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分布和特点清水江文书是中国贵州清水江流域苗族和侗族林农们创造和传承的一种独特的民间文献遗产，忠实地记录了当地土著民族在历史上对中国混农林业和人工营林业的重大贡献，也是世界林业法制的一个历史典范，被中外学者赞誉为“世界记忆”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之一。清水江文书，又称“清水江民间契约文书”，主要是指明末清初以来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共约四百年的历史长河中, 中国贵州清水江中下游地区苗族侗族林农为了经营混林农业和木商贸易而形成的大量民间契约和交易记录。据保守估计，目前至少尚有十多万件遗存于民间, 也有专家推测清水江流域各县遗存的这类契约文书大约可多达三十余万件，主要分布和保藏在清水江流域中下游的黎平、锦屏、天柱、三穗、剑河、施秉等县苗族侗族农户家中。传统上，他们将这些世代相传的民间文献视为能够给子孙后代赐以福佑的传家宝物，一般秘不示人，只在调解家族之间物权纠纷和其它重大场合时启用，至今仍然具有物权法律证据的功能，在苗村侗寨的山林物权纠纷调解中具有一定的作用。
最早发现者由于清水江文书这个在传统上一般都秘不示人的特点，民间大规模保藏的这种汗牛充栋的文献遗产长期处于“藏在深山人未识”的状态, 一直不为外界所知，直到1964年才首次为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贵州分院民族研究所（现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成员杨有赓等人发现并搜集抄录部分样品带回贵阳作为重要历史资料保存。
名称源流因其最早由杨有赓等人发现于锦屏县的文斗、魁胆等苗村侗寨，这种文书曾被称为“锦屏林契”。又因其为当地少数民族林农所制并持有，也被一些学者称为“侗族林契”或“苗族林契”；一些日本学者称之为“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而在西方学术界则有人根据其独特的文献内涵称之为“土著混农林契约文书”(Qingshuijiang Manuscripts of Indigenous Agroforestry Contracts)。也曾有人将清水江流域各县发现的契约文书按各自的行政区划归属分别称为“锦屏文书”、“天柱文书”、“黎平历史文书”等等，不一而足。目前，最切合这类契约文书的实际地理分布状况而为中国学术界广泛接受的名称仍是“清水江文书”或“清水江契约文书”。所以，当2007年张应强等人将他们在锦屏县辑录的林业契约文书汇编成册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时，就直接沿用了《清水江文书》这一约定俗成的学术名称。
开拓性研究及其影响在作为独特历史文献被杨有赓等人发现后的几十年里，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清水江文书的珍贵价值并没有很快引起社会和学术各界应有的足够重视，但杨有赓先生却一直不懈地对他最早发现并辑录于锦屏、天柱一带的清水江文书开展了大量的介绍和分析工作，并以其研究成果为地方林改工作献计献策，使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及人士逐渐认识到了这些契约文书的现实价值，以单洪根和王宗勋为代表的几位地方有识之士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加入到研究介绍清水江契约文书的行列。
走向国际学术舞台，引起政府重视与此同时，杨有赓的研究成果和清水江文书的重要学术价值也引起了日本等国的中国学专家武内房司（日本学习院大学中国史学教授）和唐立（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教授）等人的关注，他们与杨有赓合作编辑、东京外国语大学2001-2002年正式公开出版的《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一至三册），首次将此前鲜为世人所知的中国清水江文书推向了世界学术舞台。随即不久，英国牛津大学东方研究院的中国史专家科大卫（David Faure）等国际著名学者也闻讯来到清水江流域实地考察，并对清水江契约文书的学术价值给以了高度的评价。此后，北京林业大学、中山大学、贵州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贵州民族学院等学术单位不断有学者加入到清水江文书的研究中来，其中以沈文嘉、张应强、罗洪洋、龙宇晓（音译）、陈金全、徐晓光等人的相关研究最为引人注目。他们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推动了相关地方政府对这些民间契约文书保护利用问题的重视。
最新研究进展2007年以来，贵州大学与贵州民族文化宫合作，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的国际文献遗产保护技术规范，运用当前国际最先进的信息科技，成功地研制开发了一套清水江文书数字典藏系统和保护管理工作平台；并于2008年夏在第十六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成功举办专题讨论，将清水江契约文书作为“世界记忆”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代表作之一，介绍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献遗产保护专家和国际学术界有关人士，使这一重要文献遗产的珍贵价值和保护利用得到了各界更广泛的关注。
保护利用前景目前，清水江文书这一民间文献遗产的民间主体和地方政府的相关文化事业部门已经积极互动起来，正在努力探索一种既能做到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物权和传统文化惯例、又能有效保护这些珍贵民间文献遗产、同时也可利用这些民间文化宝藏促进当地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的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可以预见，清水江文书的研究和保护利用在不久的将来定会取得更大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