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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秋生

2010-07-13 02:43:22  編輯來源:互聯網  简体版  手機版  評論  字體: ||
 
  

  生平郭秋生畢業自中國廈門的集美中學,後就職于江山樓。因在職場與文人接觸,頗具文采。1931年,他在《台灣新聞》爲文支持黃石輝的台話文運動。他以兩萬余字《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的這篇文章,明白表示以漢字爲主架構,于日本文學和白話文學之外,將台灣話文字化,不但可啓蒙無産大衆,並可凝聚台灣民族意識。另外,在此篇文章中,也主張若漢文無法周延顯示多音節台灣話,則在有音無字情況下另造新字,除此,還主張台灣話文改造,言文一致,統一讀音等等實行方法。

  之後,郭秋生創辦《南音》,並在雜志內開辟專欄,以漢文直譯書寫台灣歌謠的嘗試,來實踐台灣話文字化的努力。不過,隨後因爲台灣總督府實行皇民化政策、中日戰爭爆發、官方禁絕漢字等因素,該台話文運動被迫停止。戰後,因政治氣氛因素,他也不再提筆寫作。

  郭秋生除了嘗試台話文書寫作外,其他作品亦頗爲通俗,計有隨筆《社會寫真》《街頭寫真》,短篇小說《跳加冠》、《貓兒》、《鬼》、《王都鄉》等。

  文字改革運動台灣話文與鄉土文學論戰在台灣新文學運動史上,郭秋生最爲人稱道的,莫過于二、三十年代在台灣「文字改革運動」中他與黃石輝掀起台灣話文與鄉土文學論戰,郭主張「用漢字來表現台灣話」,並進而「應創造新字以就話」,給予後繼者不少啓發。

  二、三十年代在台灣「文字改革運動」中,提倡「台灣話文」。最早提倡鄉土文學的黃石輝于1930年8月16日發表了《怎麽不提倡鄉土文學》一文,指出只有提倡和建設鄉土文學才能真正産生廣大勞苦群衆的文藝,他呼籲「用台灣話做文,用台灣話寫小說,用台灣話做歌謠,描寫台灣的事物」。

  1931年7月24日,他又發表了《再談鄉土文學》,從語言文字的形式方面論述鄉土文學。爲積極響應黃石輝的觀點,郭秋生于1931年7月在《台灣新聞》上發表長達兩萬余字的《建設台灣白話文一提案》的文章,提出使「台灣語文字化」的觀點,同年8月又撰文《建設台灣話文》重申上文觀點,強調要把台灣話文、民間文學、鄉土文學結合起來。黃石輝、郭秋生二人「文藝要面向大衆」的主張是積極的,但對台灣話文的提倡卻顯得狹隘和片面,爲此遭到一部分作家的反對,引發一場關于鄉土文學的論爭。

  1931年,與賴和等組織南音社,1932年元旦創辦《南音》半月刊,從發刊詞中可以看到其創刊宗旨是「盡一點微力于文藝的啓蒙運動」,「肩負兩種使命:第一是使思想、文藝普遍化、群衆化,第二是提供發表作品的園地,還鼓勵作家創作,以期『有所貢獻于我台灣的思想、文藝的進展』。」

  該刊發行十二期後停刊,時間雖不長,成績卻很顯著,發表了一批鄉土色彩濃厚具有現實性、批判性的作品,如賴和的《歸家》、《惹事》,周定山的《老成黨》,赤子的《擦皮鞋》等;還有一些詩歌、散文等等,對推進文學的大衆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南音》雜志開辟台灣話文專欄,輯錄台灣歌謠、謎語、故事,對民間文學的發掘整理不遺余力。反對同化主義郭秋生對于日本統治當局當時的「同化主義」持反對態度,因爲日本差別教育的結果造成了台灣的文盲特多,爲了「醫治台灣的文盲」,他認爲不管日文或中文(文言文及白話文)都「不是言文一致」,因此必須建設「台灣語的文字化」的台灣話文;不過,他對蔡培火所主張的「羅馬字」則持質疑,而主張以漢字爲工具來創造台灣話文。

