是宗教信仰的存在性，即它的实存性问题。所谓宗教信仰的存在性或者实存性，是指每一个宗教都认为自己信仰的神是真实存在的。有一年我在美国，与当地的基督教教会有很多的交往。有一个专攻地球物理学的硕士毕业生，他在美国加入了基督教。他就跟我说，《创世纪》里面讲的上帝用六天的时间创世是可以用科学来证明的。但是他的说法人们很难接受。可见，宗教都把自己所信奉的神看作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这就经常会受到科学的挑战。由科学的挑战所带来的，就是信仰的恒久性的问题。所以，宗教信仰的这个难题也是比较不好解决的。

第三是宗教信仰的彼岸性问题。无论是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或者是佛教，都把自己信仰的神和自己的最终归宿放到跟现实生活完全分隔的那个彼岸。因为人生来就带着肉身，就有欲望，所以才会堕落。要回归到彼岸、要获得神的拯救，一定要去掉你的欲望。要去掉你的欲望，也就是要去掉你的身体，甚至要虐待你的身体。古印度佛教以前的一些宗教，认为灵魂之所以不能解脱，正是身体把它拖住了。所以要想获得解脱，就要残害你的肉身，甚至要吃屎、喝尿。以为只有用这种方法来虐待肉身，灵魂才能够获得解脱。这是把灵与肉看作完全对立的。二者的对立，固然凸显了神性。但它太强调神性了，对人性本身的关注不够，就难以回归到现实的日常生活中来。这也影响了宗教信仰的普遍性。

第四是宗教信仰的偶遇性问题。许多信徒都会说，我之所以信神，是因为我获得了神的感召，所以我成了信徒。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的。我有一个朋友，我很尊重他，所有信教的人我都很尊重。他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本来是一个很优秀的医生，但后来患上了绝症。他就向神祈祷：如果我的病症好了，我的后半生就奉献给神，去做传教的工作。后来他的病真的好了，因此他就成了一个很虔诚的教徒。但这是偶遇。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幸运。我很尊重信教的人，这里我只是讲一个例子，来说明宗教信仰与偶遇性是有关系的。既然带有偶遇性，也会影响它的普遍性。所以，用宗教信仰来救心、救世有许多困难的地方。

相比较起来，我觉得儒学是非常独特的。它回到日常，回到世间来思考问题。在日常生活中，不管处于什么族群、持什么宗教信仰，每个人都离不开亲族，这是无法改变的。我们每个个人都离不开亲族，我们在日常的真实生活中，就都有亲亲之情。这是我们日常真实的情感，是人人都有的。又且，不管处于什么族群、持什么宗教信仰，我们不仅离不开亲人，也离不开社会他人。因为人跟动物不同，人需要生产才能够获得生活资料。又一定要结成社群才能够从事生产。我们每天吃的、用的，都不可能离开他人。我们所吃的、所用的，都会打上他人的烙印，甚至沾着他人的血汗。我们从每天吃的、用的当中，就都可以体会到他人对我的意义。这也是我们真实的生活。而且，这种生活是我们最本始、最原初的生活。就是说，我们在最原初、最日常的真实生活中，都会感受到父母或社会他人对我们的爱。同时，我们也经常会有爱的冲动。有时候我们不太注意，但只要你注意一下，从父母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中，我们都会感受到父母对我们的爱，从他人、朋友的一句话一个表情中，我们也会感受到这种爱。而且我们也希望爱别人，只是有时候由于羞涩或者别的考虑，我们不能够表达，但人都是有这种爱的。所以，在真实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有一种真实情感自然流露出来。

特别要注意的是，这种真实的情感是靠我们的感受来体验的。我用“感受”这个词，它的意义在哪里？ “感受”需要带着我们的身体。我们中国使用的词 “切身体会”、“设身处地”都是讲“身”的。因为有身体才能感受。这意味着在感受中是有“我”的，不需要去掉“我”。从我的感受出发，同时感受到他人对我的意义，这既承认有我，又走出自我。这和宗教是不一样的。宗教是不讲“我”的，是要去掉“我”的，它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获得神的灵召。比较起来，在儒家这里，不需要过分虚无缥缈的神的灵召，也不需要过分复杂的理论建构，通过感受，我们很自然地就能够走出自我，走向他人，走出功利，走向道义，从而使我们的灵魂乃至社会获得拯救。通过开启、激发我们的情感，或者说通过点出我们内在生命的光明面，来使我们获得拯救，这是孔、孟建立的原创儒学的一个基本特点。依著名神学家汉斯·昆的说法，这是中国的智慧。中国的这种智慧将成为人类共同的伦理建构的特别的动力源泉。我想，我们应该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孔子的伟大所在。特别是当神的存在性受到怀疑的时候，孔、孟原创儒学所提出的回归到日常生活中培植的日常情感来救心救世的理路，应该说是有独特价值的吧！

