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燕市带面衣，骑黄马，风起飞尘满衢陌。归来下马，两鼻孔黑如烟突。人马屎和沙土，雨过淖泞没鞍膝。在姓竞策蹇驴，与官人肩相摩。大官传呼来，则疾窜避委巷不及，狂奔尽气，汗流至踵，此中况味如此。
遥想江村夕阳，渔舟投浦，返照入林，沙明如雪，花下晒网罟。酒家白板青帘，掩映垂柳，老翁挈鱼提瓮出柴门。此时偕三五良朋，散步沙上，绝胜长安骑马冲泥也。
译文在京城街市上带着面衣（古代遮面的一种服饰），骑着黄马，风吹尘土满街飞扬。回来下马，两个鼻孔像烟囱一样黑。人马粪和沙土混合在一起，下雨之后泥淖淹没膝盖和马鞍，百姓争着挥鞭赶驴，与做官的人肩膀相互摩擦。大官传令带来，就飞速逃到小巷唯恐不及，用尽力气狂奔，汗水一直流到脚后跟。其中的境况滋味就是这样。回想夕阳下的江边小村，捕鱼的船回到水边，夕阳返照进树林，沙滩像雪一样洁白；在花丛下晒着渔网，酒家有白白的米饭和青青的幌帘，垂柳相互掩映，老人提着鱼和酒瓮走出柴门。这时与三五个朋友相伴，在沙滩上随意走走，大大的胜过在都城骑着马在泥中行进了
赏析这篇小品，妙在对比。两幅画面，前后对照，黑者愈黑，白色愈白。前面的世俗丑态，肮脏杂乱，凸显出江村黄昏的清新洁静，悠闲自在。文笔洗练，设色巧妙，前面重在“黑”、“黄”；弥漫“尘”、“烟”；杂以“雨”、“泞”；动词偏于“飞”、“竞”、“狂奔”；而后者着色雅淡，“雪”、“白”、“青”；背景为“花”、“柳”、“沙”、“夕阳”；动词用“挈”、“提”、“散步”；一面是帝都生活的污浊，艰辛，惶恐，一面是村居生涯的自由，恬淡，幽雅，对照鲜明，予人的印象也极之鲜明。中间以“遥想”转折，“绝胜长安骑马冲泥也”收尾，虽然前后景致截然相反，却一点不觉突兀，反而通过比照，令人自然而然地厌恶前者而向往后者。虽然只是寥寥数语，然而形象生动，绘声绘色绘影绘情，正见小品文佳处。
作者简介[明]屠隆
屠隆(1541～1605) 明代戏曲家、文学家。字长卿，又字纬真，号赤水，别号由拳山人、一衲道人，蓬莱仙客，晚年又号鸿苞居士。鄞县（今属浙江）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曾任颍上知县，转为青浦令，后迁礼部主事、郎中。为官清正，关心民瘼。作《荒政考》，极写百姓灾伤困厄之苦，"以告当世，贻后来"。万历十二年（1584）蒙受诬陷，削籍罢官。屠隆为人豪放好客，纵情诗酒，所结交者多海内名士。晚年，遨游吴越间,寻山访道,说空谈玄，以卖文为生，怅悴而卒。
屠隆的诗文,追随王世贞的"文须秦汉,诗必盛唐"主张，他是"末五子"之一。史传称他"诗文率不经意，一挥而数纸"。王世贞评说,其诗有天造之极,文尤瑰奇横逸。现知屠隆著有《栖真馆集》、《由拳集》、《采真集》、《南游集》、《鸿苞集》等，然其中佳作不多。 屠隆又精通音律，家有戏班，曾登场献艺。还曾校订《西厢记》,颇多独创之处。他的有关度曲的论述,沈宠绥编《度曲须知》时，"稽采良多"，所著传奇《昙花记》、《修文记》和《彩毫记》3种,总名《凤仪阁乐府》。《昙花记》写唐木清泰弃官求道,苦修10年,与妻妾均成正果事。《修文记》写蒙曜女湘灵学道成仙，封"修文仙史"，在她劝导下，一家潜心修道，共占仙班事。这两部传奇，正如《昙花记凡例》所说，"广谭三教，极陈因果，专为劝化世人"。其中指奸斥佞，也是为了阐发佛理，"狠下轮回种子"。名为传奇，实为法曲，无积极意义。《彩毫记》主要写大诗人李白，配以唐玄宗杨贵妃故事。其中也有崇尚道释内容，但主要人物李白，藐视权贵的性格和气质，刻画得比较成功，体现了作者逸才慢世的创作心理。在表现艺术上，屠隆的传奇戏曲虽声称"针线连络，血脉贯通"，"不用隐僻学问，艰深字眼"（《昙花记凡例》）。其实，则是关目芜杂，结构散漫,文词典雅华丽,所以有人批评说"其(《彩毫记》)词涂金缋碧，求一真语、隽语、快语、本色语，终卷不可得也"（徐麟《长生殿序》），《昙花记》是"学问堆垛"（祁彪佳《曲品》）。这说明屠隆的传奇继承了骈俪派的风格。不过在体例上有创造，有时整出戏无一曲，尽用宾白演出。《凤仪阁乐府》在屠隆生前，曾大行于世，但流传后代者，只有一二散出而已。
屠隆尚有《安罗馆清室》、《考□余事》等杂著传世。
