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裕皇后是晚清最后一个太后，主持清末最后4年新政，并签署清帝退位诏书，本文试图研究她的生平、她在清末新政中扮演的角色，同时探讨清朝灭亡原因。
关键词：隆裕 清末新政 清朝灭亡
隆裕皇后，谥号德宗孝定景皇后，叶赫那拉氏，她是慈禧太后的侄女、副督统桂祥的女儿，满洲镶黄旗人。1889年慈禧太后为光绪帝选后时，她作为秀女被选为皇后。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她随慈禧与光绪逃往西安，1902年回到北京。1908年光绪与慈禧相继死去，她被尊为皇太后，上徽号“隆裕”，开始她的垂帘听政生涯。她与当时的监国摄政王载沣等人继续实行慈禧开始的清末新政，直到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辛亥革命爆发，南北议和，她被迫退位，颁布退位诏书，并于第二年死去。她的一生在晚清动荡的风云与宫闱激烈的争斗中度过，因此她一生的经历也能比较直观地反映清末的中国政局变幻，她在晚清史中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而对于她个人，历史上也颇多争论。本文试图讨论隆裕皇后的生平以及她对晚清新政所起到的作用，同时探讨清朝灭亡的原因。
一：隆裕皇后
隆裕皇后在历史上的记载较少，《清史稿》[1]中对她只有寥寥数语的记载：
德宗孝定景皇后，叶赫那拉氏，都统桂祥女，孝钦显皇后侄女也。光绪十四年十月，孝钦显皇后为德宗聘焉。十五年正月，立为皇后。二十七年，从幸西安。二十八年，还京师。三十四年，宣统皇帝即位。称“兼祧母后”，尊为皇太后。上徽号曰隆裕。宣统三年十二月戊午，以太后命逊位。越二年正月甲戌，崩，年四十六。上谥曰孝定隆裕宽惠慎哲协天保圣景皇后，合葬崇陵。
隆裕皇后的个性是历史上一个颇有争议的地方。在一些史料与研究中，人们往往将她描述成是一个昏庸而愚蠢的妒妇。有学者认为“隆裕为人，庸懦无能，对权力却非常热中（注：原文如此，疑为“衷”）”[2]对于珍妃“因失宠而生妒忌，又因妒忌而生怨恨。她利用自己统摄六宫的地位与慈禧姑侄的身份，‘频频短之于慈禧’，向姑母、慈禧太后告珍妃的状……”[3]，也有史料说 “后密白于慈禧……” [4]，嫉妒成性。这样的描述在影视作品中反映更加明显，由石岚导演的戏剧片《清宫怨》里，隆裕皇后被描述成一位监视光绪帝、盲目反对维新变法实行的反面角色。然而在一些史料中，也有截然不同的说法。笔者推测，隆裕并非一些野史、笔记小说与影视戏剧作品中描述的那样愚蠢而且善妒。有些文献中形容她“总是很和善”、“非常有教养”、“细心体贴”、“温雅有礼”。[5]她“端庄贤淑”[6]，“她的目光是那样的和善，脸上的表情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她举止可爱，态度可亲，性格讨人喜欢”[7]，“与世无争”[8]。笔者认为，尽管她的政治天赋比不上慈禧太后，但是，她“待人接物很是老练”，“显示过处理事务方面的大才干”[9]。她博览群书，曾经“读过不同国家的历史”[10]，在当时相对落后的社会，对于一个生长于封闭的满清高等贵族家庭、受传统伦理道德熏陶后直接进入保守的满清权力中心的传统女性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富有挑战的事。陪伴在慈禧身边的妃嫔女官大多非常封闭，她们不了解时事，也不了解西方国家的社会状况。而作为后宫之长的隆裕皇后，却做到了“开眼看世界”，在德龄郡主的书[11]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庆亲王的四女儿（四格格）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寡妇，她问我：“你真的是在欧洲长大并受教育的吗？我听人说，谁要是到了那个国家并喝了那里的水，就会把本国的一切忘得干干净净。你到底是通过学习才会讲他们的语言，还是因为喝了他们给你的水呢？”我提起在巴黎的时候曾碰到她的哥哥载振贝勒，当时他正途经巴黎去伦敦参加爱德华国王的加冕典礼……她说：“英国也有国王吗？我一直以为太后是全世界的女皇呢。”……等这些问题问完之后，皇后说：“你们怎么那样无知，我知道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最高统治者，而有些国家是共和政体，像美国就是，美国对我们很友好。不过遗憾的是现在到美国去的都是些平民，没准人家美国人以为我们中国都是这样的人，我倒真希望能够有几个满洲贵族去，好让他们知道我们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然后她告诉我，她正在读一些不同国家的历史，当然是已经翻译成中文的。
笔者认为，隆裕皇后不仅博览群书，对西方历史与政治也是有一定了解的。因此，她不会盲目反对维新变法的实行。虽然她的政治天赋比不上慈禧太后，但是在“开眼看世界”这一方面，隆裕皇后在当时的紫禁城中是非常进步的。
