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经历青年时考入北洋公学，当时北洋公学由外国人把持，部分学生因对伙食不满掀起学潮，外国人开除了一名带头闹事者。杨荫杭并未参与，但他看到许多学生慑于外人淫威，噤若寒蝉，愤而挺身说：“还有我!”遂亦遭开除。
主要作品他译载了卢梭的《民约论》、盂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论》、《代议政府》等资产阶级启蒙著作，介绍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编译发行了《波兰衰亡战史》等，出版了《明治历史》、《日本维新活动历史》， 《最近俄罗斯政治史》、《美国独立史》以及《近世政治史》、《近世外交史》等资产阶级革命与资本主义发展等方面的译书。对于启发中国青年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提醒人们警惕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了一定作用。
生平经历光绪二十七年(190l)，杨荫杭利用暑假回锡探亲的机会，在无锡鼓动一批进步青年组织励志学会，入会者有40余人，公推裘廷梁为会长，秦鼎臣、俞仲还为副会长。他们在埃实学堂以讲授新知识为名，宣传反清革命。
光绪二十八年(1902)，杨荫杭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卒业，回国后在上海《时事新报》担任编辑，同时在中国公学、澄衷学校、务本女校教课，并经常在《大陆月刊》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革命。他还到无锡与留日同学蔡文森等人组织理化研究会，聘请另一位日本教师教授自然科学。他让他的两个妹妹杨荫榆等人参加研究会学习，这对当时的封建礼教无异是一种挑战。加上他不拜祖宗，不敬鬼神，因而被封建士绅视为大逆不道。经过杨荫杭在家乡无锡的两次活动，播下了一批反清革命火种。后来一些励志学会会员和理化研究会会员加入了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的无锡光复活动。
杨荫杭的革命活动受到了清廷的注意，准备将他缉捕入狱。他不得不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再度出国，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法律。这时，他对西方的民主法治有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幻想。幻想用西方的民主法治来改良腐朽透顶的封建制度，挽救贫穷落后的中国。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时，努力学习，卒业时所作的硕士论文《日本商法》，受到了导师的赞赏，被收入这所大学的法学丛书。
杨荫杭抱着以法治国的幻想于辛亥革命前夕回—到了祖国，经清末状元的张謇推荐在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不久他就辞职南归，在上海中报馆担任编辑并从事律师事务，发起创立了上海律师公会。
辛亥革命成功后，杨荫杭再经张骞推荐，就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之职。在任职期间他秉公执法，不阿不谀。当时，有一个权势显赫的军阀到了上海，一些官员和士绅联名在报纸上刊登欢迎词，他们事先并未征得杨荫杭的同意，就将他的名字列入其中。他见报后很生气，立即在报上发表声明，他并没有对这个军阀有欢迎之意。当时有人笑他不识时务。他说： “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杨荫杭担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不久，北洋政府有“本省人不能担任本省官职”的决定，因而他被调到浙江省，仍任高等审判厅长之职。到浙江后，他不畏权贵，不徇私情，严于执法。当时浙江有一个恶霸，自恃与该省督军有裙带关系，在乡里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甚至行凶杀人。被害人家属上诉，地方法院审理后呈报省厅，杨荫杭提笔判处这一恶霸死刑，浙江省省长屈映光出面说情，要求杨荫抗予以减刑，杨回答： “杀人偿命，不能宽有。”屈映光以势相压，杨声称司法独立，不予理睬。屈映光便向当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告状，幸亏当时任意世凯机要秘书的张一簏与杨荫杭是同窗好友，从中说项，衰世凯才亲笔批了“此是好人” 并于1915年将杨荫杭调到北京了事。不久，袁世凯倒台，黎元洪执政，杨荫杭被任命为京师高等检察厅长。 这时，他已经看透了当时军阀政府的专制、腐朽与横暴，认识到所谓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但他仍然刚正不阿。后来，有人揭发总长许世英贪污受贿，杨荫杭派人查实后，下令将许扣押。一时在北京掀起轩然大波，政府要人纷纷向杨说情，要求特许保释。杨认为，任何人犯法均需追究，绝不能象封建时代那样“刑不上大夫”。北洋政府出面干预，他仍坚定立场，毫不让步。从而被北洋政府停职审查。杨荫抗愤而离京南下，回到家乡无锡，因忧愤交加，重病一场。病愈后被上海申报社聘任为副编辑长，并重操律师旧业，他曾愤激地说，如今世界上只有两种职业可做，一是医生，二是律师。他做律师时专门为人鸣不平，申诉冤情，面对于那些违法犯罪分子，则无论其职位多高，权势多大，酬金多厚，一律不予受理。1929中，一家银行保险库内巨款失窃，明明是银行经理监守自盗，却诬告两位管库职工所为。杨荫杭知道后十分气愤，义务为这两位职工出庭辩护。有一个驻外领事高瑛私贩鸦片，案情败露，他想请杨荫杭为他辩护，派秘书陈某再三上门要求，并许以重金相酬，杨坚决不予受理。
旧政府的司法部门与所有官府一样，黑暗腐败，贪污受贿成风。有一个法官在开庭时总要带着一把装满了酒的茶壶，喝酒审案。杨荫抗十分气愤，他同另一位有正义感的律师陆棣成，联名向司法总长写了一个呈文，要求撤换这个酒醉糊涂的法官。后来，上海地方法院调来一个院长，经了解，这人曾在美国因为伪造支票而被判过徒刑。于是杨荫杭更加看透旧政府的腐朽；所谓法律，不过是统治阶级用以捆绑人民群众的绳索而已。他那以法治国的幻想也就彻底破灭了。于是，他在处理律师事务之暇，除继续为报刊撰写一些文章外，乃寄情于研究音韵学和古钱币以及印度、缅甸等邻国的文字。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荫杭不再做律师，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诗经》，他仇视日本侵略者，痛恨认贼作父的汉奸，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一个已经投降日寇的朋友，蔑视地走了开去，那个汉奸后来对人说，杨荫杭目中无人。
上海沦陷期间，杨荫杭除教书外，潜心研究音韵学。他认为《诗经》一书，可算是古代的一部音韵谱，有着很美的节奏。于是他将《诗经》逐字逐句地加注音韵。接着，他又将屈原的《离骚》加注音韵，后来还将两本音韵注文合成一书，题名《待骚体韵》。可惜，这本被人称之为“绝学”的著作，在他生前未能出版，在他逝世后连手稿也散佚了。
1945中抗战胜利前夕，杨荫杭因脑溢血逝世， 终年6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