（二） 儒学在汉唐时期的拓展：以宇宙论支撑成德论

下面我们继续讲第二个问题：孔、孟儒学的发展。 孔孟儒学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不断地在发展，其中有两个最有价值的时期：一个是汉唐时期，用宇宙论来为孔孟儒学提供一个有理论特色的支撑。另外一个是宋明时期，在接受佛教的思想影响后对儒学的进一步推进。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讲汉唐的发展。而且汉唐儒学以往多受冷落，也需要为它申辩一番。

汉唐学者是用什么来拓展儒学的呢？是用宇宙论。我们刚才说过，孔、孟最初建立儒学的时候，是回到日常的真实生活，通过揭示日常真实生活中培植起来的真实情感，来建构起它救心、救世的思想体系。世间日常的真实情感，这是属于主体方面的东西。如果仅限于从主体来开出我们的思想体系，人们就会问，这种思想体系有没有客观的依据？如果没有客观的依据，只从主体来开出，能不能站得住脚？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就有了汉唐时期宇宙论的回应。这种“宇宙论”，就是从客观方面为孔、孟原创儒学的道德信念提供一种支撑的。

什么是宇宙论呢？同学们对它可能既陌生又不陌生。所谓不陌生，是因为中医里面经常讲阴阳五行，所以“不陌生”。但是又“陌生”，则因为我们毕竟不太了解它的详细架构，所以，同学们听起来还是会觉得不容易理解。因此，我们还需要作一些介绍。

简单来说，所谓宇宙论，就是从宇宙的来源和变迁来说明人的生存和交往的正当性的一种理论。中国的宇宙论基本上是由阴阳五行架构起来的。《易传》中有一段话，大意是说，“易有太极”，“太极”就是没有分化的一种宇宙生命力。太极分化以后就产生了两仪。所谓“两仪”，就是阴阳两种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的生命力。阴阳在运转的过程中，产生了四时，就是少阴、少阳、太阴、太阳。春天是少阳的季节，夏天是太阳的季节，秋天是少阴的季节，冬天是太阴的季节。四时的观念，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宇宙的变迁是跟时间有关系的。再进一步，就是五行的观念。五行是金、木、水、火、土。五行所讲的是方位和方向的问题。木是东方，火是南方，金是西方，水是北方，土是中央。五行的观念，实际上是指宇宙变迁和方位、方向有关系。这就是阴阳五行架构起来的宇宙论的一个基本内容。《易传》、《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都讲宇宙论。中医亦是。我们看中医经常会问，到底是阴虚还是阳虚？到底是阳火还是阴热？中医更把五行跟五脏结合在一块。如果是阳火，就是心火。因为心是属于火的。肾虚，那是水的问题。中医在解释人体结构与功能的时候，就是以阴阳、四时、五行的观念为依据的。中医给你看病，同一种病，春天和秋天的治理方法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考虑到生命运转中的时间问题。还有，对南方的同一种病，跟北方的同一种病，东方的同一种病，西方的同一种病，它的用药方式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一个方位的问题。这是阴阳五行所建构起来的宇宙论。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阴气、阳气，不是我们所讲的空气，而是古人在把握推动宇宙变迁的那种生命力时所提出的一对概念。所以，所谓阴阳、五行、四时讲的都是宇宙生命力的变迁问题。

