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勋研究员简介： 王英勋同志生于1964年4月，1991年硕士毕业。获北京市优秀毕业生称号的他被外交部等单位录用，但他还是选择了从少年时期就憧憬的航空事业，进入了刚刚恢复的无人机所，一干就是14年。从一名青年工程师成长为总工程师，成为我国无人机系统技术专家组专家。他从课题组长到副总设计师先后承担了4个型号的任务，主持两项国防预研项目。荣获北京市优秀青年工程师、北京经济技术创新标兵称号，获得中航总科技进步二等奖、国防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并荣立国防科技二等功。
他和同志们一起，勇于创新，开发了数字式飞控系统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软件，攻克了一系列难关。无侦五改型机于1999年6月一次试飞成功。2000年，北航承担了国家重点型号的研制任务，他担任副总设计师，主管其中导航飞控这一最复杂的系统。研制初期人手不够，他临危受命，兼任其他两个系统的副总设计师，一人承担了3个人的任务。为了设计好自动着陆控制律，他甚至去学习飞机的驾驶，用切身的体验指导设计。该系统当时在国内没有成熟的产品和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他带领他的团队，拜有工程经验的老先生为师，日夜拼搏。常常是在火车上过夜，在试验室吃饭。“非典”时期，为了保证型号研制的进度，他带领队伍一直坚持在外场工作，直到疫情解除。“外场”在偏僻的地区，凡是去过外场的同志，都为那里生活、工作条件的艰苦所震撼。多年来，他在无人机事业上潜心投入，尽管上有年逾80岁的父母，下有读小学的女儿，他都无暇照顾，常常几个月回不了家，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地工作。他身上体现出我国中青年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体现出北航优秀共产党员的动人情怀。
无怨无悔献身航空——记无人机所王英勋研究员
无悔选择
2005年7月1日，无人机所总工程师王英勋在我校纪念建党84周年大会上被评为学校“优秀共产党员十杰”，他饱含激情向全场3 000多名党员汇报自己参加工作14年来工作中的风风雨雨、心路历程的酸甜苦辣，说到动情之处，多次被台下的掌声打断，王英勋同志精彩的发言又把我们带回到20多年前。
1983年，来自黑龙江省鸡西的王英勋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跨入了他梦寐以求的航空最高学府——北京航空学院，期待着在这里学有所成，让自己设计的飞机翱翔蓝天。记得在一次工程制图课上，老师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北航在20世纪70年代仿制某国无人机时，搞不清一个操作机构的作用，就放弃了。结果在一次试飞中，无人机挂在母机上，回收用的降落伞突然打开，为了母机的安全，只有将子机抛掉。此后，才清楚了那个机构是用来在无人机突然意外开伞时，切断和抛弃降落伞用的。他说搞科学要严谨，搞工程要严格，来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一毫的偏差就会导致全盘皆输。从那时起，他知道了工程师应有的责任，同时无人机给他留下了抹不去的烙印。
1991年，王英勋硕士研究生毕业了，外交部保密和安全工程部门因为政治条件和业务能力已经决定录用，可当他知道学校刚刚恢复的无人机所正需要人的时候，就毅然决定留在母校，从事所喜爱的航空事业。
艰难创业
当知道新无人机所的办公室在刚刚落成的逸夫科学馆时，王英勋同志非常高兴，可报到的时候，才知道无人机所在那里只有一间房子，里面的桌子上摆满了设备，是为了无侦五改型立项展览用的。新调整的无人机所当时只有5个人，除了他都是老同志，其他就什么都没有了。为了立项工作，领导让他论证买电子打字机和复印机，经过调研说服领导买了一台286计算机代替功能单一的电子打字机。于是他又成了打字员和复印员，准备立项的资料。虽然觉得这些事务性工作不该由他来做，可是，他不做谁来做呢？其他几位老党员、老同志也都在为无侦五改型的立项而奔波，作为已有6年党龄的他没有挑剔，他欣然地接受了这些繁杂事物。
无侦五改型终于被批准立项了，这是北航无人机所起死回生的重要一步，无人机所又陆续进来一些人。大家开始改型方案的设计，20多岁的他初生牛犊不怕虎，主张把导航、飞行控制系统全部数字化，可一些老同志却不同意这样做，要把自动驾驶仪还保持为原来的模拟式，只把导航系统和领航程序控制计算机改掉，他当时十分不服气，甚至产生抵触的情绪。可是，所里的老同志找他谈话，告诉他，搞科研以创新为目的，解决一个难题就会出成绩，可搞工程要稳扎稳打，一个地方不可靠有纰漏就会出大问题。老同志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着他，老同志的干劲也鼓舞着他。为了培养年轻人，所领导决定让王英勋同志担任无侦五改型机导航、飞控项目组组长，他心里很惶恐，因为副组长是我校飞行控制的老教授、老专家张林昌先生和高金源教授，项目组成员也多是老同志，屠巴宁老师是气动和飞行控制专家，具有丰富的工程经验。他不知道能不能干好，这些老党员对他说：“你是个党员，就应该勇敢地挑起这副担子，我们扶持你，你大胆地干吧”。