  在文字表記的部份,他提出了五個原則:一、首先考據該語言有無完全一致的漢字;二、如義同音稍異,應屈語音而就正于字音;三、如義同音大異,除既成立成語(如風雨)呼字音外,其它應呼語音(如落雨);四、如字音和語音相同,字義和語義不同,或字義和語義亦同,但慣行上易遭誤解者,均不適用;五、要補求這些缺憾,應創造新字以就話。這篇文章發表後,同年8月29日、9月7日,郭秋生又以同題《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在《台灣新民報》發表續篇,《對建設方面饒舌饒舌》(郭秋生,1931)。在這篇文章中,郭秋生肯定黃石輝的組織研究會、編讀本、辭典的提議,但認爲若要「有實質的效力」,應該從歌謠與現行的民歌整理做「基礎工作」。本格的建設郭秋生更值得注意的論述則在「本格的建設」此節中,他針對部份「台灣的文學青年」質疑「台灣話幼稚,不堪做文寫詩」、「台灣話缺少圓滑,粗糙得很,而且太不雅」的論點提出反駁,強調「吾輩的提案新字,不是觀瀾失海的,反而是認明海,更站定岸,所以始終立在台灣人的地位」;他並呼籲認爲台灣話幼稚的文學青年「創造啦!創造較優秀的台灣話啦!創造會做文學利器的台灣話啦」,是文言也好、白話也好、日本話也好、國際話也好,苟能有用于台灣,能提高台灣話的、一切攝入台灣人的肚腸裏消化做優雅的台灣話啦,就是現在的台灣話,也隨處可發現攝取的成分。「認明海,更站定岸,所以始終立在台灣人的地位」,郭秋生的台灣話文建設論其實已經觸及日治時期以來台語文學傳播的核心議題,那就是以台灣話作爲台灣文學的自足語言,不排斥所有在這塊土地上被台灣人使用的各種語言,從而形成一個具有主體性的(語言的與意識型態的)台灣文學。

  台灣文藝協會1933年與廖漢臣等文友共同組織台灣文藝協會,任總幹事,發行《先發部隊》與《第一線》雜志。1933年10月,黃得時、朱點人、郭秋生、廖毓文等人成立「台灣文藝協會」,通過了組織章程,章程明確提出該會「以謀台灣文藝的健全的發達爲目的」,選舉郭秋生爲幹事長。

  1934年7月15日,該會文藝刊物《先發部隊》創刊,發刊詞論述了文藝擔負的重大任務和目前台灣新聞學的「荒涼景象」,指出現在應走的方向是「從散漫趨向集約,由自然發生期的行爲改爲有意識的建設行動」,並號召大家「現在出發」,「動起手來」,表現出洶湧澎湃的激情和銳意進取的氣概。該刊第一期推出「台灣新文學出路的探究」特緝,1935年1月發行的第二期更名爲《第一線》,推出《台灣民間故事》特緝,隨即便告停刊。但對台灣文學運動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成就與作品此外,郭秋生還是「開創期」絕不可忽略的小說家,他那街頭寫真的雜文,不啻爲台灣的報導文學開了先例,其曆史地位格外引人注目。1934年加入台灣文藝聯盟。台灣光複後棄文經商,曾任台北市大同區調解委員會主席、裏長。爲台灣報告文學先驅。有《王都鄉》、《死麽?》、《鬼》、《跳加冠》及論文《台灣新文學的出路》、《社會改造和文學青年》等。
 
