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介绍《史记》记载：“郅都者，杨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时，都为中郎将，敢直谏，面折大臣於朝。”《汉书》也记载：“致都，河东大阳人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时为中郎将，敢直谏，面折大臣于朝。”汉朝的杨县和河东郡在今天的山西的夏县西北。从两部史书对致都“敢直谏，面折大臣于朝”的开场白个性描述中，一个直爽、勇武、气宇不凡的历史人物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在当时那种官僚习气浓厚，人治观念占主导地位的封建贵族社会中，致都的这种个性可谓难能可贵，但是由于它与当时主流社会风气的背离，也就注定了其悲惨的人生命运。
发迹致都在孝文帝时做郎官，到景帝时做到了中郎将。郎的职务一般是持戟守卫宫殿门户，皇帝出行则充车骑。而中郎将是郎的长官，西汉时秩比二千石，官职算是很高了，隶属上级郎中令，也叫光禄勋。中郎将职位清要，常协助郎中令考核选拔郎官及从官，相当于今天的人事部，最重要的是能随时陪侍在皇帝旁边，所以很受皇帝重视。有一天，郅都陪景帝到上林苑打猎，景帝的一位叫贾姬的爱妃去上厕所时，一只野猪突然也窜了进去。这可吓坏了皇帝，可又不好当着大臣的面亲自去救，看到郅都就在旁边，于是对他使年眼色让郅都赶紧去救贾姬，致都假装没看到，不去。皇帝没办法了，你们不去我亲自去，啥面子也不要了，那可是我的爱妃啊，于是抄起兵器想自己去救。这时，扑通一声，致都跪在景帝面前拦阻说：“皇帝啊，失去一个女人，可以再找一个嘛，而你不同，你是皇帝，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向国家，向你的母亲太后交待呢？”景帝便停住了，野猪后来也不知怎么就自己离开了。太后后来听说这件事，赏赐百金，从此以后就受重视了。后来先后担任了济南太守、中尉、雁门太守等官职，由于执法如山，以酷刑著称，人称“苍鹰”。
一生经历致都此人为政十分强硬。景帝之时，济南郡有一姓“瞯”的大宗族，该宗族有三百余户之 多。他们在当地横行无忌，为非作歹，当地的地方官都拿他们没有办法。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景帝任命致都为济南太守。致都一到该地，就将“瞯”氏宗族为恶最多的人抓起来就地镇罚，此事发生之后，该宗族其余成员再也不敢为所欲为了。致都做了几年济南太守，其在任期间，济南郡的治安达到了“路不拾遗”的程度，周边地区的郡守也怕致都三分。
致都并非趋炎附势之人，他的强硬不仅仅限于对普通老百姓，对皇室贵族也同样如此。在其做中尉期间，如有人犯罪，不管此人是皇亲贵族，亦或是普通百姓，他均使用酷刑，对此《史记》记载：“是时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独先严酷，致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 其强硬的手腕，使得当时的达官贵人都畏惧地称其为“苍鹰”。汉景帝也视其为得力的助手。
不仅如此，致都还是一个尽忠职守的清官，他做官期间，从不收受贿赂，也不听人求情，更不请人写文章为自己歌功颂德。对此，《史记》记载“都为人勇，有气力，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他自己也这样自我评价道：“已倍亲而仕，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像这样一个为职业恪尽职守，把家庭放在第二位的官员在现代社会也是非常罕见的，更何况是两千年前的封建社会。但是封建社会毕竟容不下这样的官员。
虽然致都的不畏权贵以及“致行法不避贵戚”的作风博取了景帝的好感，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得罪了当时最大的权贵——当时的窦太后（汉景帝的母亲），这为他的悲剧人生画上了句号。事情因刘荣事件而起，刘荣为贾妃所生，是汉景帝 的第一个儿子，于景帝四年被立为太子，景帝七年被废，之后封为临江王。其做临江王期间，极尽奢华之能事，大兴土木，甚至到了动用宗室土地的程度。致都得知此事后，将临江王抓至中尉府查办。临江王拒不认罪，并且决意上书皇上，致都不准，后来，在魏其候窦婴的帮助下，刘荣得以成功上书，但也因为过渡恐慌而上吊自尽。《汉书》记载此事道：“中尉郅都簿责讯王，王恐，自杀。” 刘荣事件发生后，窦太后大怒，执意重惩致都，在景帝的百般劝说下，致都只是被免职回乡。
景帝不愿意失去致都这样能臣的辅佐，但又不愿违背母意，背上不孝的罪名，于是任命致都为雁门太守，防守边关，且授意致都遇事不必事事上奏，可以自行斟酌情势以处理。当时，匈奴是汉朝重要的边患，常常袭击汉朝边境烧杀淫掠，长期以来，汉朝统治者以“和亲”作为处理匈奴问题的一项重要政策，但是匈奴对汉朝的 领土野心从未中断，而雁门一带更是匈奴虎窥的重点区域。致都任雁门太守后，一向了解致都行事作风的匈奴人为了分散汉朝防守的兵力，故意囤居在雁门的边境， 致都深知汉朝当时的军事实力不及匈奴，始终不靠近雁门边境，致使匈奴的阴谋无法得逞。致都的严酷也使匈奴人不敢轻易进攻雁门，对此，《汉书》记载：“近汉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乡沙幕。”匈奴人甚至做了一个酷似致都的木佣，命令骑兵去射，但是竟然没有一个骑兵能够射中，匈奴对致都的畏惧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窦太后对刘荣事件的余怒始终未能因为致都被贬至雁门和其对匈奴的威慑力而有丝毫平息，最后终于以执法严酷为借口而将致都满门抄斩。在给致都定罪之前，景帝与窦太后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景帝说：“都忠臣。”不想处致都以死刑。而窦太后说：“临江王独非忠臣邪？”景帝作为当时万人之上的君主，当然有权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但是在封建时代，“孝”是衡量上至帝王，下至庶民德行的首要标准，景帝作为一个封建帝王首当其冲地受到这一标准的约束，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致都的悲剧也就注定了。具有讽刺效果的是，起初致使致都受重视的是由于其忠孝的言行，而如今他的死又是由于景帝在“忠”和“孝”之间选择了“孝”。且其“升”与死都取决与同一个人——窦太后，当时皇亲贵族集团的头号代表人物。
司马迁这样评价致都：“郅都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 这不仅是对其人生性格的总概括，也是对其悲惨结局原因的深刻分析。致都之死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执法的严酷，而在于其执法侵犯了汉朝封建贵族的整体利益，从而背离了当时的主流社会风气，而刘荣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在“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封建时代，社会等级秩序决定人的尊卑贵贱，皇亲贵族作为当时社会的上层，可以理所当然地逃避法律的监督而为所欲为。但是，致都“面折大臣於朝”“致行法不避贵戚”“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等与当时官场风气格格不入的行事作风必然会开罪当时的官场要人，触犯封建贵族阶层的整体利益。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致都的命运绝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