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4年来，针对杨官寨遗址的发掘面积已达16485平方米，发现各类房址49座、灰坑896个、壕沟9条、陶窑26个、瓮棺葬33个、墓葬45座、水井5口，出土各类可复原的器物7000余件。发掘区以产业园北区的东西二路为界分为南北两区：南区发掘面积约5615平方米，发现各类房址23座，仰韶时期灰坑496个、陶窑10个、瓮棺葬8个以及汉、唐、明、清时期的墓葬31座、水井5口。出土陶器5273件、石器353件、骨器303件、蚌器16件。该区的史前堆积主要是庙底沟文化遗存和半坡四期文化遗存。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在发掘区南端一东西走向的断崖上发现了成排分布的半坡四期文化的房址和陶窑。房址共发现17 座，基本是平面呈“吕”字形的前后室结构，前室一般是地面式，后室则为窑洞式，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窑洞式建筑群。在房址和窑址附近的H402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仅尖底瓶可复原的就达18件，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的陶胚残片和一件可能是用来制作陶器的工具——轮盘，说明这些由成排的房子、陶窑及储藏陶器的窖穴等遗迹构成的区域可能是当时的作坊区。2007年~2008年，我们对长庆集团、万方汽车配件公司等项目的建设用地范围即杨官寨遗址北区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截至目前，发掘总面积已达10870平方米，其堆积主要为庙底沟文化遗存。共发掘仰韶时代各类房址26座、灰坑334个、陶窑16个、瓮棺葬24个及一些其他遗迹。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庙底沟时期聚落环壕的发现。经初步钻探，环壕平面形状大致呈梯形，基本为南北向布局，周长约1945米，壕内面积24.5万平方米，壕宽约6米~9米、最宽处约13米，深2米~3米。环壕西部发现门址一处，宽2.7米左右，在门道两侧的壕沟堆积内（原编号分别是H776和G8-2）出土了大量陶、骨及石质文物，器物大多成层分布，保存基本完好。其中，镂空人面覆盆形器、动物纹彩陶盆、涂朱砂的人面塑残陶器等均为国内同时期遗址中十分罕见的珍贵文物。为了验证钻探资料、进一步了解环壕特征，对聚落西门址、环壕的东北角、西南角等部位均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其中在西南角环壕（即G8-4）中发现的巨型陶祖引人注目。目前，这些区域的考古工作还在进行中。
考古收获连续数年对杨官寨遗址的考古发掘，收获颇丰，至少可以概况为以下几点：搞清楚了该遗址不同时期聚落的布局第一，基本搞清楚了该遗址不同时期聚落的布局。遗址北高南低，大致以南北二路，也就是庙底沟时期聚落的南环壕为界，南部多为半坡四期文化居民聚居区，而北部则是庙底沟文化的聚居区。半坡四期文化遗存的发现第二，大量半坡四期文化遗存的发现，丰富了关中中部地区特别是泾渭两大河流交汇地带该文化的内涵，尤其是遗址南部由成排分布的房址、陶窑及储藏窖穴等组成的制陶作坊的发现，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比较明显的分工，一部分家庭专门从事陶器的制造，专门储藏陶器的窖穴的发现说明财产私有观念的出现和强化，通过聚落形态得到了表现。这些均对认识当时的社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遗址北部发现的庙底沟时期环壕聚落第三，遗址北部发现的庙底沟时期环壕聚落，无疑是今年考古工作最大的亮点。首先，杨官寨遗址的发现使学术界聚讼已久的庙底沟文化聚落问题可望得到解决。就现有资料看，该遗址是目前所知庙底沟时期唯一一个发现有完整环壕的聚落遗址，加上其相对完好的保存状况等，均使它成为探索庙底沟文化聚落布局与社会结构等问题的最重要资料线索。其次，就该聚落本身而言，环壕周长达1945米，壕内面积（含壕沟）245790平方米，如此巨大的庙底沟时期环壕聚落遗址在全国实属罕见。据初步调查，在杨官寨遗址周围的泾、渭两河交汇地带，分布有韩村、上马渡、马南、渭桥村等仰韶时期遗址，但规模均小于杨官寨遗址，结合杨官寨特殊的地理位置等，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遗址也许就是关中庙底沟文化的中心聚落。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北段环壕内侧接近沟边的位置还发现有疑似墙基的遗存，由此考虑，该聚落很有可能是一座庙底沟文化的城址。当然，这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去验证。
杨官寨的考古工作目前所显示的只是该遗址丰厚内涵的冰山一角。如此巨大的环壕由谁来组织规划和修建？环壕挖出的近11万立方米的土堆在了什么地方？环壕护卫的是什么样的聚落？其中的成员是怎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他们的墓地在哪里？为什么要将那么多完好的器物有计划地堆放在西门门道两侧的环壕中等等，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这些谜团将会被逐渐揭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