此后，项目组又进了几个年轻人，王英勋同志在老同志的帮助下，带领年轻人开始了系统的研制。刚从学校毕业的他没有多少工程经验，主动到航空部门调研，从制定系统研制规范、总体设计要求，软件规范开始，逐渐掌握工程方法。原理样机硬件搞出来了，软件编好了，系统的联试和各种环境试验是系统最终能否满足设计要求的关键。他带领大家，日夜扑在实验室里，有一次，孩子没人带，只好锁在总装车间一辆汽车的驾驶室里，放上些糖果，等王英勋同志从试验室出来，孩子的嗓子都已经哭哑了。项目组的其他同志也都是舍弃了很多与家人团聚的机会，节假日都在工作。终于系统联好了，可是还需要到高低温环境下和震动环境下进行试验考核。当温度达到了零下55摄氏度时，常温下很稳定的飞行控制软件进入空中实时运行模态时，就不能正常工作了，书本里找不到现成的参考答案，老同志也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王英勋同志凭着平时积累的知识和大量试验，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终于解决了问题。问题是解决了，虽然这种经验大大提高了他综合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可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称为技术诀窍却很简单，就是一层窗户纸，你没有办法把它写成文章发表。
1999年6月29日， 研制的系统就要经过实际飞行的检验了，王英勋作为投放指挥员，登上了无人机的投放母机——运八飞机。透过舷窗，地面人员列队向他们挥手告别，当时他心头突然觉得沉甸甸的。党培养了那么多年，老党员、老同志的优秀品质和可贵财富的鼓舞、激励，让他已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工程师，今天就要交上答卷了。当任务成功完成，他们乘坐的运八母机徐徐落地，还没等飞机停稳，地面人员就跑过去，伸出了大拇指，大家知道，这是成功的标志。此时，他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们向党交出了第一份满意的答卷，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价值”。
整整5年，项目获得了成功，该项目获得了国防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王英勋被列入了获奖名单，可是，把他手把手帮助他的那些老同志、老党员却榜上无名，这些老同志没有任何怨言。他也因这个项目，被评为北京市第九届优秀青年工程师称号。虽然这个称号在高校这样的单位是不被关注的，但无人机所的年轻人还是很珍惜的，因为它表明年轻党员没有辜负党多年对他们的培养和那些培育下一代的老领导和老党员的期望。
无侦五改型虽然成功了，可是，北航无人机后面的发展尚无定论，当时，校领导、所领导都很着急，想办法立项目。可是，快一年过去了，还没有着落。大家面临着新的抉择，在高校的环境中，评职称要求教学工作量，要求高水平的文章，可是工程技术人员都很难做到，一般评上高工就到头了。当时项目组的6个年轻人出国了，老同志也退休了，原来十几个人的项目组，只剩下3个人了。这时，有人推荐王英勋到一个公司去，准备接替即将退休的总工程师，而且年薪8万，还能分配2居室的房子。这在当时具有十分的诱惑力，因为直到现在他的年薪也不过8万，也还住着两居室的房子。可王英勋同志真的舍不得他所热爱的事业，恰在这时，在校领导的努力下，2000年5月，又一个国防重点型号立项了，他立刻放弃了公司的邀请，同时也放弃了教育部派他去国外三个月的短期培训，全身心地投入到型号的研制中来。
刻苦攻关
型号是立下来了，导航、飞控系统是无人机的灵魂，虽然在项目论证阶段，王英勋就提出了较具体的方案，可是谁来干？要打仗没有队伍是不行的。在校领导的组织下，一系、二系、三系、四系、五系、七系等单位，都伸出了援助之手，纷纷出人、出力。新成立的导航、飞控室没有室主任，他先后请来两位同志，由于种种可以理解的原因，不到两个星期又都离开了。最后请出了有工程经验的导航专家崔中兴教授，又动员他还在读博士的弟子王养柱同志担任了导航、飞控室的主任。一次，听说南航无人机所一个搞控制的博士后正要出站，他和书记连夜飞到南京，及时将博士后引进到北航无人机所工作，弄得南航的同行一见面就指责他。在学校的支持下，所里留下了二十几名本科生，还没毕业就直接到无人机所参加工作，这些年轻有为的同志在型号研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已成为各个业务口的骨干，这是王英勋这一代人向老同志学习，言传身教才使无人机的研制队伍延绵不断后继有人。
队伍建立起来了，但是，有型号研制经验的技术骨干奇缺，因工作需要不得不让王英勋同时担任导航飞控系统副总设计师，综合保障系统副总设计师和电气系统技术负责人，面对常人难以承受的压力，他又一次豁出去了，王英勋带领这个队伍又开始了系统的研制，这种状态直到一年以后陆续引进人才才得以解决。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他们到各地调研，几乎是晚上住火车，白天谈工作。2001—2004年，他带队到西安的合作单位做仿真试验，3年多的时间，几乎有一半在那里度过。由于型号研制经费十分紧张，住招待所承受不起，他就在附近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每个房间住3个人。王英勋属于那种心理素质好，无论工作压力多大躺下就能睡着的人，但是鼾声如雷。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志的休息，他在厅里用布围起一块地方算作卧室。在他们的带领下，虽然生活苦一些，可为了型号的早日成功，大家认了。
