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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秋生

2010-07-13 02:43:22  編輯來源:互聯網  简体版  手機版  評論  字體: ||
 
  

  生平郭秋生毕业自中国厦门的集美中学,后就职于江山楼。因在职场与文人接触,颇具文采。1931年,他在《台湾新闻》为文支持黄石辉的台话文运动。他以两万余字《建设台湾话文一提案》的这篇文章,明白表示以汉字为主架构,于日本文学和白话文学之外,将台湾话文字化,不但可启蒙无产大众,并可凝聚台湾民族意识。另外,在此篇文章中,也主张若汉文无法周延显示多音节台湾话,则在有音无字情况下另造新字,除此,还主张台湾话文改造,言文一致,统一读音等等实行方法。

  之后,郭秋生创办《南音》,并在杂志内开辟专栏,以汉文直译书写台湾歌谣的尝试,来实践台湾话文字化的努力。不过,随后因为台湾总督府实行皇民化政策、中日战争爆发、官方禁绝汉字等因素,该台话文运动被迫停止。战后,因政治气氛因素,他也不再提笔写作。

  郭秋生除了尝试台话文书写作外,其他作品亦颇为通俗,计有随笔《社会写真》《街头写真》,短篇小说《跳加冠》、《猫儿》、《鬼》、《王都乡》等。

  文字改革运动台湾话文与乡土文学论战在台湾新文学运动史上,郭秋生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二、三十年代在台湾“文字改革运动”中他与黄石辉掀起台湾话文与乡土文学论战,郭主张“用汉字来表现台湾话”,并进而“应创造新字以就话”,给予后继者不少启发。

  二、三十年代在台湾“文字改革运动”中,提倡“台湾话文”。最早提倡乡土文学的黄石辉于1930年8月16日发表了《怎么不提倡乡土文学》一文,指出只有提倡和建设乡土文学才能真正产生广大劳苦群众的文艺,他呼吁“用台湾话做文,用台湾话写小说,用台湾话做歌谣,描写台湾的事物”。

  1931年7月24日,他又发表了《再谈乡土文学》,从语言文字的形式方面论述乡土文学。为积极响应黄石辉的观点,郭秋生于1931年7月在《台湾新闻》上发表长达两万余字的《建设台湾白话文一提案》的文章,提出使“台湾语文字化”的观点,同年8月又撰文《建设台湾话文》重申上文观点,强调要把台湾话文、民间文学、乡土文学结合起来。黄石辉、郭秋生二人“文艺要面向大众”的主张是积极的,但对台湾话文的提倡却显得狭隘和片面,为此遭到一部分作家的反对,引发一场关于乡土文学的论争。

  1931年,与赖和等组织南音社,1932年元旦创办《南音》半月刊,从发刊词中可以看到其创刊宗旨是“尽一点微力于文艺的启蒙运动”,“肩负两种使命:第一是使思想、文艺普遍化、群众化,第二是提供发表作品的园地,还鼓励作家创作,以期‘有所贡献于我台湾的思想、文艺的进展’。”

  该刊发行十二期后停刊,时间虽不长,成绩却很显着,发表了一批乡土色彩浓厚具有现实性、批判性的作品,如赖和的《归家》、《惹事》,周定山的《老成党》,赤子的《擦皮鞋》等;还有一些诗歌、散文等等,对推进文学的大众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南音》杂志开辟台湾话文专栏,辑录台湾歌谣、谜语、故事,对民间文学的发掘整理不遗余力。反对同化主义郭秋生对于日本统治当局当时的“同化主义”持反对态度,因为日本差别教育的结果造成了台湾的文盲特多,为了“医治台湾的文盲”,他认为不管日文或中文(文言文及白话文)都“不是言文一致”,因此必须建设“台湾语的文字化”的台湾话文;不过,他对蔡培火所主张的“罗马字”则持质疑,而主张以汉字为工具来创造台湾话文。

