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6年开始。毛庆祥替蒋介石执掌机要工作加余年，官至中将，是蒋介石的重要亲信和耳目。
毛庆祥的父亲毛绍遂，号颖甫，是溪口“毛太昌”商号的老板，与蒋家开设的“玉泰盐铺”相邻，两家关系颇好。蒋介石在1921年4月19日的日记上说：“午正，抵城舍，见颖甫来讯，知毛氏又回我家，心甚忿忿。”当时蒋介石与发妻毛福梅闹矛盾。把她逐回娘家，但当毛氏一回蒋家，毛颖甫即作书相告，可见毛颖甫对蒋家家事的关切。蒋介石每次回乡，总要会会这位世交长者。1949年蒋介石第三次下野，1月28日农历除夕，在丰镐房报本堂宴请乡间父老。毛颖甫也应邀入席，当蒋经国为他敬酒时，毛受宠若惊地竟称蒋经国为兄，蒋介石立即加以纠正：“毛老。您太客气了，您就叫他小名建丰吧!论辈份他还是您孙儿辈呢!”
毛颖甫(1880--1963)毕业于清朝浙江法政学校．曾任黄岩盐场知事、暂销局局长，民国时任交通部航政局镇海办事处主任、军需署稽核。1932年至1937年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1949年去台，1963年12月5 日病死台湾。蒋介石题赠“轸怀耆旧”四字作挽。
毛颖甫有5子1女，毛庆祥为其长子。他谱名宗骧。生于1898年11月11日。中学毕业后，于1916年去日本留学一年，1917年转赴法国，在法5年。专修农科。回国后先在浙江水产学校任教，1926年转入蒋介石幕下。
毛庆祥在留法期间，因世交关系，与蒋介石一直有书信来往。1926年应蒋之召赴广州，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同年7月随军北伐。1927年北伐军攻克南京后，辞职到浙江建设厅工作。1929年回南京，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技正(相当于今工程师)。1930年调任国民政府秘书、主席办公室秘书，1932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为蒋介石常驻南昌而设)办公厅机要室主任，仍兼蒋介石侍从秘书。1935年3月，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第四组上校组长。1936年12月随蒋介石经历了“西安事变”。1940年1月起兼任军委会特种技术研究室(密码室)少将副主任、主任，1943年4月，蒋介石批准毛庆祥的建议，在侍从室设立机要组，并任毛庆祥为中将组长，统管党、政、军、特机要工作。控制机要全局。1944年6月又任军委会办公厅机要室主任。1945年底，侍从室撤销，任国民政府参军处机要室主任。1948年5月，蒋介石当选总统，毛庆祥任总统府机要室主任。1949年，毛庆祥见国民党大势已去，趁蒋介石下野之机辞职获准，回到上海闲居，从此离开军政要职。同年去台，1950年举家迁居香港，两年后迁居美国。以后，他看到国民党中一批留法派元老纷纷去南美巴西经营实业，为之心动。携全家到阿根廷去办农场，但以失败告终。最后。又返美国定居，1993年卒于美国纽约。
毛庆祥于1932年主管侍从室的机要工作后，权力逐渐扩大，地位逐步上升，经过10余年经营，最后成为国民党统管密码、译电的头目。
上任之初。毛庆祥主要为蒋介石编发各类电讯密码。以后，蒋介石为了取得日本方面的可靠情报，命曾任上海国际电台台长的温毓庆组建一个专门研究日本外交、军事等方面秘密电码的机构。1936年3月1日，“密电检译所”成立，温毓庆任所长。“密电检译所”所需经费由蒋介石亲批，每月领取4万元，除职员的薪饷、办公费及水电房租开支外，每月尚可节余近万元。由于密电所既是一个能向蒋介石邀功请赏的特殊机构，又是一个可发横财的好单位，所以一时间国民党内部各派系都想插手其间，或自己举办密电研究机构。一场明争暗斗就此开始。