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死于迫害的有之，死于自杀的有之，死于政治斗争的有之，死于意外事故的有之，英年早逝的有之，寿终正寝的有之，但死于“梅毒”这种风流病的，明朝末年的大才子屠隆却是第一个。可以说，屠隆风流出格，放纵自我，肉欲横流，与桃花柳杏厮混，性生活过于糜烂，以致染上“梅毒”，最后不治，首开中国文人性病死亡记录。
明朝是个出才子的年代，大凡才子难免都要风流些。如李卓吾经常出入于孀妇卧室，大白天公然挟妓同浴；袁宏道认为人生有五大快活，除吃、喝、玩、乐外，还有携妓冶游；钱牧斋与柳如是，侯方域与李香君，冒辟疆与董小宛这种文人与妓女之间的情爱，在当时皆被传为佳话；就连抗清英雄陈子龙在家境不太富裕的情况下，也先后将三个风尘女子纳为爱妾。同他们相比，屠隆无论是在创作天赋上、文坛名气上还是在家境优越度上，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他的风流程度相当出格。
屠隆，（1543—1605），字长卿，浙江鄞县人，万历五年进士，官至礼部主事、郎中。在中国文学史上，屠长卿是以剧作家面目出现的。《明史》记载他“生有异才”，为人豪放，纵情诗酒，专门爱结交天下名士，名列“中兴五子”。他坚持“针线连络，血脉贯通”的戏曲创作主张，他的“诗有天造之极，文友瑰奇横逸”，他的《昙花记》、《修文记》、《采毫记》都曾“大行于世”，叫座京城，其知名度和影响力甚至超过了汤显祖。
屠长卿的风流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在创作形式上，他专爱写男子弃官求道，最终与美妻爱妾修成正果的传奇爱情故事，尤其是他在与一位候爵夫人有了暧昧关系以后，便开始进一步描写一些淫荡男女私情的作品，以至几百多年以来一直受到争议；其二，在个人生活上，他不但喜欢搞“同性恋”，而且还广“蓄声妓”，整日和妓女厮混在一块，常常在士大夫之家“男女杂坐，绝缨灭烛之语，喧传都下”。从汤显祖写给他的“长卿曾误宋东邻”，以及“岂有妖姬解春姿，岂有狡童解咏诗”的诗句中，不难想像出他在性生活方面的极端放纵。
长期沉溺于男欢女爱，整日纵情于声色之乐，在给屠长卿带来创作灵感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万历十二年，时任礼部主事的屠长卿，因为在张居正的大丧期间招惹风尘女子，有失朝庭官员颜面，而被神宗皇帝亲自下诏削籍回家。削官后的屠长卿，在以后的日子里，思想更加放任自流，行为更加放荡不检。他以超出一般人轻佻之举，整日出没于烟花柳巷之中，游戏于风尘女子之间。在当时那种没有任何卫生理念，没有丝毫防范措施的年代里，屠长卿在把感情寄托到妓女身上的同时，妓女也就把“梅毒螺旋体”转移到了他的身上。
屠长卿死的前一年，汤显祖把题为《长卿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的一组七绝，寄给了时在病中的屠长卿。所谓“情寄之疡”，即为当时“梅毒”的雅称，旧时称这种性病为“杨梅大疮”。在现代医学中，“梅毒”学名为“由苍白密螺旋体引起的系统疾病”，如果到了发作的第三期，在今天的医疗条件下，也许还有救，但在明代，只好束手无策，由他剧烈疼痛，共剂失调，从面部器官坏死糜烂起，一直到耗尽这盏灯油为止。这位死于性病的风流才子，其出格的风流水平，你说，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吗？
明朝中后期，是一个淫风甚炽的罪恶年代，是一个“承平日久，民佚志淫”的淫乱时期。从帝王公侯到文武百官，从文人墨客到贩夫走卒，从商铺里的药石秘方到地摊上的春宫画册，从高门深院中的歌姬成群到繁华地段上的妓院满布，再加上商人性消费的蓬勃兴起，与文人自命风流的推波助澜，一场全民参与的明末淫风，已经渗透到各个阶层，各个领域。据反映明末社会风气的《五杂俎》记载：“今之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它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献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两京教坊，官收其税，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谓之土妓，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