笔者同时认为，作为慈禧太后的侄女与光绪皇帝的正宫，在帝后矛盾之下，隆裕皇后也并非如同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坚定在站在慈禧太后这一边”，盲目参与到帝后矛盾中去，而是尽量调和帝后矛盾，尽管她对政治并没有极大的热情。在赫德兰先生的著作[12]中他这样描述隆裕皇后：
我夫人告诉我：“隆裕皇后长得一点都不好看。她面容和善，常常一副很悲伤的样子。……她十分和善，毫无傲慢之举。我们觐见时向她问候致意，她总是以礼相待，却从不多说一句话。太后、皇上接见外国使节夫人时，皇后总是在场，但她坐的位置却与太后、皇上有一点距离。有时候她从外面走进太后、皇上所在的大殿，便站在后面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侍女站在她左右。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她就会退出大殿或者到其他房中。每到夏天，我们有时候会看见皇后在侍女的陪伴下在宫中漫无目的地散步。她脸上常常带着和蔼安详的表情，她总是怕打扰别人，也从不插手任何事情。
她作为清廷后宫的掌管者，遵从了中国传统对妇女的要求，具有忠恕忍让的品德，“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13]，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她的思想被禁锢在安守本分的传统德行中，正是因此她的政治天赋远远比不上慈禧太后。她没有勇于冲破满洲入关以来积极推行的理学思想，也没有勇气冲破“后宫不得干政”的传统，在传统伦理道德与祖宗家法的双重束缚下，从小受到严格贵族教育的隆裕皇后不同于并非来自高等贵族家庭的慈禧太后，她只能屈从于传统的要求。因此，在慈禧太后死前，她并不如珍妃那样热心参与朝政，尽管她对西方政治与历史较为了解，但这只是作为她喜爱读书的副产品，并非作为她的政治观点存在。她没有自己鲜明的政治立场，她不是站在慈禧太后或光绪帝任何一方的，而是同时作为光绪的妻子和慈禧的儿媳及侄女调和家庭矛盾。她并没有意识到在“家国一体”的中国，帝后矛盾并非只是家庭矛盾，更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利益冲突与斗争，仅仅调和家庭矛盾是不够的，而她却没有能力进行统治阶级内部的利益分配，更无法在诡谲的宫廷斗争中调和各方势力。她受到的传统教育与她对帝后矛盾局限的认识决定了她只能请示和服从慈禧，劝戒和忍让光绪。由此，她也必然会被视为保守一党。
二：隆裕与清末新政
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中华民族接受了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义和团运动盲目排外造成中外矛盾激化，而列强也企图利用这次机会瓜分中国。在1900年初义和团运动达到高峰后，1900年6月，英、法、德、奥、意、日、俄、美8个国家联合组成总人数约3万人的军队，于天津大沽登陆，8月入侵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外逃至西安。清廷内部有将首都迁往内地（西安）继续与联军作战的建议，然而山东以南的地方官员违背清廷支持义和团运动的决定而私自同列强达成地方协议，清廷没有可靠的军队。由此在1900年10月，法国率先提出惩治祸首、赔款、拆除大沽炮台等六项要求，作为与清政府谈判的基础。经各国公使多次会议加以补充、修改，12月24日11国（八国之外加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共同向清廷提出《议和大纲》12条，清政府完全接受。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9月7日，奕劻、李鸿章全权代表清政府，同这11个国家在北京正式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各国和约》，简称《辛丑条约》。至此清政府认识到变革已经势在必行。1901年1月29日，即清政府宣布接受《议和大纲》的14天之后，慈禧太后在西安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4月21日，又下令成立了以庆亲王奕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划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任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后又增加袁世凯）为参予政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开始了晚清第三次新政，史称清末新政。慈禧太后时期的新政主要内容有：第一，筹饷练兵。第二，振兴商务，奖励实业。第三，废科举，育才兴学。第四，改革官制，整顿吏治。
