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头背景2008年以来，上海市闵行区、宝山区等市郊的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执法方式。他们往往通过“埋伏”作战，“当场抓获”正在进行“非法营运”的私家车，并处以1万至2万元的行政罚款。
饱受非议甚至引民愤的“钓鱼执法”，现在有了其存在的“道理”。从先前执法大队高调回应，“钓鱼执法”是有效缓解执法取证难的途径，到钓鱼执法“食物链”浮出水面，有关罚款“背后的故事”，已是和盘托到众人面前。
“钓头”和执法大队的关系非常密切。仅在上海闵行区，就至少有3个“钓头”，手下有100多个“钓钩”。“钓头”和“钓钩”往往是一个村子出来的老乡，一呼百应。收入在闵行区，[1]“钓钩”每“钓”到一位私家车司机，便可获得300元人民币，“钓头”则提取200元。宝山区给“钓钩”开出的价格也是200元，南汇区250元，奉贤区则是600元。“钓钩”用这些钱准备录音笔等工具。
一个成熟的“钓钩”，月收入少则两三千元，多则五六千元。而“钓头”每个月能净赚1万至2万元，一年可达十几万元。甚至有的“钓头”开的是尼桑，“在上海早就买了房”。行为在上海，“黑车司机”如果被扣了车，一般只要给“钓头”塞两条中华烟，就可以“早点取出车”。“钓头”跟执法大队长打个招呼，大队长签了“同意”就可以了。而“钓鱼执法”事件的受害者张军的车则是在被扣押十天后才取到的。
另外，执法大队开始行动之前，“钓头”偶尔会透露消息给关系好的黑车司机，这样黑车司机便可逃过一劫。招募标准“钓头”在招募“钓钩”时不分男女，一般有三个要求：一是长得干净，不猥琐，但也不容易被记住；二是衣服得穿得干净，至少得像个普通市民；三是容易被信任，“最好胖一点，和蔼一点，憨厚一点”。
媒体评论权力无节制地开始膨胀，贪欲也随之水涨船高，总拿政府“弥补经费不足”为借口，让罚没收入成为返还执法单位的堂而皇之的理由，遂而自己罚款自己享[2]用。应该说，也正是在此思维惯性下，虽有“坚决杜绝给交警下达罚款指标”的命令，仍可以变了花样地采取钓鱼执法，雇佣“钓头”，大搞欲擒故纵之类的“养鱼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