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生存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性本来就风流的屠长卿，能不会更加出格的风流吗？只要有卖淫为生的娼妓，只要有进行性交易的行业和场合，性病传染，必定要成为社会公害。频繁更换性伙伴，极易造成深层次的交叉感染，在没有任何性病防御措施的年代里，屠长卿死在“梅毒”这种风流病上，是迟早的事情。“戏寄十绝”中的这个“戏”字，可以看出屠长卿患上“杨梅大疮”，极像是一件值得称赞的风流韵事；从诗中略存调侃之意看，最起码在屠长卿的好友汤显祖看来，性病在当时社会如同感冒发烧流鼻涕一样，是一种极其普通的常见病。然而，屠长卿不但病得不轻，而且极其凶险，一年后屠长卿终于在苦楚与肮脏的恶疾中死去。
……与友人……淮上与友人别【唐】郑谷
扬子江头杨柳春，
杨花愁杀渡江人。
数声风笛离亭晚，
君向潇湘我向秦。
〔注释〕
①淮（huái）：扬州。
②扬子江：长江在江苏镇江、扬州一带的干流，古称扬子江。
③离亭：亭是古代路旁供人休息的地方，人们常在此送别，所以称为离亭。
④潇湘（xiāo xiāng):至今湖南一带。秦：今陕西境内。
〔解说〕
潇湘在南，秦在西，诗人与朋友从此分别，谁知何时再能相会？暮春的杨花，更增添了诗人的愁思。
诗词大意：
扬子江渡口，岸边的杨柳枝叶青翠，一派浓郁的春色，时近暮春，天空弥漫着如絮般的杨花，像我心头滋长的愁绪，煎熬着即将分手渡江远去的人。晚风中，传来几声短促凄清的竹笛曲调，暮色苍茫，渡口旁的离亭里两位朋友正在告别。从今后你走向遥远的南方，那潇水湘江之畔；而我却要向北旅行，到三秦之地去。
作者简介：
晚唐绝句自杜牧、李商隐以后，单纯议论之风渐炽，抒情性、形象性和音乐性都大为减弱。而郑谷的七绝则仍然保持了长于抒情、富于风韵的特点。
这首诗是诗人在扬州（即题中所称“淮上”）和友人分手时所作。和通常的送行不同，这是一次各赴前程的握别：友人渡江南往潇湘（今湖南一带），自己则北向长安。
郑谷，唐代诗人，字守愚，袁州宜春（今江西宜春）人。光启三年擢第，官右拾遗，历都官郎中。幼即能诗，名盛唐末。有《云台编》三卷，《宜阳集》三卷，《外集》三卷，今编诗四卷。代表作有《鹧鸪》等。
赏析：
晚唐绝句自杜牧、李商隐以后，单纯议论之风渐炽，抒情性、形象性和音乐性都大为减弱。而郑谷的七绝则仍然保持了长于抒情、富于风韵的特点。
这首诗是诗人在扬州（即题中所称“淮上”）和友人分手时所作。和通常的送行不同，这是一次各赴前程的握别：友人渡江南往潇湘（今湖南一带），自己则北向长安。
一、二两句即景抒情，点醒别离，写得潇洒不着力，读来别具一种天然的风韵。画面很疏朗：扬子江头的渡口，杨柳青青，晚风中，柳丝轻拂，杨花飘荡。岸边停泊着待发的小船，友人即将渡江南去。淡淡几笔，象一幅清新秀雅的水墨画。景中寓情，富于含蕴。依依袅袅的柳丝，牵曳着彼此依依惜别的深情，唤起一种“柳丝长，玉骢难系”的伤离意绪；蒙蒙飘荡的杨花，惹动着双方缭乱不宁的离绪，勾起天涯羁旅的漂泊之感。美好的江头柳色，宜人春光，在这里恰恰成了离情别绪的触媒，所以说“愁杀渡江人”。诗人用淡墨点染景色，用重笔抒写愁绪，初看似不甚协调，细味方感到二者的和谐统一。两句中“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等同音字的有意重复，构成了一种既轻爽流利，又回环往复，富于情韵美的风调，使人读来既感到感情的深永，又不显得过于沉重与伤感。次句虽单提“渡江人”，但彼此羁旅漂泊，南北乖离，君愁我亦愁，原是不言自明的。