  在文字表记的部份,他提出了五个原则:一、首先考据该语言有无完全一致的汉字;二、如义同音稍异,应屈语音而就正于字音;三、如义同音大异,除既成立成语(如风雨)呼字音外,其它应呼语音(如落雨);四、如字音和语音相同,字义和语义不同,或字义和语义亦同,但惯行上易遭误解者,均不适用;五、要补求这些缺憾,应创造新字以就话。这篇文章发表后,同年8月29日、9月7日,郭秋生又以同题《建设“台湾话文”一提案》在《台湾新民报》发表续篇,《对建设方面饶舌饶舌》(郭秋生,1931)。在这篇文章中,郭秋生肯定黄石辉的组织研究会、编读本、辞典的提议,但认为若要“有实质的效力”,应该从歌谣与现行的民歌整理做“基础工作”。本格的建设郭秋生更值得注意的论述则在“本格的建设”此节中,他针对部份“台湾的文学青年”质疑“台湾话幼稚,不堪做文写诗”、“台湾话缺少圆滑,粗糙得很,而且太不雅”的论点提出反驳,强调“吾辈的提案新字,不是观澜失海的,反而是认明海,更站定岸,所以始终立在台湾人的地位”;他并呼吁认为台湾话幼稚的文学青年“创造啦!创造较优秀的台湾话啦!创造会做文学利器的台湾话啦”,是文言也好、白话也好、日本话也好、国际话也好,苟能有用于台湾,能提高台湾话的、一切摄入台湾人的肚肠里消化做优雅的台湾话啦,就是现在的台湾话,也随处可发现摄取的成分。“认明海,更站定岸,所以始终立在台湾人的地位”,郭秋生的台湾话文建设论其实已经触及日治时期以来台语文学传播的核心议题,那就是以台湾话作为台湾文学的自足语言,不排斥所有在这块土地上被台湾人使用的各种语言,从而形成一个具有主体性的(语言的与意识型态的)台湾文学。

  台湾文艺协会1933年与廖汉臣等文友共同组织台湾文艺协会,任总干事,发行《先发部队》与《第一线》杂志。1933年10月,黄得时、朱点人、郭秋生、廖毓文等人成立“台湾文艺协会”,通过了组织章程,章程明确提出该会“以谋台湾文艺的健全的发达为目的”,选举郭秋生为干事长。

  1934年7月15日,该会文艺刊物《先发部队》创刊,发刊词论述了文艺担负的重大任务和目前台湾新闻学的“荒凉景象”,指出现在应走的方向是“从散漫趋向集约,由自然发生期的行为改为有意识的建设行动”,并号召大家“现在出发”,“动起手来”,表现出汹涌澎湃的激情和锐意进取的气概。该刊第一期推出“台湾新文学出路的探究”特缉,1935年1月发行的第二期更名为《第一线》,推出《台湾民间故事》特缉,随即便告停刊。但对台湾文学运动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成就与作品此外,郭秋生还是“开创期”绝不可忽略的小说家,他那街头写真的杂文,不啻为台湾的报导文学开了先例,其历史地位格外引人注目。1934年加入台湾文艺联盟。台湾光复后弃文经商,曾任台北市大同区调解委员会主席、里长。为台湾报告文学先驱。有《王都乡》、《死么?》、《鬼》、《跳加冠》及论文《台湾新文学的出路》、《社会改造和文学青年》等。
 
 
 
