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县(今属大理市一部分)城南7公里的太和村，1200年前，曾是举世闻名的南诏国都太和城。南诏陈迹已如烟，而在这千年古村仍矗立着一块丰碑——《德化碑》，其上至今读来仍令人荡气回肠的碑文，凿凿印证着南诏雄霸一方的历史，辩说着南诏与唐王朝的一段曲直，其文之雄辩高美，冠盖古滇。
《德化碑》是我省最大的一块唐碑，碑高3．02米，宽2．27米，文行40行，厚0．58米，两面刻字，阳文3800字，明文1200字，红砂石质地，是研究南诏历史的重要文物，此碑与太和城一起，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碑立于唐“天宝战争”之后，彼时南诏国主阁逻凤在太和城全歼唐朝大将李密10万兵马，以全胜之势，展高远之望，勒石铭功，并在碑文中切切痛陈迫于唐将淫威不得不兴兵反唐的原委和期望修好附唐的心曲，写得气势雄阔、才情超绝，是滇碑中难得的妙文。
南沼立国之后，实力渐强，意欲东扩；唐王室既要联合南诏，又不愿其强大，矛盾由此产生。天宝年间，杨国忠等奸臣当道，“欲求恩幸立边功”，穷兵黩武，朝廷腐败，对边疆民族地方政权关系处理错误，政治军事冲突时有发生。
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南记王阁逻凤按惯例赴云南(今云南驿)谒见时任云南(今姚安)太守的张虔陀，而其妻竞受到张虔陀的侮辱，阁逻凤十分愤怒，上表控告，但朝廷不置一辞，于是阁逻凤起兵问罪，杀张虔陀，攻城夺地数十处。第二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统兵8万攻打阁逻凤，阁逻凤派人前去陈述原委，“切陈丹款，至于再三”，表示愿再置府城，归还俘虏，但鲜于仲通狂妄自大，“褊急寡谋”，不许讲和，“唯言屠戮”。阁逻凤面临强敌毫不畏惧，当机立断，联合吐蕃，大败唐军于西洱河，鲜于仲通“逃师夜遁”，损兵6万。南田受吐善封为东帝，立国号称大蒙。唐王朝不接受教训，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又遣大将李宓率兵10万出击南记．经过激战，唐军覆没。这即是有名的“天宝战争”。
阁逻凤虽然数败唐军，声威赫赫，国力强盛，但他是一个有眼光的政治家，从南记的根本利益考虑，不愿长期与唐王为敌。他又是一个善于进退的谋略家，以全胜之军，为唐军将士裹尸收兵，“祭而葬之”，并令人撰文，详记天宝战争的前因后果，陈述不得已而反唐的苦衷，此文刻于巨碑之上，立于都城之中，这就是《德化碑》。胜利者而取低姿态，战胜者而倾心归附，阁逻凤的作为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的强者。非但勒石刻碑以诉衷情，围绕天宝战争，阁逻凤还采取了一系列消除后患的措施，他将唐军阵亡将士的遗骸建成一座“大唐天宝战士家”，即习称的“万人家”，岁时祝祭。另于苍山斜阳峰麓修建“唐李公之庙”，即习称的“将军庙”，祭祀唐军阵亡主帅李宓及部将。如此等等，足见阁逻凤用心之深。这些作为，为以后南诏与唐王的修好，安定边疆，统一祖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10年前，笔者到大理观《德化碑》，又到苍山访将军庙，思及阁逻凤一代明君风采，有诗抒怀云：
百代英雄噪寰中，峨冠摇曳苍洱松。
碧海连天旌蔽日，平明秋月马嘶空。
大野争驰白骨怨，青溪瀑泻金戈凶。
将军独坐高堂际，檐铃轻敲南记风。
阁逻凤死后，其孙异牟寻立为国主，即遣使三路人成都，请求归返唐室。唐王朝此时兵相连，国力大减，痛定思痛，不得不面对现实，接纳南诏。回首往事，总结经验教训，宰相李泌认识到，“云南自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承认过在唐而不在南诏，因此提出“南通云南”以“断吐蕃之臂”的方略，为唐德宗接受。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唐朝派袁滋为特使持节来册封南诏王，这是在《德化碑》树立之后28年的事，自此，南诏重归于唐。
《德化碑》是一块历史的丰碑，除前所述内容外，它还广泛记载了南记时代云南的诸多史迹，如城廓建置、职官体制、农田水利以及养马、采矿、纺织等业，甚至连温泉疗疾这样的细琐之事也有载述，因此，它是研究南诏历史、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风俗以及民族关系的第一手材料，弥补了许多正史的不足。
《德化碑》以记述南诏君王的伟业丰功为主，同时表达南诏不得不叛唐兴兵的苦衷，又要陈明归附唐室的心迹。碑文优劣，关系到南沼的前途和命运，因此南诏王特意派南话清平官郑回撰写碑文。郑回原为唐朝西泸县(今四川西昌县)令，后为南沼俘虏，但得重用，封为清平官(宰相)，赐名王蛮利，令其担任王室子弟的教师，权力之大，可以责打到王室贵育学生子弟而任何人不得过问，在南诏威信素著。他系内地汉族，文章著于当世，将碑文写得雄辩滔滔，才情横溢，刻板的碑文成为绝妙的散文。书丹者据《南沼野史》记载，是“唐流寓御史杜光庭书”，但近人考证，从碑文的气势宏达、文藻斐然，与书法的挺劲秀逸、朴茂可爱，其结合是如此连贯统一，非有一才情高远的写手不能胜任，因而又疑碑文、书丹俱出郑回之手。
细读《德化碑》，不得不令人叹服其为千秋妙文。它叙事委婉曲折，如千溪百转；它陈理则一泻千里，如长江大河；它抒情则瑰丽动人，如春风舞柳，滇碑中无出其右。
碑文抒写了南话的凛凛正义，同时歌颂了南诏军队的锐不可当。字行之间，颇有顾盼自雄，天下莫之与敌的豪气。其叙与李宓之战，先是“令军将王乐宽潜军袭造船之师，伏尸遍毗舍之野”，后又与李宓大军接战，“我命大军将段附克等内外相应，竞角竞冲，彼弓不暇张，刃不及发，白日晦景，红尘翳天，流血成川，积尸蛮水，三军溃衄，元帅沉江”，描绘出一副摧枯拉朽的气势。
碑文善以曲笔写千秋故事，其叙南沼大胜 之后，沼令道“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岂顾前非而亡大礼”，于是“收亡将等尸，祭而葬之，以存恩旧”，表达出南诏国主进退有度，知时守礼的大智大谋和大仁大义。
碑文歌赋兼为，骈散交替，五色生辉，藻饰富丽。如其颂南诏王的才干旷世，恩德广布：“(我王气度中)和，德含覆育，才出人右，辩称世雄，高视则卓尔万(寻)，运筹则决胜千里。观衅而动，因利兴功，事协神衷，有如天启。故能拔城挫敌，取胜如神，以危易安，转祸为福……”
1200多年前，远在边地的南记竞有此大手笔，实在令人钦服。对此名碑，历代文人皆有咏叹，清人宋湘的诗颇能道出南诏立碑的深意：
此碑谁所为，苦心多慷慨。
道是西泸令，郑回能文章。
阳叙一战烈，阴设千秋防。
叛唐非得已，字字含风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