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郑和船队七下西洋足迹遍及马六甲海峡、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及非洲东海岸，造访了亚非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堪称人类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
然而，这支船队的配备分工更是十分科学和精细——运载分送各国的名贵礼品和通商物资的为宝船；支撑船员后勤供应的为粮船；装运马匹、便于船员登陆后乘马前进的为马船。坐船和战船都是军用船只，以保卫船队安全及应对突发的战事。除此之外，还有专门贮藏淡水的水船。这一切，除了郑和的指挥才能外，还少不了众多智慧超人的助手和副将们的鼎力相辅。而时任福建左参政的杨景衡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人物简介杨景衡（1359年~1444年）名南，字曲江外史，人称“杨大参”，瑞安二十都人（现仙降镇周苌人）。杨景衡的曾祖父杨龙桂在南宋绍兴年间，因要拜瑞安名儒陈止斋先生为师，便从福建长溪搬至瑞安。杨景衡从小聪明好学，并跟随其伯父沧州先生学习《春秋》，精通经史。
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荐浙江乡试，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会试中副榜进士“时郎署官”，永乐元年（1403年）调任福建左参政，主管财政、民政（这个官职相当于现在的副省长）。
“后勤部长”在历史上，杨景衡几乎全程参与了郑和下西洋行动和明成祖抗击蒙古漠西瓦刺首领进犯边境等重要历史事件的后勤保障工作。同时，他的从政廉明、体恤民情、秉公执法的为官之道，以及待人处世、风流文才均得到当时民众的赞赏和传颂。
史记载，郑和率船七次下西洋，时间自永乐三年（1405年）始，至宣德（1434年）止，杨景衡于永乐十年，已为郑和下西洋筹划了三次下西洋的财力和物力。后因对兴建“天妃行官”（供出海祭祀用）提出异议，竟遭贬官，“谪居滦河”。但他离任前，已经为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做好一切筹切，确保了郑和顺利出航。永乐十四年（1416年）杨景衡复任福建左参政。次年，又是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继之第六次，接踵“遣中贵偕公卿大臣，率海艘、奉敕、往劳供输之费动以亿万计，公从容筹划适中肯事，集而民而不废业菅”。
宣德三年（1428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诏命已达，杨景衡为策划修船的树林从应筹备方案，多次亲临长乐等实地巡视检查，曾几次夜宿天妃行官，与住持杨一初道人促膝长谈，并建议立碑记志。此建议得以采纳，终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揭碑。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天妃灵应之记》（俗称“郑和碑”），碑文1177字，详细记录了前六次下西洋的时间、到达地及与各国贸易交流的史实。此碑几经磨砺，沉沦荒山野林之中，至1930年才被农民挖土时发现，一直保存至今。由于郑和下西洋的资料于成化年间销毁贻尽，研究这一段历史几乎空白，仅凭稗官野史，这一碑文重见天日，即成为郑和下西洋的史料和实物依据。
杨景衡在闽施政30年，历经六次下西洋，为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供给方案付清实施后才被恩准告老还乡，时年高龄73岁。临行时，杨一初道人将一座曾随第六次航队漂洋过海的船模赠给杨景衡，表达其敬意。回乡后杨景衡将该船模供奉在瑞安镇海门（南门）天宫。船模抵瑞入宫时，地方轰动，一路鞭炮迎送，香案接迭，仪式十分隆重。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队起航后，杨一初又将《天妃灵应之记》碑刻拓片，派人专程送给杨景衡，杨十分欣慰，作《壬子春·接圣碑拓墨、借季兰坡清韵答正一一初道长》诗，以表谢意，诗云：“天临闽水奎光近，云涌南山圣位高。清庙新碑宜作颂，丹书旧迹有留毫。安涛镇浪天妃在，盼见舟师凯雁毛”。
由于杨景衡与航队交往非凡，又与漕运、海运往来密切，因此为官时，每年三月廿三和九月必到当地妈祖庙祭祀天妃娘娘，以求航海顺利、逢凶化吉、遇险求安。回乡后，他每年此日亦划舟到天后宫拜拜，并将天后宫的龙舟命名为“金龙”，此名一直延续至今。
为官之道永乐十三年（1415年），蒙古漠西瓦刺首领马哈木进犯边境，明成祖率十几万将士御驾亲征，亟待用人。当时户部和吏部尚书认为杨景衡办事精明练达，便向明成祖推荐为总督粮饷。当时他的长子杨煜刚亡故，他正在悲痛之中，但朝廷诏命到达后，他立即忍痛启程，负起重任。他先后从江浙苏皖湘等省筹足粮草，及时送到前线，使明军后勤军需给养充足，保证顺利击败瓦刺的进攻，并取得了反击战的胜利。班师回京后，福建百姓联名上书，举荐他重新回福建主政。明成祖召见他说：“福建民望汝如饥渴，亟往无怠。”于是，因对兴建“天妃行宫”提出异议而遭到贬官的他，受命再赴福建重任左参政。
杨景衡在闽主政期间，非常重视整顿吏治。当时漳州发生一盗贼大案，地方官吏滥用刑律，造成不少冤案错案，株连数百人，许多无辜者被判死刑，民愤极大。有人告发到京城，朝廷命令复审。但福建众官员都不敢受命，只有杨景衡敢为民请命，重审该案。他详细阅读了所有案卷，并深入调查，逐一校对，终于查明了事实真相，使那些被误判者全部获释，同时还将漳州府李诚、侯官、倪振等70余名滥刑渎职的地方官吏罢黜。当地民众甚感其德，直呼他为“青天大人”。还有一次，宁德卫所屯官百户何清继，纵容部属逼夺民田，田户纷纷上诉福建布政司。杨景衡立即立案清查，在查明事实后，上报给朝廷，并勒令该百户归还所夺民田。由于他秉公执法，刚正不阿，百姓纷纷称颂，官吏无不敬畏，吏治肃然。
此外，杨景衡还十分关心当地教育事业，凡辖区的学官、书院及先儒祠宇年久失修或倒塌的，均命有司拨款修缮一新，而且还抽空到福州学宫亲自为当地生员讲经史，使福建省学风大振。
为人品格杨景衡在闽任官30年，不仅政绩卓著，以其廉政和爱民为福建百姓所爱戴，同时他的对朋友的仁义、对父母的孝心以及在文才上都被当时百姓及后人所津津乐道。
杨景衡在福建任职时，对朋友十分仁义，甚至对古代大儒的后代子孙也十分关注。当时宋代大理学家杨时（杨龟山，其尊师重道“程门立雪”的佳话传于后世）的后代人丁凋零，惟一一个子孙生活潦倒，只得出家为僧。杨景衡获知此事后，感到十分同情和惋惜，就命令此人蓄发，送其衣物，鼓励其信心，并找来女子与其成婚。
杨景衡父亲早亡，而他数十年都远赴外地为官，无法长伴在家乡瑞安的老母亲身旁尽孝，时常感到颇为内疚。友人评价他“父早亡风木之悲常见于词色”。他告老还乡时，有感于“慈母寸草心”，遂在瑞安城东（现公园路）建筑“草心堂”，服侍母亲，颐养天年。他的故居被当地百姓尊称为“杨衙里”。
杨景衡自小跟随伯父沧州先生学习《春秋》，精通经史，在诗词上有一定的造诣，曾著有《草心堂诗集》（诗集里的具体诗词尚未找到）。回乡后，杨景衡一直在家以耕读自娱。正统八年（1444），杨景衡病逝，享年85岁，葬于陶山福泉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