   生平  郭秋生毕业自中国厦门的集美中学,后就职于江山楼。因在职场与文人接触,颇具文采。1931年,他在《台湾新闻》为文支持黄石辉的台话文运动。他以两万余字《建设台湾话文一提案》的这篇文章,明白表示以汉字为主架构,于日本文学和白话文学之外,将台湾话文字化,不但可启蒙无产大众,并可凝聚台湾民族意识。另外,在此篇文章中,也主张若汉文无法周延显示多音节台湾话,则在有音无字情况下另造新字,除此,还主张台湾话文改造,言文一致,统一读音等等实行方法。   之后,郭秋生创办《南音》,并在杂志内开辟专栏,以汉文直译书写台湾歌谣的尝试,来实践台湾话文字化的努力。不过,随后因为台湾总督府实行皇民化政策、中日战争爆发、官方禁绝汉字等因素,该台话文运动被迫停止。战后,因政治气氛因素,他也不再提笔写作。   郭秋生除了尝试台话文书写作外,其他作品亦颇为通俗,计有随笔《社会写真》《街头写真》,短篇小说《跳加冠》、《猫儿》、《鬼》、《王都乡》等。 文字改革运动台湾话文与乡土文学论战  在台湾新文学运动史上,郭秋生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二、三十年代在台湾“文字改革运动”中他与黄石辉掀起台湾话文与乡土文学论战,郭主张“用汉字来表现台湾话”,并进而“应创造新字以就话”,给予后继者不少启发。   二、三十年代在台湾“文字改革运动”中,提倡“台湾话文”。最早提倡乡土文学的黄石辉于1930年8月16日发表了《怎么不提倡乡土文学》一文,指出只有提倡和建设乡土文学才能真正产生广大劳苦群众的文艺,他呼吁“用台湾话做文,用台湾话写小说,用台湾话做歌谣,描写台湾的事物”。   1931年7月24日,他又发表了《再谈乡土文学》,从语言文字的形式方面论述乡土文学。为积极响应黄石辉的观点,郭秋生于1931年7月在《台湾新闻》上发表长达两万余字的《建设台湾白话文一提案》的文章,提出使“台湾语文字化”的观点,同年8月又撰文《建设台湾话文》重申上文观点,强调要把台湾话文、民间文学、乡土文学结合起来。黄石辉、郭秋生二人“文艺要面向大众”的主张是积极的,但对台湾话文的提倡却显得狭隘和片面,为此遭到一部分作家的反对,引发一场关于乡土文学的论争。   1931年,与赖和等组织南音社,1932年元旦创办《南音》半月刊,从发刊词中可以看到其创刊宗旨是“尽一点微力于文艺的启蒙运动”,“肩负两种使命:第一是使思想、文艺普遍化、群众化,第二是提供发表作品的园地,还鼓励作家创作,以期‘有所贡献于我台湾的思想、文艺的进展’。”   该刊发行十二期后停刊,时间虽不长,成绩却很显着,发表了一批乡土色彩浓厚具有现实性、批判性的作品,如赖和的《归家》、《惹事》,周定山的《老成党》,赤子的《擦皮鞋》等;还有一些诗歌、散文等等,对推进文学的大众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南音》杂志开辟台湾话文专栏,辑录台湾歌谣、谜语、故事,对民间文学的发掘整理不遗余力。反对同化主义  郭秋生对于日本统治当局当时的“同化主义”持反对态度,因为日本差别教育的结果造成了台湾的文盲特多,为了“医治台湾的文盲”,他认为不管日文或中文(文言文及白话文)都“不是言文一致”,因此必须建设“台湾语的文字化”的台湾话文;不过,他对蔡培火所主张的“罗马字”则持质疑,而主张以汉字为工具来创造台湾话文。   在文字表记的部份,他提出了五个原则:一、首先考据该语言有无完全一致的汉字;二、如义同音稍异,应屈语音而就正于字音;三、如义同音大异,除既成立成语(如风雨)呼字音外,其它应呼语音(如落雨);四、如字音和语音相同,字义和语义不同,或字义和语义亦同,但惯行上易遭误解者,均不适用;五、要补求这些缺憾,应创造新字以就话。这篇文章发表后,同年8月29日、9月7日,郭秋生又以同题《建设“台湾话文”一提案》在《台湾新民报》发表续篇,《对建设方面饶舌饶舌》(郭秋生,1931)。在这篇文章中,郭秋生肯定黄石辉的组织研究会、编读本、辞典的提议,但认为若要“有实质的效力”,应该从歌谣与现行的民歌整理做“基础工作”。本格的建设  郭秋生更值得注意的论述则在“本格的建设”此节中,他针对部份“台湾的文学青年”质疑“台湾话幼稚,不堪做文写诗”、“台湾话缺少圆滑,粗糙得很,而且太不雅”的论点提出反驳,强调“吾辈的提案新字,不是观澜失海的,反而是认明海,更站定岸,所以始终立在台湾人的地位”;他并呼吁认为台湾话幼稚的文学青年“创造啦!创造较优秀的台湾话啦!创造会做文学利器的台湾话啦”,是文言也好、白话也好、日本话也好、国际话也好,苟能有用于台湾,能提高台湾话的、一切摄入台湾人的肚肠里消化做优雅的台湾话啦,就是现在的台湾话,也随处可发现摄取的成分。“认明海,更站定岸,所以始终立在台湾人的地位”,郭秋生的台湾话文建设论其实已经触及日治时期以来台语文学传播的核心议题,那就是以台湾话作为台湾文学的自足语言,不排斥所有在这块土地上被台湾人使用的各种语言,从而形成一个具有主体性的(语言的与意识型态的)台湾文学。 台湾文艺协会  1933年与廖汉臣等文友共同组织台湾文艺协会,任总干事,发行《先发部队》与《第一线》杂志。1933年10月,黄得时、朱点人、郭秋生、廖毓文等人成立“台湾文艺协会”,通过了组织章程,章程明确提出该会“以谋台湾文艺的健全的发达为目的”,选举郭秋生为干事长。   1934年7月15日,该会文艺刊物《先发部队》创刊,发刊词论述了文艺担负的重大任务和目前台湾新闻学的“荒凉景象”,指出现在应走的方向是“从散漫趋向集约,由自然发生期的行为改为有意识的建设行动”,并号召大家“现在出发”,“动起手来”,表现出汹涌澎湃的激情和锐意进取的气概。该刊第一期推出“台湾新文学出路的探究”特缉,1935年1月发行的第二期更名为《第一线》,推出《台湾民间故事》特缉,随即便告停刊。但对台湾文学运动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成就与作品  此外,郭秋生还是“开创期”绝不可忽略的小说家,他那街头写真的杂文,不啻为台湾的报导文学开了先例,其历史地位格外引人注目。1934年加入台湾文艺联盟。台湾光复后弃文经商,曾任台北市大同区调解委员会主席、里长。为台湾报告文学先驱。有《王都乡》、《死么?》、《鬼》、《跳加冠》及论文《台湾新文学的出路》、《社会改造和文学青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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