宇宙论为什么会跟孔、孟所讲的道德发生关联呢？这要回到古代人们的生存处境来理解。中国古人所处的生存处境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整个的生产和生活，它的整个节奏，都跟阴阳、四时、五行密切相关。这一点，生活在北方的同学体会得可能会深一点。春天一来，“春风又绿江南岸”，原来是一片雪白，现在所有的雪都融化了，种子开始发芽、长叶，绿色铺满了大地。在春天里，一个农民看到庄稼很茂盛地生长，心里就非常高兴，因为一年的收获就有了好兆头。所以，农业社会里人对大自然的生命变化有一种敬仰、敬畏、敬祈的观念，还带有一种感恩的观念。从敬仰、敬畏、敬祈和感恩中，就会体贴出人应有的道德和行为。譬如说“诚”，儒家讲“诚”的观念，就是从四时变化中感悟出来的。因为在天道运行中，四时、二十四节气依时而来，万物才能够得到生长。现在是春天，是清明的季节。“清明时节雨纷纷”，如果清明不下雨的话，我们便一点依靠都没有了。这就是天道的诚信。四时、二十四节气依时而来，人的生活就可以得到安顿。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古人感受到，诚信是人类应有的道德行为。儒家的“诚”就从天道运行中获得了支撑。还有，在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的变化中，春天是最重要的。因为有春天，万物才有生长，有生长才有后来的秋收冬藏。所以春天被赋予最重要的意义。春生，那是天的仁德的表现。所以人的道德也应该效法春天，把仁爱作为我们的基本信念。孔、孟的“仁”本来是从亲亲，从人对他人的“不忍人之心”引申出来的。在宇宙论这里，它是从“春生”引申出来的。“仁”体现了天对人的关爱。所以，我们应该效天法地，也把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爱作为一项基本的道德。又，宇宙的生化，万物的成长，同时也需要人付出努力。人需要“赞天地之化育”，春天我们去耕种，秋天我们去收获，冬天我们去存养，准备明年的到来。就是说，宇宙的变迁既是一个客观的变迁，同时也是人付出自己努力的结果。所谓“赞天地之化育”，就是按照四时的季节付出你的努力，这也构成了人的德行的一个评价标准。《易传》中有一段话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是说宇宙的变迁是由阴阳来推动。然后“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顺着阴阳二气给出的季节，付出我们的努力，就构成了我们善的行为，善的行为的积累就构成了我们善的本性，人的善性也在这里建立起来了。再说，宇宙的变迁既是一代又一代人付出努力的——结果我们今天所吃、所用的一切，我们所以有今天这样好的生活，都是前人奉献的结果，因而敬孝我们的前辈、祖先，也构成了我们道德的一个基本标准，这就是“孝道”。还有，宇宙的变迁并不是到我们这一代就停止了，我们这一代人也要“赞天地之化育”，为下一代人付出努力，这就成就了我们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原来孔、孟讲的整套道德信念，都被汉唐的思想家们用宇宙论支撑起来了。宇宙论之所以能够为汉唐时期，甚至为现代社会的人们所接受，就是因为人的生存、人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生产，离不开农业文明。再扩大一点说，就是离不开自然世界。因为宇宙论是讨论客观的宇宙变迁的，所以引入宇宙论就使儒家所讲的道德具有了一种客观的意义。

同学们一定会问，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宇宙论能够站得住吗？关于这个问题，牵涉到一个知识论的基本问题。在这里不能够详细地展开。我自己有一本著作，叫《早期中国哲学略论》，那里专门做过讨论。我这里最有兴趣的是，宇宙论思考人的生命，人的道德问题的视野和结构，它的独特性在哪里？我想可以从以下两点来说。第一是，宇宙论强调一种生命意识。第二是，宇宙论凸显人跟自然的亲和意识。这两点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先谈第一点。中国古人把整个宇宙看作是一个大生命。在整个宇宙中，每个部分都是互相关联的，这种关联是宇宙变迁的一个基本动力。宇宙正是在时间空间的变迁中体现出它的生命性。人是宇宙大生命的产物，所以中国古人也把人看作是小宇宙。人的生存、人类的变迁，跟宇宙的变迁是息息相关的。比如，大家学自然科学都知道的“生物属性”的问题，还有我们的“生物钟”的问题，都是宇宙变迁带来的。我们内部的生命节律跟宇宙变迁的生命节律是密切相关的。人既然是宇宙发展的一个产物，当然也是宇宙变迁中的一个环节。一个个体生命，是宇宙变迁中的一个暂驻者。宇宙变迁的某些东西暂时停下来才成就了每个个体生命，这好像有点悲凉，但是这是客观的法则。人的生命最灿烂的时候，其实就是为了繁殖后代的时候。并不只是人是这样的，其实整个生物界都是这样的。你看，花开得最漂亮的时候，就是为了雌雄的交配，结成果实，繁殖后代。完成了繁殖后代的任务就凋谢了。动物也一样。动物在性没有成熟的时候，雌雄是不分的。性成熟以后，雄性长得特别漂亮，也叫得特别响亮，为什么？其实是求偶。一旦完成了它的任务，他就衰老了。所以生命最灿烂、最光辉的时候，其实是为了繁殖后代。自然主义的美学家说美是什么？美其实就是为了完成生殖学的功能才出现的。他们显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这就是生命意识及生命意识提示的价值信念。儒家所持的就是这种价值信念。