为了亲身感受对飞机的操纵，也为了培养无人机试飞时的操纵员，王英勋带领3名年轻同志学习飞机驾驶。没有封闭座舱的“蜜蜂”飞机在空中飞行时，风吹得人瑟瑟发抖，他们坚持了下来。并经历了空中停车、失速改出、侧风着陆等各项科目，亲身感受了对飞机在各种情况下的操纵，这些都在后来的飞行控制与管理设计中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系统的硬件、软件都满足了要求，该到外场试验了。飞机刚上跑道，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本来应该具有自稳定性的前三点式起落架，却由于过多地考虑了其他方面的问题而不稳定，飞机不能跑直。由于没有任何飞机地面滑跑的动力学模型可以借鉴，王英勋带领的设计人员虽然设计了控制律的框架，可是参数却确定不下来。指挥部研究决定成立滑跑纠偏专项组，由他担任组长，解决这项难题。为了摸清飞机滑跑的自然特性，在跑道上展开了拉锯战。夏天的跑道，温度达到50多摄氏度，可研制时间已不容再拖延，大家就在这炙烤中奋战。来不及制造牵引工具，王英勋把自己用绳子绑在吉普车上，用手拉着牵引绳牵引飞机滑跑，肚子被绳子勒的实在受不了了，此时副总设计师、共产党员王建平又接替了他。就是这些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带领着一群同志，不畏艰苦，终于摸清了飞机跑偏的原因，建立了精确的数学模型，经仿真设计的滑跑纠偏控制律一次试验成功，所设计的参数没有任何修改就控制飞机精确地滑行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解决了一些专家预测要半年才能解决的问题。
酷热难当，可是，也有风暴交加的时候。王英勋曾动情地回忆说，记得一次飞机正在跑道上试验，一片黑云在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压了过来，狂风夹杂着暴雨开始往下倾泻。执行总指挥费斌军、现场总指挥李新军、总设计师向锦武率先冲过去，拉起塑料布为飞机遮雨。所有的同志也都冲了过去，紧紧地压住塑料布。飞机保住了，可大家的全身都湿透了，许多人的手机都进了水。不论遇到困难还是突发事件，党员总是冲在最前面。
2003年“非典”肆虐，来势很猛，当时王英勋正在外场，按理应该返回北京，但型号研制进度节点不饶人，他带领着一个队伍依然留在了外场，疫情越来越重，在北京的父母有些害怕，要求把他们送回东北，可是，这时真是忠孝不能两全了，他只好在电话里安慰他们，要他们相信组织会照顾好他们，所党总支书记马军亲自上门做工作，让他们安下心来，解除了后顾之忧。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在当地人的侧目下，在对亲人的思念中，他坚持下来，保证了任务的完成。
在外场这样的艰苦环境中，王英勋和无人机所的同志们，以一种无畏的精神，履行着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带领着研制团队，艰苦努力，终于迎来了再展辉煌的日子。
再展辉煌
全校师生关注的“鹰”就要放飞了，大家期待着这天的来临，但又有些害怕。有的时候王英勋带领大家聚在一起，也放松一下心情。总装中心赵光，是个新党员，妻子马上就要生小孩了。可他不能在家照顾，必须到外场保障飞行。大家酝酿着给他未出生的孩子取名字，他却笑着说，不管风大还是雾大，等首飞成功了，我就给儿子起名叫“赵”飞不误。虽然大家不时地调侃放松一下，可是压力依然是巨大的。
王英勋作为负责飞控的副总设计师，组织上又让他承担飞行操纵员的任务。内行们知道，这两项工作，都是与飞行成败攸关的。一旦出了问题，谁都难逃其咎。可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领导干部，他怎么能在这关键的时候推辞呢，他别无选择。首飞前的夜晚，天气是那样的寒冷，室温只有6摄氏度，王英勋平生第一次失眠了，为了御寒他将头包住，他将操纵过程一遍又一遍的重复记忆，5年的心血，万人的事业，他不能在自己手中毁掉。
第二天王英勋坐在操纵席上，经历了空中那牵挂人心的漫长时刻，看到飞机缓缓地、稳稳地落下来，他的心已经掩饰不了那份强烈的喜悦了，“激动”的他冲向人群，冲向欢乐的海洋。当学校党委书记和校长走到他面前拥抱的时候，他看见书记的眼中也同样闪动着晶莹的泪花，王英勋再也控制不住了，任感情的闸门打开，任幸福的泪水流淌。
“昨天”已经逝去，“明天”岂能等待，王英勋和他所在的团队以对党的忠诚和对祖国的热爱，正继续创造闪光的业绩，无悔的人生。
成功了，这是北航的成功，是北航人的成功。这些年来，北航的领导、各部门一如既往地给予了无人机研制队伍极大的关心和鼓舞，多次到外场慰问，送去了党的温暖和组织的关怀，王英勋他们对此将永怀回报之念和感激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