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５３６年3月（阴历），郑国执政子产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象征诸侯权位的金属鼎上，向全社会公布，史称“铸刑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
《左传·昭公六年》记载“"三月，郑人铸刑书”。
中国夏商与西周的法，是一种完全依附于礼的法。叔向反对子产铸刑书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个争论不止的话题。晋国的叔向却写信给子产说：“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叔向是反对把法律明文公布出来，反对把法律从礼教中独立出来，他认为，人们一旦知道了刑书的条文，就不会再看重道德，遵守礼仪，而是会去“征于书”，去钻法律条文中的空子。而且刑书一旦公布，人们就可以知道官员审判案件时是否合理合法，这样，社会舆论就会对官员产生一股强大的监督力。这些严重侵害贵族利益的新事物，在叔向眼中都是不可容忍的。他所代表的是那些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利益。
奴隶主贵族进行判断的时候，往往会标榜自己是遵从“礼”的原则，自己是以礼治国，依礼治国。在他看来，从内容上看是因为子产的刑书完全背离了"礼"的制度。
铸刑书，公布成文法，开创了古代公布法律的先例，否定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对后世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