   生平  郭秋生畢業自中國廈門的集美中學,後就職于江山樓。因在職場與文人接觸,頗具文采。1931年,他在《台灣新聞》爲文支持黃石輝的台話文運動。他以兩萬余字《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的這篇文章,明白表示以漢字爲主架構,于日本文學和白話文學之外,將台灣話文字化,不但可啓蒙無産大衆,並可凝聚台灣民族意識。另外,在此篇文章中,也主張若漢文無法周延顯示多音節台灣話,則在有音無字情況下另造新字,除此,還主張台灣話文改造,言文一致,統一讀音等等實行方法。   之後,郭秋生創辦《南音》,並在雜志內開辟專欄,以漢文直譯書寫台灣歌謠的嘗試,來實踐台灣話文字化的努力。不過,隨後因爲台灣總督府實行皇民化政策、中日戰爭爆發、官方禁絕漢字等因素,該台話文運動被迫停止。戰後,因政治氣氛因素,他也不再提筆寫作。   郭秋生除了嘗試台話文書寫作外,其他作品亦頗爲通俗,計有隨筆《社會寫真》《街頭寫真》,短篇小說《跳加冠》、《貓兒》、《鬼》、《王都鄉》等。 文字改革運動台灣話文與鄉土文學論戰  在台灣新文學運動史上,郭秋生最爲人稱道的,莫過于二、三十年代在台灣「文字改革運動」中他與黃石輝掀起台灣話文與鄉土文學論戰,郭主張「用漢字來表現台灣話」,並進而「應創造新字以就話」,給予後繼者不少啓發。   二、三十年代在台灣「文字改革運動」中,提倡「台灣話文」。最早提倡鄉土文學的黃石輝于1930年8月16日發表了《怎麽不提倡鄉土文學》一文,指出只有提倡和建設鄉土文學才能真正産生廣大勞苦群衆的文藝,他呼籲「用台灣話做文,用台灣話寫小說,用台灣話做歌謠,描寫台灣的事物」。   1931年7月24日,他又發表了《再談鄉土文學》,從語言文字的形式方面論述鄉土文學。爲積極響應黃石輝的觀點,郭秋生于1931年7月在《台灣新聞》上發表長達兩萬余字的《建設台灣白話文一提案》的文章,提出使「台灣語文字化」的觀點,同年8月又撰文《建設台灣話文》重申上文觀點,強調要把台灣話文、民間文學、鄉土文學結合起來。黃石輝、郭秋生二人「文藝要面向大衆」的主張是積極的,但對台灣話文的提倡卻顯得狹隘和片面,爲此遭到一部分作家的反對,引發一場關于鄉土文學的論爭。   1931年,與賴和等組織南音社,1932年元旦創辦《南音》半月刊,從發刊詞中可以看到其創刊宗旨是「盡一點微力于文藝的啓蒙運動」,「肩負兩種使命:第一是使思想、文藝普遍化、群衆化,第二是提供發表作品的園地,還鼓勵作家創作,以期『有所貢獻于我台灣的思想、文藝的進展』。」   該刊發行十二期後停刊,時間雖不長,成績卻很顯著,發表了一批鄉土色彩濃厚具有現實性、批判性的作品,如賴和的《歸家》、《惹事》,周定山的《老成黨》,赤子的《擦皮鞋》等;還有一些詩歌、散文等等,對推進文學的大衆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南音》雜志開辟台灣話文專欄,輯錄台灣歌謠、謎語、故事,對民間文學的發掘整理不遺余力。反對同化主義  郭秋生對于日本統治當局當時的「同化主義」持反對態度,因爲日本差別教育的結果造成了台灣的文盲特多,爲了「醫治台灣的文盲」,他認爲不管日文或中文(文言文及白話文)都「不是言文一致」,因此必須建設「台灣語的文字化」的台灣話文;不過,他對蔡培火所主張的「羅馬字」則持質疑,而主張以漢字爲工具來創造台灣話文。   在文字表記的部份,他提出了五個原則:一、首先考據該語言有無完全一致的漢字;二、如義同音稍異,應屈語音而就正于字音;三、如義同音大異,除既成立成語(如風雨)呼字音外,其它應呼語音(如落雨);四、如字音和語音相同,字義和語義不同,或字義和語義亦同,但慣行上易遭誤解者,均不適用;五、要補求這些缺憾,應創造新字以就話。這篇文章發表後,同年8月29日、9月7日,郭秋生又以同題《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在《台灣新民報》發表續篇,《對建設方面饒舌饒舌》(郭秋生,1931)。在這篇文章中,郭秋生肯定黃石輝的組織研究會、編讀本、辭典的提議,但認爲若要「有實質的效力」,應該從歌謠與現行的民歌整理做「基礎工作」。本格的建設  郭秋生更值得注意的論述則在「本格的建設」此節中,他針對部份「台灣的文學青年」質疑「台灣話幼稚,不堪做文寫詩」、「台灣話缺少圓滑,粗糙得很,而且太不雅」的論點提出反駁,強調「吾輩的提案新字,不是觀瀾失海的,反而是認明海,更站定岸,所以始終立在台灣人的地位」;他並呼籲認爲台灣話幼稚的文學青年「創造啦!創造較優秀的台灣話啦!創造會做文學利器的台灣話啦」,是文言也好、白話也好、日本話也好、國際話也好,苟能有用于台灣,能提高台灣話的、一切攝入台灣人的肚腸裏消化做優雅的台灣話啦,就是現在的台灣話,也隨處可發現攝取的成分。「認明海,更站定岸,所以始終立在台灣人的地位」,郭秋生的台灣話文建設論其實已經觸及日治時期以來台語文學傳播的核心議題,那就是以台灣話作爲台灣文學的自足語言,不排斥所有在這塊土地上被台灣人使用的各種語言,從而形成一個具有主體性的(語言的與意識型態的)台灣文學。 台灣文藝協會  1933年與廖漢臣等文友共同組織台灣文藝協會,任總幹事,發行《先發部隊》與《第一線》雜志。1933年10月,黃得時、朱點人、郭秋生、廖毓文等人成立「台灣文藝協會」,通過了組織章程,章程明確提出該會「以謀台灣文藝的健全的發達爲目的」,選舉郭秋生爲幹事長。   1934年7月15日,該會文藝刊物《先發部隊》創刊,發刊詞論述了文藝擔負的重大任務和目前台灣新聞學的「荒涼景象」,指出現在應走的方向是「從散漫趨向集約,由自然發生期的行爲改爲有意識的建設行動」,並號召大家「現在出發」,「動起手來」,表現出洶湧澎湃的激情和銳意進取的氣概。該刊第一期推出「台灣新文學出路的探究」特緝,1935年1月發行的第二期更名爲《第一線》,推出《台灣民間故事》特緝,隨即便告停刊。但對台灣文學運動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成就與作品  此外,郭秋生還是「開創期」絕不可忽略的小說家,他那街頭寫真的雜文,不啻爲台灣的報導文學開了先例,其曆史地位格外引人注目。1934年加入台灣文藝聯盟。台灣光複後棄文經商,曾任台北市大同區調解委員會主席、裏長。爲台灣報告文學先驅。有《王都鄉》、《死麽?》、《鬼》、《跳加冠》及論文《台灣新文學的出路》、《社會改造和文學青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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