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批改”是斗争、批判、改革的简称，这是毛泽东在“文革”早期对“文革”理想目标的初步设计，即对“文革”应解决的问题和步骤的整体概括，也是为了强调“文革”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有理性的政治运动的草图式工程说明。1966年7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革”三项任务：一斗、二批、三改。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6条’）中有完整的说法：“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其后，“斗批改”的内容又不断有变化。1967年“斗批改”曾一度被作为促进两派联合的手段。1968年9月全国各省市建立革委会后，又宣布进入了“斗批改”阶段。《人民日报》、《解放军报》9月7日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六厂二校”经验作为“斗批改”的样板。后来被九大正式规定为工作任务、目标。
林彪集团的倾覆造成新一轮权力更替，“斗批改”被中断、打乱，进入“批林批孔”运动，“斗批改”就销声匿迹了。以后的整顿恢复秩序，初见成效，但主事者邓小平面临又一次被打倒。“文革”就像脱了缰的野马，漫无目的地狂奔。仍然是运动不断：以各式“斗”、“批”为动力的政治运动，冲决、破坏了既定秩序，却没有“改”的内在合理性，没有建设新世界。
“斗批改”三个字可以概括“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至于怎么斗怎么批怎么改，都得跟着上头的“战略部署”进行，换句话说就是跟随着“指挥棒”转。这就难免把许多人“转”得晕头转向，离“棒”远了转得慢了就成了“态度消极”，这种状态很容易被理解为“抵触情绪”，找不到“阶级敌人”就用这种人来填补“空白”，用老百姓的话说就叫“替死鬼”；离“棒”近了转得太快了也很危险，因为那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漩涡”，“水性”稍差一点儿就容易被呛着，更有甚者就会被“灌死”。所以说“文化大革命”是风险最大的运动，有许多人就因为一句话说得不得体，就被上纲上线打进了“十八层地狱”。
“文化大革命”中的“斗批改”，不仅有广度而且有深度，有的已经“深”到家庭里面去了。那年月，社会上有风家庭里就有浪，许多家庭也成了“斗批改”的前沿阵地。现在我们有些事情如果看不惯，在单位不能说、不爱说就回家去说，说了以后就能出口气，缓解情绪。可在那时回到家里也不敢出气，因为家已经不再是“避风港”了，过去不单防备的是“隔墙有耳”，而且家里就有“耳”，有人在家里说的话却成了会场上的“揭发材料”。“文化大革命”把许多人变成了“教徒”，孩子揭发老子、妻子揭发丈夫，同一个屋檐下“划清界限”已经成了时尚。许多家庭也开始有了路线斗争，特别是搞派性斗争的时候，社会上分派家里也分派，社会上搞武斗家里就搞“嘴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