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洪春(1544~1619)，字思仁，号东白，浙江东阳卢宅人。明万历丁丑(1577年)进士，官至礼部祠祭司主事，后追赠光禄寺少卿。《明史》有传。
官宦之家出身的卢洪春，其父卢仲佃嘉靖丙辰(1556年)进士，累官至从二品的广西右布政使，但他并没有染上纨绔子弟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的陋习。相反，父亲卢仲佃福建晋安抗倭、捐资东阳孔庙、准备议救海瑞等言行举止，深深地影响着卢洪春的人生价值取向，逐渐塑就了卢洪春嫉恶如仇、宁折不屈的刚烈性格。
1581年，为了增加明朝政府的财政收入，首辅大学士张居正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把原来的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起来，折成银两，分摊到田亩上，按田亩多少收税。当时已就任安徽旌德知县的卢洪春在推行过程中发现，“一条鞭”法“便于官，不便于民；便于城郭，不便于乡井；便于冲繁，不便于简僻”。因而撰写了《时务论》一文，详细剖析了“一条鞭”法贵金钱、贱粮食，可能导致普通百姓“父母妻子无所养，而野有饿殍”现象出现的“十不便”缺陷，认为这是竭尽百姓钱财的割股充饥之举，地方百姓并没有从中得到实惠，因而竭力反对“一条鞭”法在全国推广实现。尽管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卢洪春的举止失之偏颇，但他忧国忧民之心情，由此可见一斑。
1585年，明神宗因为宠爱郑贵妃的缘故，以爱废序，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企图造成子以母贵的事实，让年幼的朱常洵继承皇位。为此，已升任礼部祠祭司主事，职掌祭祀仪礼、诰敕册立的卢洪春认为，嫡庶之别、长幼之序，“国家安危系焉，万世纲常关焉”，不能等闲视之。卢洪春于是援引明神宗子以母贵——明穆宗先册封明神宗生母为皇贵妃，而后册立明神宗为太子，明神宗得以嗣承皇位的先例，上奏《请并封恭妃疏》，请求生育居长的朱常洛的生母王恭妃，也一并册封为皇贵妃，其称号、待遇与郑贵妃一视同仁，以此来消除欲立居幼的朱常洵为太子的疑虑。与此同时，卢洪春还建议，明神宗应该尽早册立太子，固本安邦，防微杜渐，消未萌之灾，灭肘腋之变，防止产生兄弟为争夺皇位而酝成的悲剧。
1586年，忠介耿直的卢洪春再次上奏《遣官代祭奏疏》，直截了当地指出，礼仪莫重于祭祀，不管明神宗真的是身体虚弱，还是另的原因，不便祭祀，而遣官代祭，都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如果连这种事关宗庙祭祀的大事，都可以由普通官吏去执行，那么还有什么事不可以发生的呢？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卢洪春在其奏疏中还进一步地提到，君主治理国家，应当朝竞夕惕，谨慎小心，绝不能一方面纵欲于深宫燕闺之中，另一方面又用华丽精彩的诏令文章掩饰自己；帝王应该以江山社稷为念，不能图一时之享乐而遗患无穷；君臣应该和睦相处，减少隔阂猜忌，君主不花言巧语愚弄大臣，大臣不怀欺诈之心蒙骗君主，上下同心，才能确保百姓的安居乐业、国家的长治久安，出现真正的太平盛世。
因为卢洪春的《遣官代祭奏疏》直指时弊，切中明神宗沉溺酒色、荒怠政事的要害，所以明神宗看到其奏疏后，勃然大怒，重新施用明朝中叶以后几乎废驰不用的杖刑，廷杖卢洪春六十大棒，并革去其官职，永不叙用，彻底结束了卢洪春的政治生命。一直到卢洪春死后，蒙受的不白之冤才得以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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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洪春，字思仁，东阳人。父仲佃，广西布政使。洪春举万历五年进士，授旌德知县，擢礼部祠祭主事。十四年十月，帝久不视朝，洪春上疏曰：「陛下自九月望后，连日免朝，前日又诏头眩体虚，暂罢朝讲。时享太庙，遣官恭代，且云『非敢偷逸，恐弗成礼』。臣愚捧读，惊惶欲涕。夫礼莫重于祭，而疾莫甚于虚。陛下春秋鼎盛，诸症皆非所宜有。不宜有而有之，上伤圣母之心，下骇臣民之听，而又因以废祖宗大典，臣不知陛下何以自安也。抑臣所闻，更有异者。先二十六日传旨免朝，即闻人言籍籍，谓陛下试马伤额，故引疾自讳。果如人言，则以一时驰骋之乐，而昧周身之防，其为患犹浅。倘如圣谕，则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更深。若乃为圣德之累，则均焉而已。且陛下毋谓身居九重，外廷莫知。天子起居，岂有寂然无闻于人者？然莫敢直言以导陛下，则将顺之意多，而爱敬之心薄也。陛下平日遇颂谀必多喜，遇谏诤必多怒，一涉宫闱，严谴立至，孰肯触讳，以蹈不测之祸哉？群臣如是，非主上福也。愿陛下以宗社为重，毋务矫托以滋疑。力制此心，慎加防检。勿以深宫燕闲有所恣纵，勿以左右近习有所假借，饬躬践行，明示天下，以章律度，则天下万世，将慕义无穷。较夫挟数用术，文过饰非，几以聋瞽天下之耳目者，相去何如哉！」疏入，帝震怒。传谕内阁百余言，极明谨疾遣官之故。以洪春悖妄，命拟旨治罪。阁臣拟夺官，仍论救。帝不从，廷杖六十，斥为民。诸给事中申救，忤旨，切让。诸御史疏继之，帝怒，夺俸有差。洪春遂废于家，久之卒。光宗嗣位，赠太仆少卿。——《明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