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聚东出生在范家楼一家有“五大门”之称的大户人家，该支系书香门第，族上连续数代出了２４个太学士。聚东的高祖庚周为监生，应试过顺天府乡试，曾在光绪年间主修了《日照范氏家乘》，为范氏家族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聚东的父亲庆澜，辛亥革命中，受孙中山“三民主义”和“兴教救国”思想的影响，联合本村和周围村庄开明士绅，一举将附近滚石崖的天齐庙神像搬走，建成日照西部最早最大的新制小学学校，为该村乃至全县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庆澜一生献身于教育事业，也培养儿子读书育人。聚东在校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教育，教书后又接触了许多进步思想?熏为他一生献身于进步事业奠定了基础。
孙中山实行共和制后，聚东凭自己的威望被推选为统辖周围４８个村的社长。期间，为方便学生就近上学，决定将滚石崖小学分到村办。为办好范家楼小学，他毅然将曾在济南受过高等教育，时任汶南矿务局会计、收入可佳的弟弟梅言劝回，担任了校长。滚石崖庙里的树木，是周围村庄的公产，分校时曾被人抢去变卖，聚东领人一一查出追回，变为村小学的开办费。聚东家的土地财产，几乎占了全村的一半，他也按比例集资，带头筹建办学经费，并划出十几亩土地归学校经营。从此，范家楼小学越办越好，到１９３１年在校学生已达１２０余人，这些学生后来多数走上了抗日道路，很多成了国家高、中级干部。
二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后，聚东在村里主持村政。他目睹日寇入侵后，共产党全面抗战，国民党片面抗战并节节败退的抗战局势，清楚地看到，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能领导抗日救国，保一方平安，因此拥护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正在他翘首盼望共产党、八路军之时，八路军山东抗日军政干校招收学员的布告传到他的面前。此时，正在县中读书的１７岁的儿子范熙彭和在莒县县中读书的范干民，受抗日救国思想的影响，怀着满腔热血，找到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日照共产党员杨心培，经介绍，准备前往报名，回家禀告父母，筹集路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自己身为一村之长，儿子的正义之举，岂有阻挡之理！他立即找到干民的父亲商榷。干民的父亲是个老教师，与聚东一向志同道合，两人一拍即合，当即备齐行李和路费，趁夜深人静，悄悄将儿子送到山东抗日军政干校所在地沂水岸堤。
熙彭和干民在校期间，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８年１１月结业后，分配到鲁东南特委，由特委安排回日照与当地党组织接上关系，组成临时县委，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活动。在范家楼，他们发展了范崇学等党员，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以后又陆续发展了几批党员，并且在周围村庄建立了一些支部。先后动员范庆服、范庆德参加了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选拔了范崇收、范奉吉、范熙信、范象明等到区乡担任领导工作。熙彭临走时，将家里仅有的两枝看门的短枪也带走了。这些都没瞒过父亲聚东的眼睛，聚东不仅不反对，还从各方面加以保护和支持。
当时的国民党七区区长杨百福曾在滚石崖上过学，与聚东熟悉，看到熙彭参加了共产党，就劝聚东说：“共产党土八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成不了大气候。”聚东说：“你的眼睛蒙上灰了？依我看，以后要由共产党主天下。”
范象明的父亲范庆荣，也是一位有文化、有见解、倾向抗日的开明人士。１９４０年春，他因儿子年龄尚小，出去担当抗日民主政府区长放心不下，找到聚东说：“这些土木蚱子（没长翅膀的蚂蚱）也想出去蹦达，能中？”聚东说：“蹦达蹦达就硬翅了。”聚东在村里的威望很高，村人深知，凡是他赞成的事，干了没错，何况他儿子早已参军，做出了表率。于是庆荣心情舒畅地送走了儿子。就这样，聚东配合党组织送走了一批批爱国青年参军参政，到抗战胜利，全村已有７２户抗属，数量之多，全县少见。聚东亲手送走的干部，建国后有许多担任了党和国家的要职，而每当谈起聚东，都感激不尽。
１９４０年春夏之间，抗日形势恶化，受日伪操纵和利用的会门组织万仙会暴乱，袭击抗日政府和军队，杀害抗日干部和军民，范象明、范崇连等党员干部，因没来得及撤退，被万仙会抓去，准备杀害。聚东赶紧找到本家本支在国民党部队任职的均室。均室曾救过时已当了匪首的朱信斋，跟朱成了铁交，均室通过朱将象明救出。聚东又通过本支香谷与荣庄上层人物的亲戚关系，救出崇连。