清末新政与晚清前两次新政不同的地方在于，清末新政开始了改革官制和立宪这一重大举措。清末新政中改革官制与立宪运动，标志着新政比晚清前两次改革更进了一步。虽然“清末新政的主导力量最初是洋务派”[14]，但是“曾被壅堵截流的社会变革潮流一旦决堤放行，其汹涌迅猛之势是洋务派所无力驾驭的”[15]。立宪派取代了洋务派的位置继续进行改革。1906年慈禧派遣出国考察的载泽等五位大臣回国，载泽上奏请求立宪，然而清廷迟迟没有按照载泽的上奏进行立宪。1908年光绪与慈禧先后去世，慈禧留下遗诏称：“摄政王载沣奉太皇太后懿旨监国。军国机务，中外章奏，悉取摄政王处分，称诏行之，大事并请皇太后懿旨。”[16]此时的隆裕皇后，才真正开始了她短暂的3年政治生涯,并与晚清新政紧密联系在一起。她从一个毫无政治观点的后宫皇后蜕变成为一个积极继续推行新政的政治家，虽然在新政期间她同摄政王载沣进行了一场“皇族内阁”的假立宪的闹剧，然而清廷立宪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估量的。
隆裕为什么要继续实行晚清新政，并对此事非常热衷？笔者认为，从隆裕的角度来看，有以下四点主要原因：
第一：隆裕博览群书，容易接受立宪观点。本文论证过，隆裕曾经看过各国的历史，对各国的政体也有一定的了解，而尤其是在戊戌年间的维新变法，使得帝后冲突加剧。作为一个矛盾调和者，隆裕对立宪事项一定有所耳闻。在其后的清末新政中，隆裕非常容易接受立宪的观点，因此应会积极进行立宪与新政。
第二：隆裕对慈禧的服从与崇敬心理，造成她于无意识中对慈禧的政治思维进行效仿和继承。慈禧生前的隆裕是一个对慈禧的命令一概服从，凡事均要请示慈禧并依照指示办理的“恭谦孝谨”的皇后。她的传统伦理观念与她受到的教育要求她只能按照慈禧的政治模式与思维方式进行统治。所以她选择了继续进行新政，并进行了慈禧没有进行的立宪改革。可以说，这一点已经不仅仅是对慈禧政治思想的继承，更是隆裕在政治上迈出的前进的一步。相较于慈禧时期的新政迟迟不进行立宪，隆裕的立宪改革虽然只是一场闹剧，然而就意义来说，隆裕时期的改革已经超过了慈禧时期。
第三：隆裕受到光绪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并期望通过新政继承光绪帝所进行的改革。光绪帝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被囚禁在灜台，在得知变法失败是因为袁世凯的告密出卖后，“日书项城名以志其愤。隆裕视疾，盖常见之。及大渐，闻书片纸，私与隆裕曰，杀余者某人……”[17]。隆裕与光绪帝的弟弟摄政王载沣在最后三年新政中对袁世凯进行了撤职等处理，一些史料中也认为这是在执行光绪帝遗诏。笔者认为，变法与立宪在作为光绪遗孀的隆裕看来，是对光绪帝在戊戌年间进行的新政的继承。出于这样的心理，隆裕才会积极进行立宪。
第四：隆裕所代表的清末统治阶级，在自我否定以后，只能从改革与立宪中寻找出路。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使清朝政府在短短的70年内先后否认了其入关以来一直坚持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器物、文物、制度都不如人，从而开始了逐渐接受西方文化的三次变革过程。在1910年发生的三次大规模的立宪请愿运动，迫使清政府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并提前召开国会。这一事件说明，立宪派有了宽广的社会基础，是一个日趋壮大的阶级。立宪派如此壮大，也同时说明了中国社会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否定。在自我否定之后，清廷必须寻找一个新的出路，进行一次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改革和自我改革。
在载泽再次上奏立宪之后，隆裕与载沣于1911年成立了内阁，正式开始了清末新政中的最后一个环节：立宪。然而，立宪并非是一件轻易完成的事情。清廷内部的保守派官员与皇族，因为立宪和改革官制触及到自身利益，对立宪的态度不是抵抗，就是敷衍。清廷腐败已非一日，积重难返，自上而下的改革本身就困难重重。然而隆裕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她不具备如同慈禧一般驾驭朝野的政治能力，因此在新政的执行与立宪上，她盲目依赖趋炎附势的张德兰与能力平庸、并与她素有嫌隙的摄政王载沣。前者追逐利益、妄自尊大、横行宫中，对外界局势和改革新政几乎没有了解。他在隆裕垂帘听政时期“随口称奉懿旨，以为压制之常山宝符，虽对摄政王亦有之……”[18]。后者则优柔寡断，只满足于手中的权力，结党营私。隆裕并没有慈禧那样强有力的控制手腕，而她所能依靠的政治盟友又如此平庸不堪，因此她无力担当历史赋予她的重要使命，也就无力将慈禧遗留的清末新政进行下去。清廷成立的“责任内阁”13中，有7人是皇族成员，这说明，所谓的“立宪”已经成为一纸空文。
三：隆裕与清朝覆灭