第二点是人跟宇宙的亲和意识。人既然是宇宙长期发展的产物，宇宙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造就了我们人类，更且宇宙经过长期的变迁而走到了我这里来，有了“我这一代”，所以宇宙的变迁是“为我”的。但是，我和“我这一代”也变迁过去，成为前人。所以，我和“我这一代”也是“为他”的，我也会在为宇宙变迁付出努力。这就可见，人跟宇宙是不能分割，是相依为命的。

如果我们把宇宙论所提供的这两个观念与宗教的意识，与近代的机械观比较起来，它的意义就会更清楚。在宗教的观念中是不重视生命的（道教除外）。无论佛教也好，基督教也好，都把两性的关系看成是污浊的，把生命看作是负面的。因为我们的祖先背叛了上帝，才被赶出伊甸园，从此人类带着罪性在人世间生活。佛教同样是把肉体生命看作是负面的。唯独中国人把生命看作是正面的、积极的，给予肯定。现代社会的人们都重视生命。因为重视生命，才有生态问题。所以世界许多生态学家都把生态的思想资源追溯到中国的古典文明。因为在其他宗教里面，没有这个资源，其他宗教既不重视生命，当然也就不重视生态，所以它们没有这个资源，这是中国古典宇宙论的一个贡献。再看跟机械观的比较。近代机械观的特点就是把人跟自然分割开来，把自然看作是没有生命的。自然界只是材料，可以任由我们人去摆布，去组合，去切割。这种机械观因为把自然界看作是材料，由之凸现了人的主体性。与此同时，这种机械观也把个人跟他人分割开来。把个人跟他人也分割开来的结果是突出了人的个体性。这是近代机械观的一个特点。人跟自然分割，突出了人的主体性，个人跟他人分割，突出了人的个体性。但是，这样的后果就是人跟自然的对立，自然界不断地向人类报复；人跟他人的对立，甚至把他人看作一个限制，一个地狱，这时人就会非常孤独。依西方的流行观念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如果上帝不在了，我们活在世间就再也找不到依靠了。这是机械观带来的问题。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我们诚然可以看到，用宇宙论支撑的儒学实也有非常独特的价值。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三） 古典儒学的现代意义

怎么样来评论儒家的现代意义？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三个问题。我们前面讲过，儒家有非常独到的地方，有独到的价值。实际上已经谈到儒学的现代意义。但是我这里要从儒学的难处讲起。

应当说，儒家也有它的困难和很多需要加以调整的问题。但是，儒家的难处并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讲的：它的“性善论”根本不能成立。有的西方学者批评儒家的性善论不能成立，是认为它经不起事实的考验。譬如说，你拿一块饼干给小孩，要他让给别人的时候，他经常不愿意，这就证明人性并不是本善的。用这样的事实来驳斥儒家，其实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性善论，固然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是更多的是寄托了儒家对人的信心，对人的期待，和对人的理想：人总是好的，人总会变好的。我们对自己，对他人充满信心，充满期待。这是无可非议的。儒家的困难不在这里。儒家的困难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儒家认为人的本性是好的。如果这个说法能够成立的话，它的问题就是：人的本性固然是好的，但是，人后来受到外界物质的引诱，欲望的引诱，堕落了，怎么办？而且很可能不是少数几个人堕落，很多人都堕落了怎么办？更且，正是堕落，正是人的欲望或者是人的争心才促进了后来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无疑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的丰富，确实是由于人对欲望的追求推动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就牵涉到儒家的理想追求和现实变迁的矛盾问题。现实经常是通过无情地践踏人的善良本性而开辟它的道路的。这是一个问题。