首先是军统的戴笠，办了一个密电组，主持人为军统特务电讯网的开创者魏大铭。毛庆祥在这方面当然不甘落后，从1938年开始，藉口奉蒋介石之命，在军委会办公厅机要室内设立了一个研究组，着手对日本军方密码电报破译的研究。为了逐步将这项工作统辖到自己主管的部门，毛庆祥先是聘请温毓庆，徐恩曾(中统头子)，郑介民(军统二号头子)3人为顾问，以后，又抽调密电所、中统、军统中的一些侦察报务员到研究组工作，以扩大自己的力量。由于毛庆祥是蒋介石的亲信，又总管蒋的电讯编码、印信机要事宜，所以大家都要让他三分，在调人时一般不敢拒绝。何应钦也想在这方面做出成绩，1939年春，他要交通部交通司长王景禄组织一个班子，去侦研日本外务省的密电。这样就形成了四个互不隶属的密电研究机构。他们互相抢夺人才，窃取对方成果，作为向蒋介石邀功的资本，从而造成了一片混乱。
针对这一情况，毛庆祥向蒋介石上了一份签呈。指出目前的局面使人力物力分散，不利于对日密电的深入研究，建议这类机构合并集中，筹组一个新的机构——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统一颁导和管理这方面的事务。蒋介石批准了这一建议，并确定温毓庆为技术研究室中将主任，毛庆祥、魏大铭为少将副主任，指定毛庆祥兼主任秘书，具体负责人事和日常工作。这种安排，使毛庆祥取得了统管密码研究的大权，架空了温、魏二人，使他们有职无权，成为陪衬人物。
温毓庆不甘心大权旁落，决定拉戴打毛，藏笠也想压一压毛庆祥，二人不谋而合，共同进行改变蒋介石人事安排的活动。温毓庆的妻子施惠珍和宋美龄曾同在美国乔治州威士理女子学院求学，两人关系密切，所以后来宋美龄和蒋介石在上海结婚时，施被邀请为陪伴新娘的四位女傧相之一。温毓庆利用这一关系，叫妻子多次去蒋介石的黄山官邸谒见宋美龄，为温说情。施惠珍还多次去“范庄”(四川军阀范绍曾所建别墅，时为孔祥熙居处)笼络孔二小姐。希图由孔二小姐出面，向孔祥熙、宋子文恳求支持。同时，戴笠也积极配合，向蒋介石提出建议，赋予温毓庆以实权，说如此方能提高今后密电侦研的效率和水平。两人双管齐下，多方呼应，终于使蒋介石改变了原来的决定，取消了毛庆祥主任秘书的兼职。温毓庆取得了支配技术研究室一切事务的权力。1940年4月1日，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在重庆正式成立，原密电检译所、军统局密电组、交通部研究组、军委会办公厅机要室研究组等各机构人员、电台和其他设备全部归并到技术研究室。毛庆样独揽电讯机要的目的没有达到。
温毓庆在戴笠支持下，联合魏大铭，夺得了技术研究室的领导权，下设6组1室，工作人员500余人。在他初步安排好各组人事和业务后，因不习惯重庆夏天闷热潮湿的气候而患病。他写报告给蒋介石，要求批准去香港治疗，其主任职务由魏大铭代理，蒋同意了他的请求。魏大铭一上台，就在戴笠唆使下，把军统特务安插到要害部门，用蚕食、渗透，直至收买、威胁、迫害异己人员，企图使整个研究室落到军统手里。魏大铭代理主任10个月，引起下面极大反感，三、四十名组长、科长和专员联名签呈两份报告，列举魏大铭代理主任后的种种劣迹，请副主任毛庆祥转呈蒋介石。毛庆祥接到两份报告，大为高兴，邀请签名者到家密谈。听取意见，核准事实。之后，立即去见蒋介石。蒋当时也有意让自己信任的毛庆样执掌技术研究室，看了报告，即撤销了魏大铭的代理主任职务，命令戴笠将他调回军统局，委毛庆祥代理技术研究室主任职务。毛庆祥接到命令，马上于1941年3月31日去研究室视事。温毓庆在香港了解上述情况后，不愿再回重庆，卷入这一权力斗争的漩涡。不久，应宋子文之邀，到美国华盛顿宋子文主持的美国援华租借法案办事处工作去了。