“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三、四两句，从江头景色收转到离亭别宴，正面抒写握别时情景。驿亭宴别，酒酣情浓，席间吹奏起了凄清怨慕的笛曲。即景抒情，所奏的也许正是象征着别离的《折杨柳》吧。这笛声正倾诉出彼此的离衷，使两位即将分手的友人耳接神驰，默默相对，思绪萦绕，随风远扬。离笛声中，天色仿佛不知不觉地暗了下来，握别的时间到了。两位朋友在沉沉暮霭中互道珍重，各奔前程──君向潇湘我向秦。诗到这里，戛然而止。这是一手握别诗.
这首诗的成功，和有这样一个别开生面的富于情韵的结尾有密切关系。表面上看，末句只是交待各自行程的叙述语，既乏寓情于景的描写，也无一唱三叹的抒情，实际上诗的深长韵味恰恰就蕴含在这貌似朴直的不结之结当中。由于前面已通过江头春色、杨花柳丝、离亭宴饯、风笛暮霭等一系列物象情景对离情进行反复渲染，结句的截然而止，在反激与对照中愈益显出其内涵的丰富。临歧握别的黯然伤魂，各向天涯的无限愁绪，南北异途的深长思念，乃至漫长旅程中的无边寂寞，都在这不言中得到充分的表达。“君”“我”对举，“向”字重叠，更使得这句诗增添了咏叹的情味。
这是一首送别诗,此外,还有《赋得古原草送别》，《别董大》，《送元二使安西》等.与友人书原文: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①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不幸而在穷僻之域，无车马之资②，犹当博学审③问，古人与稽④，以求其是非之所在，庶几⑤可得十之五六。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有子羔、原宪⑥之贤，终无济于天下。子曰：“十室之邑⑦，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⑧之好学也。”夫以孔子之圣，犹须好学，今人可不勉⑨乎？
（节选自顾炎武《与友人书》）
参考译文:
人做学问,如果不是天天进步,那就是在天天退步。如果没有学伴，见解就会片面浅显，难以学成。在一个环境里呆久了，会不知不觉染上某些习气。如果不幸处于穷乡僻壤，没有坐马车的盘缠，仍要广泛的猎取学问并详细考究，看到古人的探究考察，以便知道学问的正确与否，这样一来，差不多得到学问的十分之五六。如果又不岀门去，又不去读书，则是像一个面墙的人一样，对学问一无所知，即使是有子羔、原宪那样的贤能，对国家还是没有用处的。孔子说:“即使只有十户人家的小村子,也一定有像我这样讲忠信的人,只是不如我那样好学罢了。” 连孔子这样的圣人，仍须努力地学习，今人难道不该以此勉励自己吗？
注释:①[孤陋]片面、浅陋。
②[资]盘缠。
③[审]详细。
④[稽]探究、考察。
⑤[庶几]差不多。
⑥[子羔、原宪]孔子的弟子。
⑦[邑]地方，
⑧[勉]勤勉，努力。
⑨[以]动词，和“如”“若”相同。
⑩[丘]孔子。
启示：学习及好的学习方法对人生很重要
作者简介：顾炎武（1613~ 1682）汉族，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尊称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曾参加抗清斗争，后来致力于学术研究。晚年侧重经学的考证，考订古音，分古韵为10部。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等，他是清代古韵学的开山祖，成果累累；他对切韵学也有贡献，但不如他对古韵学贡献多。
顾亭林学术的最大特色，是一反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的玄学，而强调客观的调查研究，开一代之新风，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顾亭林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提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