三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中共日照县委成立，曾在滚石崖小学读过书、与聚东和干民的父亲庆淑早有交往的傅疃族人范景蘧任书记，以八路军驻日照办事处的名义，在靠近暂时与我友好的朱信斋部的小曲河公开办公，熙彭、干民又参加县委和办事处的工作，熙彭担任了青年部长。１９３９年２月，县委觉察到朱信斋部背着我们搞军事活动，有要叛变的趋向，于是决定迁出。但迁到那里？这就要考虑到安全、交通、食宿等问题。大家选择的目标就是范家楼村。这是因为，从地利上讲，该村与朱信斋部占领区有泰石（莒日）公路相隔，可以避免与朱部摩擦。路上过路车辆、人流不断，要过公路，不同于山路、小路那样容易。村后不远是大山，紧连着鲁东南特委（五地委）驻地桑园、石场一带，有退路，有后盾，也便于联系工作。从人际关系上讲，该村有坚强的党支部，有县委的两名工作人员，有主持村政、积极支持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活动的范聚东以及范庆淑等开明士绅。该村又是个大村，绝大多数属范姓，与范景蘧是本家，县委和办事处的同志进出有人保护，吃住有保证。于是，意见达成一致。
县委和办事处的同志迁驻范家楼后，一切供给全由聚东安排，为此，聚东将自家的土地变卖了一些，他家也成了接待站。这是路南通向路北的第一站，整天人来人往不断。不分白天黑夜，不管什么时间来人，吃住基本在他家。聚东的妻子范牟氏，勤劳善良，善待客人，成了专职接待员。她烙饼很有名，凡是吃过她烙的饼的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范景蘧的妻子、儿女，因家在路南敌占区，很难住下去，也全家搬来避难。后来八路军滨海部队老六团又来了，聚东家又成了团长贺东生的住处和实际上消灭朱信斋的指挥所。贺团长因战斗一时失利，有时心情不好，聚东就婉言相劝。
聚东家也常有国民党和杂牌队伍的人去，有时我们的人住东屋，他们的人也来了，住西屋。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双方眼看要打起来。面对这种情况，聚东就到他们面前一隔：“这里不是打仗的地方，谁动手，以后别进这个门！”几句话，就把紧张局势缓和过来。
聚东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接受了保护共产党八路军的干部，以及全村抗日家属和广大抗日军民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他充分利用上层可利用的关系，并有意识的安排我们的人，打进敌人内部。聚东有一个好友叫夏良寻，是夏家岭的大户，他的女儿与聚东的二儿指腹为婚，他是日军的翻译，就为聚东通报了一些重要信息。伪日照县维持会准备在三庄区成立维持会，要叫聚东当区维持会长，我党组织正好利用这层关系，就由聚东安排其弟梅言去了，日本鬼子一投降，马上撤回来。他们里应外合，几次救了我们的同志，且鬼子一扫荡，据点里一有风吹草动，聚东就将后门打开进山，带着我们的人北去崮山、房家沟一带隐蔽起来。房家沟地处深山，是地委工作团活动的区域，有共产党的支部，有范家的亲戚，在此非常安全，生活有保障，该村实际上成了我们的可靠的后方基地。
四
聚东从青年时期就在村里主政，他为了国家，为了范家楼的兴旺和安全，操尽了心血。据当时的老人回忆，他成年累月不得闲。他不仅忙于村务，连族内事、家务事不该管的也管。谁家打架斗殴，他到那里一站，很快平息；谁家有困难，他不管穷富，总是想方设法帮助解决。
他继承老祖宗范仲淹先忧后乐的国魂家风，总是以报国、抚民为己任，对村民履行父母官的责任。有一年特大旱灾，村里许多户缺粮断炊，到他家借粮，他采取借一袋，给两袋，确无偿还能力的有借无还的政策，全村无一人饿死。有一次他家丢失了一个拉瓜，他要负责看青的家人查清找回。经查，是一户人家因家里没吃的，不好意思去借粮而摘，查到时，那个拉瓜只剩一半了，要是取回，这家人家就什么也没的吃了。聚东听了，不但没责怪，还马上送了几袋粮去。有一次，有一顽固队伍在这村催给养，全村穷得实在缴不上，而缴不上就要把负责要给养的庄长范伟善领去抵押，还要进村烧杀抢掠。伟善找到聚东，说全村只有“九玉堂”范桂禄家有两囤谷子。聚东为了给他解困，也想尽量少为村人惹是非，就说：“你去要吧，就说是我说的。”结果，驮了两驴（大约２００斤左右）顶上了，避免了一场灾祸发生。
聚东一生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有益的事情，但由于他性情刚烈直爽，在村里说一不二，也得罪了极少数人，以致造成土改中受“左”的路线影响，误伤于个别人的口号和棍棒之下而终。村人为失去了这样一个难得的好人，失声痛哭。当地政府为挽回影响，为他进行了厚葬，１９４７年秋即宣布平反。１９９２年中共日照市委又专门下文为其恢复名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