1911年，辛亥革命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而拉开了序幕。这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将满清政府推到了灭亡的边缘，而满清朝廷上下已经无法镇压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满清中央政权摇摇欲坠。以内阁总理大臣奕、协理大臣那桐为首的大臣不顾摄政王载沣的反对，趁此机会也纷纷向隆裕进言，要求将袁世凯召回。而西方列强也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要求清政府重新启用袁世凯。隆裕不得不将袁世凯召回，任命他为湖广总督、钦差大臣，节制调往武昌前线的所有水陆各军，继而再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然而隆裕对权术的运用与慈禧完全无法相比，她驾驭不了袁世凯这个在官场上混迹多年的政客。袁世凯利用自己的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重新组织内阁，这一内阁大部分为袁世凯麾下的北洋集团一系。袁世凯更是利用这次机会逼迫摄政王载沣下野，并在满清国库中取得8万两黄金。袁世凯在同隆裕玩弄权术的同时，也积极同革命派谈判。他鼓吹赞成共和，“民军之意，万众一心，坚持共和”[19]，并在得到孙中山保举的许诺后加紧逼迫清帝退位。他收买张德兰鼓吹退位，并威逼隆裕、鼓吹革命。宗社党人良弼被革命党人杀死，而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在对隆裕进行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双重威胁，孤立无援的隆裕被迫带着亡国的心情以光绪帝的名义下诏，“用是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立为共和立宪国体”，她也好“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20]。
1912年2月12日，隆裕在召开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之后发布诏书，宣布清帝退位。至此，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寿终正寝。而“让国仍存亡国恨”的中国最后一位皇太后，在“孤儿寡妇，千古伤心，每睹宫宇荒凉，不知魂归何所”的心境中于1913年2月22日凌晨逝世，七日前她恰好度过了自己的46岁生日。
结语与启发
隆裕一生，参与了满清最后三朝风云激荡的历史。她的前半生作为一名中国传统女性、后宫皇后，并没有过多参与政治。她成功地扮演了中国最后一位传统的皇后。然而，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发展，时代的进步是她个人无法阻止的，她恪守的传统恰恰成为了她落后于时代的原因，也导致了她悲剧的一生，更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整个清朝的覆灭。在轰轰烈烈的历史的洪流中，她注定要担负起她所无法支撑的历史使命，也注定要成为直接终结一个时代的人。历史的洪流无法逃避，她只有选择顺应历史潮流向前推进。
笔者认为，从隆裕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逐渐丧失权威的悲剧，以及中国在徘徊与迷茫中寻找新的方向的一个大时代特征。自清朝政府被动打开国门起，中国就开始了自我否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断接受西方文化，不断否定自我的文化，并企图从西方文化中寻找到出路。晚清70年以及随后发生的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事件，无一不说明了中国已经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权威文化，而是在东方和西方文化碰撞中寻觅可能的方向。然而腐朽的清朝政府已经无力去承担寻觅并走上一条正确方向的历史使命。清政府有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在维护阶级利益的情况下，不可能进行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因此也就无法持续统治。隆裕所代表的清政府灭亡，正是由于他们否定传统却又拘泥于传统而产生的矛盾所带来的后果。在一种文化权威被否定以后，社会需要的是另一种文化权威被建立起来，而建立这种权威就需要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来完成。隆裕身上传统与现实的矛盾说明，清政府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的资本。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也在不断加深。这和隆裕所处的时代有一定的相似点。因此，笔者认为，研究隆裕与清朝的灭亡，对现今的中国，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