其次，从宇宙论来看，宇宙论强调宇宙是有生命的，而且宇宙的生命总是“为我”的，人跟自然是亲近的。但是，实际上宇宙变迁也不总是“为我”的。你看，一场水灾，一场地震，一场海啸，多少生命被淹没了。可见宇宙并不总是“为我”的。正因为我们感到宇宙并不总是“为我”的，所以我们就需要发展科学知识，需要把自然界看作是跟人不同的一种客观存在，对它进行改造、征服，从而发展出了机械观，机械观又推动了工业文明的出现。这样，宇宙论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工业文明跟农业文明的关系问题：在工业文明的时代，农业文明所提供的价值观还有没有意义？上个世纪初，人们把农业文明贬得一塌糊涂。认为它阻碍了科学的发展，阻碍了民主的发展。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在享受工业文明的成果的时候，农业文明的价值观是不是就应该完全被淘汰呢？这个问题也是对儒家的挑战。

我想，面对这样两个挑战，儒家其实是可以回应的。

第一个问题是理想跟现实的矛盾问题。儒家的回应就是：儒家有道德理想的追求，这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坚持的。儒家，把人放到一个情感世界中去，通过揭示人的内在的光明面来展示美好的人生，美好的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这个美好的人生，美好的人际关系，只是解决人的道德问题，是“内圣”的问题。至于外在的公共社会的建构，我们人永远离不开家人与社会，对家人与社会他人一定是有情感的，因之，是应该引入现代的法制理念来进行处理。这是说，为了应对人性的堕落和由堕落带出的种种利害争夺，还得有民主与法治。这就需要把“内圣”与“外王”分开来，不一定要由“内圣”开出“外王”。由“内圣”开出“外王”是不现实的。儒学可以也应该容纳民主与法治，而使自己得到发展与完善。这个问题不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在工业社会中，在工业文明中，农业文明的价值要不要和能不能保留的问题。我想回答也应该是肯定的。因为实际上人永远离不开自然，人永远不能摆脱自然的支配。工业文明过分地夸耀了它的成果，认为什么都可以改变，什么都要重新组合，重新建构。近二三十年，人们已经发现这个观念很不对。从宇宙论的角度看，人其实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自然界在长期发展中，把每一个生物造成什么个样子，它这个样子就具有圆满自足性。有翅膀的，它就没有利爪，就没有很强的腿力。腿很有力的，它就没有翅膀。人类既没有翅膀，也没有腿力，所以大自然给我们一个聪明的脑袋。每种生物都有自己的特点，这是自然界长期发展通过择优机制形成的。我们之所以成为这个样子，我们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生活，都是自然在长期的发展中给配置好的，都是优化的组合。我以这样一个样子去生活、去历练，就成就了这样一个“我”。只要每个人把自然给予我们的最灿烂的那一面展现出来，我们就创造了辉煌。一个人过度地做人工的改变，会使自己都感到那是外在的、陌生的。比如，美国人虽然不断地用转基因的方法生产食物，但他们自己不敢吃，不知道吃了以后会怎么样。所以，我们没必要追求很多不自然的东西。

工业文明不仅夸大了自己的力量，而且它还是煽动欲望的一种“文明”。我们每天在报纸上都会看到，这辆汽车比那辆汽车好，这套房子比那套房子更舒服。然后，我们就不断地换汽车，不断地换房子，商家们又不断地开发，我们又不断地向银行贷款，为了还贷款，就要不断地工作，不断地疲于奔命。香港的朋友经常说：这一辈子就是为房地产商打工。因为买一套房子几百万，每个月要还几万元钱。所以一辈子都是为房地产老板做牛做马。现代工业文明就是这样一个煽动欲望的“文明”。不仅如此，这个“文明”还是带有破坏性的一种“文明”。工业制作与农业产品不同，它的许多东西是不能再生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农业文明的那种追求：在欲望上淡泊一点，在亲族之间、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多讲一点情感，在现代社会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尽管我们不一定要丢掉工业文明的成果，但是，我们还是要提倡回归家庭，回归社群，回归情感世界。这样我们才能有自己的精神家园，有自己的情感寄托。好，谢谢大家。（鼓掌）

