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汪家鼎（1919.10.18-2009.7.30），重庆人，化学工程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化学工程系。 1945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 。清华大学教授。早年研究流态化技术。50年代以后主要从事核化学化工与工艺的研究与开发。所修正的液－液萃取脉冲筛板塔中两相流动特性的关联式，对脉冲筛板萃取柱的设计有重要作用。在液－液萃取设备的设计放大方面进行过系统研究，如液－液萃取转盘塔的特性及设计方法、将时间域最小二乘拟合法用于萃取柱中轴向混合系数的计算、由稳态浓度剖面和动态响应计算萃取柱中轴向混合系数和"真实"传质单元高度的方法等。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汪家鼎院士因突发脑梗塞医治无效于2009年7月30日19：35分在北医三院不幸逝世，享年90岁。
【简历】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化工系。1945年获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化学工程硕士学位。曾任重庆大学、南开大学副教授。1952年至1957年，历任天津大学教授、化工系副主任，清华大学教授、化学工程系主任、化学工程与应用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化工学会第三十三届副理事长，中国核学会第二届常务理事。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长期从事核燃料后处理和化学工程的教学和研究，为我国原子能事业和化学工程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指导研究的抽压脉部液流搅拦混合澄清槽放大设计规律和萃取法处理辐照核燃料的工艺与设备被采用。脉部筛板柱性能与优化设计的研究，1986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撰有论文《液－液萃取脉部筛板塔中两相流动特性的研究》等。
1958年至1966年领导并参加了”核燃料后处理工艺与设备“的研究与发展工作，对我国后处理工艺变沉淀法为萃取法的抉择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指导进行了”抽压脉冲液流搅拌混合澄清槽扩大设计规律的研究“，成为核燃料后处理中连续逆流垫试验、设备放大冷试验的重要依据。八十年代以来继续致力于液流萃取过程及设备的应用基础研究，在柱式萃取设备的两相流动、传质特性研究、萃取新工艺新方法等方面成绩显著。1988年获“献身国防科技事业荣誉奖章”，1994年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十周年纪念会上被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获“金牛奖”。
1957年，被调入清华工程物理系，参加筹建一批核化工专业的工作。当时中国的核事业才刚刚起步，这一领域的教育也是从头开始。其中的“人工放射性元素”专业，是培养从辐照过的铀里提取钚-239（叫做核燃料后处理）的专业人才。全国只有清华设立这个专业。
钚-239也是一种原子弹装料（另一种是铀-235）和氢弹引爆装料。从辐照过的铀元件提取钚-239的工艺和设备的要求都很高，又是国际上非常敏感和绝密的技术。国际上有上世纪四十年代原始的“沉淀法”和五十年代先进的“萃取法”。当时我们这些化学、化工教师对此完全陌生又无处学习。只能一方面与学生一起学习基础的核物理、放射化学，一方面和高年级的学生一起根据有限的公开文献资料从头研究“萃取法核燃料后处理”，在研究实践中学习。从1958年到1963年经过技术上严肃认真和生活上十分艰苦的集体奋斗。师生们基本上掌握了“萃取法”的化学、化工基础和关键技术，形成了一支具有研究、开发能力的技术队伍[3]。
【贡献】在工业上，上世纪50年代后期前苏联援助我们的是“沉淀法”，此法有流程长，厂房大，间歇式操作，废液量很大，钚回收率低等缺点。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和前苏联当时采用的原始方法。后来专家撤走，遗留的问题很多。1963年二机部在长春召开会议，召集一些高校和研究单位探讨并参与解决沉淀法中的一些问题。在会上，我们对所做的萃取法做了一个详细的汇报，要求允许清华继续研究萃取法。二机部的领导不但同意我们的意见，而且与我们的联系更加密切。多次派人来校了解情况。后来我们还参加了二机部组织的考察组，在国内考察萃取法工业化技术上的可能性。1964年上半年，部决定实验工厂仍用沉淀法建设，生产厂则改成萃取法，加速建设。当时还采取了一些罕见的措施，例如把我校人工放射性元素专业1964年毕业的两个班60人全部分配给二机部，但又留在学校参与研究和设计工作。
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大大鼓舞了士气，促进了核燃料后处理的生产建设进程。二机部做出了彻底甩掉沉淀法的决定，试验厂也改用萃取法加快建设。为此组织了清华大学和原子能研究所联合进行萃取法的“热”试验（强放射性），同时上报国务院和中央专委批准，周恩来总理从专项基金中拨款在清华大学200号试验基地内建起了代号为710的“热”实验室，同时建立了一个处理30公斤铀的冷实验车间。按生产要求验证萃取法全流程。“热”实验于“文革”前夕获得了第一批合格的环-239产品。为我国核燃料后处理的工业建设和两弹事业做出了贡献。
710“热”实验室建设和试验期间，在清华200号试验基地会集了清华大学的师生，二机部的工厂技工和技术人员，二机部设计院的人员，协同奋斗，士气高昂，盛况空前。
实践表明，由于中间试验工厂和生产厂相继采用溶剂萃取法，不仅将我国核燃料后处理工艺提高到当时60年代的国际水平，而且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不锈钢的用量减少了四分之三；大大减少了工程量和厂房建设周期；节约工程总投资3.6亿元人民币，运行经费节省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