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论媒体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media，亦称大众媒体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mass media)是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的一门研究领域，强调民族志做为一种理解大众媒体的生产者、阅听者及其他文化社会面向的研究方法。
方法论使用质性研究法，特别是民族志，使得媒体人类学有别于其他研究大众媒体的学科。在媒体研究中，媒体民族志已逐渐引起学者的研究兴趣。然而这些研究往往并未依循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法，像是参与观察及长期田野工作。这些差异意味着对于媒体感兴趣的人类学家，将他们自己视为一个人类学分支，有别于在媒体研究与文化研究中的民族志研究取向。
国内首部媒体人类学专著《报人心史——对金华日报社的人类学考察》即将问世。它采取人类学民族志和人类学、传播学相结合的方式，开创了国内学术的新天地。
发展脉络1．朦胧时期：1969年以前强调整体观及民族志方法，强调受众对媒体的理解以及对媒体技术的使用等角度成为早期媒体人类学的兴趣点。1969年以前，一些人类学家以面向大众的方式发表著作，拓宽研究定位，如玛格丽特·米德、本尼迪克特、乔治·贝特森、麦文·哈里斯等。人类学家将媒体领域纳入学术视野同时开辟了应用与合作的道路。但就分支学科来说，这时的媒体人类学还处于朦胧的时期。
美国人类学家Hortense Powermaker开拓了媒体人类学的先锋之路。早在1946—1947年，她在好莱坞进行了一年的针对电影工业的民族志研究，研究对象为电影工业链条上的每类人，将他们置于好莱坞、美国和电影的三维互动中，突出了好莱坞焦虑的气氛和时代的危机感。她认为正是这种情感特点驱动着好莱坞的电影工业循环运作。“好莱坞代表了极权主义。它的基础是经济的而非政治的，但它的哲学近似于极权主义的状态，作为被动傀儡的人的概念被操控，这个概念扩展到该领域的研究者，扩展到个人的和社会的关系、剧院里的观众，还有电影里的人物形象。做选择的基本自由是缺席的。”可以看到，以民族志方法进入电影工业做人类学的研究，将研究对象还原至具体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对好莱坞电影工业的社会系统予以强调，是Hortense Powermaker研究的切入点。
1969年以前，还有一些人类学家对媒体人类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美国人类学的奠基人博厄斯(Franz Boas)重视媒体技术的使用，曾鼓励学生在田野中多拍摄照片以作记录材料。另外，他的媒体定位的学生们，如米德、萨皮尔等也受到博厄斯的启发，意识到将学科知识告知一般公众的重要性。然而，人类学家似乎天然地与媒体保持着距离，同时媒体认为学者不能按他们的要求提供简洁的、适合大众的作品；另一种情况是，人类学家愿意与媒体合作，希望以学科所长更好地解决媒体面临的问题，却不知如何去做。这里就存在着人类学家的障碍和屈尊的问题。对有志于将人类学与媒体实践结合的学者或是媒体工作者来说，米德应该是学习的典范。“米德选择并控制了媒体，而非简单的拒绝，她打开了媒体之门。”她很早即将自己的研究定位于普及大众，谙熟媒体规则，并能为己所用。
有意识地组织分支学科和职业媒体人类学的运动，要从美国人类学学会(AAA)1969年会议说起，大众传媒首次成为该次会议的重要议题。大多数与会人类学家认为，当下公众已经丧失人类学的基本知识和理念，但自己却没有技能和渠道去推广、普及。因此人类学家有必要研究传媒，并提出了具体的理论及应用的研究策略。随后在1970年成立了AAA工作室，主题是关注人类学对媒体的意义和态度、人类学中媒体技术的使用，以及在两者间建立联系。工作室成员Conrad C．Reining，Martin Topper和Charlene James共同创立了新闻通讯《媒体人类学家》(Media Anthropologist)，旨在媒体和人类学家之间建起沟通与交流的桥梁。2．全面发展时期：20世纪70-90年代据《媒体人类学家》搜集的名单显示，截至1977年，有44位人类学家做过媒体人类学的研究。而那时的“媒体人类学”还是一个概念，并未得到传统人类学乃至媒体实践的认可。
由于人类学认为“通俗化”会牺牲学术可信度，从而不愿与公众发生关系；而人类学家的意志也很难转换成媒体利益，导致媒体与人类学之间形成阻隔。尽管如此，一些人类学家继续向媒体领域推进，以学科的方法和理论，力图改善媒体工作者单维的碎片式的报道，关注受众在媒体传播链条中的状况。同时着力于媒体人类学的应用，包括建立协会、在大学讲授媒体人类学课程，人类学家担当公共教育的项目官员和媒体项目顾问等。这期间有一些标志性的学科事件，如，1980年Susan L．Allen获得美国第一位媒体人类学博士学位；1984年由Iar R．Abrams制作的《文化的脸庞》(Faces of Culture)电视片获得艾美奖；AAA以文化与大众媒体、民族志电影等主题的会议等等，都为媒体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家的媒体活动逐渐增加：那些热衷于人类学与媒体实践的人们开始相互审视对方；到了80年代晚期，“一个新的人类学家的群体产生，他们当中许多人在媒体工作并且假设一个更大的全世界范围的媒体定位，(他们的工作)再次激发了创建新的媒体人类学分支和职业的运动。”这种文化间性和全球的视角突显了人类学的学科优势，人类学与媒体实践的对话成为必然。3．反思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AAA国际学术会议对媒体人类学的学科发展起到了推力作用。在1992年AAA会议上获奖的6位人类学家里，有4位是因为与传播相关的研究而获得殊荣。人们逐渐确信：全球的、文化间性的视角是必要的并且人类学能为传播职业提供力量。
人类学带给人们信任的同时，也开始了对自身的学术反思和回归。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媒体人类学透过对摄影术、影视作品的批判视角，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人类学是在帮助跨文化之间的理解还是在强化这种差异?西方人视野中的非西方人到底代表了谁?在人类学整体面临表述危机的大背景下，媒体人类学领域同样展开了反思。著名的民族志电影人David MacDougall认为，当一一个文化自身的叙事法则和自我表述风格与西方人的一致时，它促进了跨文化理解；但是，当一个文化的法则与西方的相冲突时，文化震撼和异化的结果出现了。同期，媒体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日趋丰富，如A bu—Lugho(1关注的20世纪晚期后殖民国家的认同问题、FayeGinsburg所做的澳大利亚原住民及因纽特人的在地化研究、Richard R．Wilk对伯利兹城的电视讨论的研究等。2002年出版的Richard R．Wilk主编的the Anthropology of Media，旨在探求一些引起学者关注的媒介技术的理论和民族志问题。作者开篇即提出，本书是将媒体人类学作为一个合法的分支来介绍的。可见，媒体人类学直到新的世纪，还存在着身份的认同问题。简而言之，人类学家与媒体领域经历了漠视与回避、观望与了解到合作与合法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