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布朗夫妇在澳门设立玛礼逊学堂。该学堂是为纪念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玛礼逊（RobertMorrison，1782—1834）而创办的第一所教会学校。1839年在澳门开办，招收了几名中国幼童入学。1842年该学堂迁至香港后，曾一度开设过化学课，内容很肤浅。
这些学堂开设了中英文、算学、地理等课程，象征着西式教育嫁接到中国本土。传教士的活动与列强的殖民扩张相适应，《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和《天津条约》的签订，使外国人在华办学变相合法化。1859年以前，清政府和开明士人尚未提出办学设想，教会已在各地设立学堂50所，学生达1000人。顾长声：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6页。另据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1852年江南的耶稣会派已有学生1260人。其主办者虽是外国人，学生却是清一色的中国人，至少体现了一个文化层对西学东来的一种反应。
与官绅士人在夷夏之辨中艰难曲折的情感转变相比，乡土村民面对西学的心理负荷显然要轻得多。迷信习惯与乡绅导向抵挡不住本能需求与实利诱惑。由于早期教会学堂以培养神职人员为主要目的，面对士绅的道德伦理大防和崇尚祖先风水的下层社会的疑惧，为了冲破文化屏障，教会以免费提供食宿为条件，招徕贫家子弟。同时，沿海一些地区受中外交往影响，出现社会变动，学西学可以增辟谋生之道。家境贫寒的容闳，小社会环境的改变使其父母很快做出适应性选择，让他们的儿子或入旧塾，或入西学。对于后者，诚如布朗于1877年所说，是让他学点英文，将来好在英国人家里当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