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7年，用明天皇（585—587在位）死后，以皇位继承问题为契机，苏我稻目之子苏我马子和物部尾舆之子物部守屋之间展开了殊死搏斗。最终，马子讨灭守屋取得胜利，物部氏灭亡。打败物部氏之后，苏我马子立泊漱部皇子为天皇，即崇峻天皇（587—592在位）。崇峻天皇不甘心成为苏我马子的傀儡，曾指着献上来的野猪说：“何时如断此猪头，断朕所嫌之人。”苏我马子闻言大惊。592年，苏我马子唆使东汉直驹刺死天皇。为了独揽朝政，同年12月，马子推举外甥女饮屋姬继位，是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帝——推古女皇（592—628在位）。翌年，即593年，天皇立用明天皇遗子厩户皇子为皇太子，并“录摄政，以万机悉委”。后来世人因厩户皇子聪慧，治政英明，称其为圣德太子。
圣德太子系用明天皇嫡子，《日本书纪》称他“生而能言，及壮有圣智，一闻十人诉，以勿失能辩”，具有能吏的素质。他师从高丽僧惠慈学佛教、百济博士觉哿习儒学，自幼受到大陆思想文化的熏陶。
圣德太子执政之初，朝廷正处在内忧外患之时。所谓外患，中国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封建集权国家隋朝；在朝鲜半岛，渐趋强大的新罗，占据汉江、洛东江流域，并在吞并任那（日本在朝鲜的据点）之后，与日本的关系急剧恶化。所谓内患，氏姓、部民制度弊端毕现，以苏我氏为代表的豪族势力尾大不掉，皇室势力单薄。圣德太子受中国的尊王大一统思想影响，试图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挽救社会危机，为此实行了一系列改革。
圣德太子的改革内容主要如下：
1）制定冠位12阶 12阶冠位制定于604年，次年开始实施。冠位是授与贵族的荣爵，只按才干和功绩授与个人，不能世袭。实际上，冠位制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抑制氏姓门阀势力和选拔人才的作用。它推进了贵族的官僚化和以天皇为首的官僚体制的形成。
2）制定宪法17条宪法17条也制定于604年。《宪法》力图从思想理论上规定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权利义务，同时通过吏治达到民治，规定了君权的崇高性。《宪法》的内容多出自中国儒、法、道诸子百家及佛教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儒家的“三纲”、“五常”是《宪法》的核心思想。《宪法》提出“承诏必谨，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国靡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其用意在于提高皇权，压制氏姓贵族的势力，建立中国式的君主专制王朝。《宪法》提出要给百姓以必要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如“勿敛百姓”；“农桑之节，不可使民”等，以消弭人民的反抗。
3）提倡佛教佛教的众生平等，因果报应，生死轮回、涅盘等教义，要求民众安于现状，追求来世。推古王朝通过振兴佛教以达到树立全国共同崇拜的宗教，来削弱氏姓贵族的势力，提高皇权。594年朝廷曾下诏“兴隆三宝”，宪法17条中也规定了“笃敬三宝”。圣德太子带头建立斑鸠寺（法隆寺的前身），亲自在宫中讲解佛经，又撰写《三经义疏》。国内出现了竞造佛寺的局面。624年，全国建立寺院46所，僧尼人数达到1300余人，其中僧816人，尼569人。
4）编纂史书 620年开始撰写《天皇记》、《国记》及《臣、连、伴造、国造180部并公民等本记》等历史书。编撰这些史书的目的主要在于提高皇室的尊严，加强国家观念。这些书后来大部分散佚。
圣德太子的改革，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压制了氏姓贵族的势力，提高皇室的地位，为后来建立中央集权制奠定了思想基础。圣德太子的改革是大化改新的准备和先声。但圣德太子的改革是极不彻底的。冠位制是在没有废除氏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且只在畿内及其周边地区的中下级贵族中实行。宪法17条作为训诫，只能起到教化作用，没有更大的约束力。更主要的是没有触动当时社会症结的部民制，所以削弱氏姓贵族势力，提高皇权是极为有限的，更不可能解决国内的阶级矛盾，挽救社会危机。
中日通交的频繁化
圣德太子改革的另一面重要内容是恢复了中日邦交。
中国在589年，由北周重臣杨坚建立隋朝。589年隋灭南朝陈，实现全中国的统一。隋朝对亚的外交是结交百济、新罗，征伐高句丽。隋炀帝继位后，从612年起，陆续发动3次对高句丽的战争。
7世纪初，以圣德太子为首的推古王朝决定派遣隋使，恢复与中国断绝一个多世纪的国交，并积极吸取大陆文化，充实国力。
据《隋书倭国传》记载，600年推古朝首次遣使通隋，又据《日本书纪》记载，607年圣德太子遣小野妹子使隋。这一时期日本改变过去向中国朝廷请封、朝贡的态度，采取对等的立场。使者小野妹子第一次使隋时递交的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封国书虽引起隋炀帝的不悦，但608年小野归国时，隋朝还是遣裴世清出使日本。当年9月，裴世清回国时，日本又遣小野妹子第二次赴隋。这次带来的国书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既反映了外交上追求对等，也反映了太子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强烈愿望。随使团赴中国的还有8名留学生，其中4名留学生是倭汉直福因、奈罗译语惠明、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国，4 名学问僧是新汉人旻、南渊汉人请安、志贺汉人慧隐、新汉人广齐。这些留学生中有些人在中国长期滞留，直至充分掌握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后才回国，他们在大化改新及律令国家的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614年又派犬上御田锹、矢田部造使隋，翌年回国。
圣德太子遣使隋朝的目的，学界历来有各种不同看法，日本研究者大多认为，倭对隋的交往目的在于求佛法和输入大陆文化，甚至认为“遣隋（唐）使几乎未见在国际政治上的活动”。 [2] 也有的主张遣使入隋是为了“兴隆国内佛教”，607年以后的遣使“不单是为求佛法，而是为了广泛地输入大陆文化”。 [3] 近年，有中国学者提出了新的见解，指出：倭国遣使入隋是其“政教合一”理念的具体反映，与制定冠位、颁布宪法等一系列内政改革具有内在关联。佛教作为“万国之极宗”，不仅是文明开化的标志，同时还是臣民“笃敬”的统治阶级的精神武器。对推古朝来说，尽快掌握佛教，不仅可以跻身先进国家行列，还能使国内臣民俯首听命，可谓政治、外交、文化、宗教等多重目的兼有；其直接目的还是在于“买求书籍”，中日之间为大海阻隔，舟楫往来颇为不便，故通过书籍吸纳中国文化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这一模式也为其后的遣唐使所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