毛庆祥主持技术研究室工作期间，该室曾破译过令国际社会震惊的重要情报。如1941年秋破译的日本外务省发给驻美、苏、德、意等国大使的绝密电报：《当前局势和帝国国策纲要》，该纲要前一部分为“帝国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方针”，后面谈了要加紧促蒋政权对日屈服，接着说将进占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并做好对英美作战的准备，对苏德战争暂不介入，待形势有利时再作北进之考虑等等。这个情报对研究日本的侵略动向和制定我方对应策略极为重要。又如当年12月上旬，技术研究室又破译了日本外务省的一份紧急通知，内容是电告日本驻华盛顿、旧金山、夏威夷、纽约等地的使领馆，限期销毁各类重要文件，准备撤侨。此“通知”说明日本将对美国采取重要行动。侍从室第六组破译此一“通知”，马上提出“速送外交部密告美国大使高斯，并电告我驻华盛顿武官郭德权转达美国军方”。蒋介石阅后批“可”。但美方回答说：美日谈判已陷人僵局，国务院已知道日本撤侨计划，美国也准备同时撤侨。结果，未引起戒备。几天之后，珍珠港事变爆发，美国吃了一个大亏。事后，蒋介石在重庆浮图关接见技术研究室的有功人员。蒋手持毛庆祥呈上的名册，由毛在旁一一介绍，蒋还同霍实等10余名有功人员一一握手。以示褒扬。随后，由侍从室向技术研究室颁发奖金10000元。
毛庆祥对军统方面在研究室的人员采取先礼后兵办法。只要好好工作．一律不予歧视。无奈军统特务们出于组织派性，处处与毛为难，使矛盾日益激化。毛庆祥忍无可忍，报告了蒋介石。蒋也十分恼火，批示“一个不留”。1942年春，在技术研究室的百余名军统人员统统撤回了军统局。戴笠知道毛庆祥的背景，凛于蒋介石的批示，不敢公开对抗，只好另行在军统局成立“特种技术研究室”，派魏大铭当主任。安置这批被逐人员。
毛庆祥在逐步掌握技术研究室全权的同时，又在其他方面扩充势力，将军委会办公厅机要室的一部分业务划出，另行成立“军用译电业务管理处”，全面负责国民党军队各机关、部队、学校译电人员的登记甄别，军用密码表本的审批，密电工作过程的视察和督导，军用电台收发电报的监听等等，以加强国民党军方的译电工作。戴笠原来也有这样的野心，但终于敌不过毛庆祥而作罢。不久，毛庆祥又将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抓了过来。至此，整个国民党军队密电“攻”和“守”两个方面的四个机构，即军委会机要室、军电处、技术研究室、译电人员训练班，便全部控制在毛庆祥的手里了。
抗战胜利后，毛庆祥想活动交通部部长的职位，但是蒋介石认为他缺少政务官的气质和才干，因此，始终不肯放他出去担任“行政院”的阁僚，使毛庆祥对蒋大为失望。1949年1月，毛庆祥退出政坛，时年52岁。
毛庆祥元配严镇东，育有4子2女，继室邱珊英，育4女2子。除2个女儿滞留大陆外，其余子女散居于台湾、美国等地。其次子毛节盛。1931年生，1946年进杭州国民党空军少年官校学习，后在台湾空军官校毕业．长期在台湾空军服役，20世纪70年代退役后进人台湾中华航空公司工作，专任飞美国航线的747客机指令长和台湾华航培训基地机长训练师多年。2001年迁居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