［自由提问部分］

问：能不能讲一讲性本善，性本恶问题，人性真的是本善的吗？

其实这个问题我刚才已经讲了。从认知的意义上来说，我们既可以找到性善的例子，也可以找到性恶的例子。但是，性本善是从价值上来说的。性善论者坚信自己是好人，自己会成为好人；别人是好人，别人会成为好人。这是要开启我们内在的光明面，对我们每个个人充满了期待与希望。其实，性本恶也是一个假设，它是为了建构法制理论而提出的一个假设。只有在这样的假设下，我们才能够把法律做得更严密一点儿。

问：为什么古罗马和古印度会把拯救人类道德诉之于神、佛，为此甚至残害肉身？人之所以为人的底线，不应该是自觉和自爱吗？

这牵涉到宗教起源的问题。中国的古代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社会，它是比较稳定的。所以，中国的文化更强调人跟自然的亲密关系。但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生存处境是非常悲惨的。他们不但面对着内部不同部族间非常激烈的冲突，而且，经常被异族征服。一会儿是古希腊征服他们，一会儿是古罗马征服他们，还有古亚述、古波斯等都征服、奴役过他们。他们自己没有力量可以抵抗各种悲惨的遭遇，所以就把希望寄托于上帝。古印度的生活处境也是很困难的。因为古印度属于热带气候，自然环境非常恶劣。他们夏天经常好几个月不出门，躲在山洞里面苦思冥想人类为什么这样苦？他们认为这是肉体造成的，有肉身、有欲求造成的，因之对生命、对肉身取否弃态度。这是一个宗教起源的问题，需要更多的知识才能够理解。

问：如何理解平常心是道？

这位同学可能知道我的人生格言。你们在网上可以看到人们问我最喜欢的话是什么，我说：平常心是道。平常心是指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心态，既不要因为你得到很多而沾沾自喜，也不要因为你失去很多而有所怨恨。同学们将来可能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大家在一起上学，开头我读书比他好，后来他却做了大官，或有了很多钱，但是我不会觉得他一定就比我幸福。这就是平常心：采取一种比较平淡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个得与失。

问：古时候的人很注重教养，为什么现在有些人不听别人的劝，仍然我行我素，没有教养，完全不顾别人是为他好？

应该说，并不是古代所有的人都有教养，也并非说现代所有的人都没有教养。我是从教育体制的角度来讲的。古代人，特别是春秋时期，他们非常讲究教养，这是跟他们的教育体制有关系的。那时候的教育，也有分季节的。冬夏讲诗书，春秋习礼乐。“诗”其实也是“乐”。主管教育的官员就叫“大司乐”、“乐正”，可见“乐”在古代的教育中占了非常大的比重。音乐的教育是性情的陶冶，当然也跟祭奠神灵有关系。可见，中国古代的教育是非常注重人的性情的陶冶的。这个传统在中国一直延续到清代，只是有时候淡一点，有时候浓一点。为什么近代以来的教育会发生变化呢？这主要是科技的发展造成的。为了富国强兵，一定要发展科技，现在人们都把科技放在首位。结果我们的人文教育被边缘化了。其实这是现代人的悲哀。因为如果我们缺少教养教育，缺少陶冶心灵的人文教育，就只能迷失在功利的追求、财富和权利的追求中。2006年我看到一家报纸对高中毕业生作的一个抽样调查的报道。调查的内容是五项。一个是智慧，一个是美丽，一个是财富，一个是权力，还有一项是信仰。美国的孩子全部把智慧跟信仰放在第一、第二位。中国的学生全是考上清华、北大的，只有一个把美丽放在第一位，可能是个女孩子。其他的学生都把财富和权力放在第一位。这说明我们学校的教育是非常不成功的。如果这样的话，整个社会都会陷入不断地为功利、为权力斗争的漩涡之中。这对我们社会的建构，对我们理想的追求是很不利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接受人文教育，注重人文教育，把自己弄得有教养一点，有礼貌一点，有才情一点，这样你的生活才会更充实。谢谢。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整理及校对：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朱慧、张敬川）——摘自《中国古典哲学略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