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简介蔡锷(1882.12.18—1916.11.8) 原名艮寅，字松坡。汉族，湖南宝庆(今邵阳)人，中华民国陆军上将。1911年云南重九起义的主要领导者，总指挥。 1915年云南护国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华民国开国元勋。 我国近代著名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爱国将领。 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一位享受国葬殊荣的革命元勋。
北京西城区棉花胡同66号有蔡锷故居。
1882年12月18日（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生于湖南邵阳一个贫寒农家。幼年在私塾读书。1898年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事梁启超、谭嗣同，接受了梁启超等人维新思想的影响。后入上海南洋公学。1899年赴日本，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1900年随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改名“锷”，立志“流血救民”。复去日本。先入成城学校，继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曾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1904年毕业回国，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省教练新军。1911年初调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10月30日与革命党人李根源等在昆明领导新军响应武昌起义，蔡被推为临时革命总司令。旋成立云南军政府，任都督。并派唐继尧进军贵州，由唐接任贵州都督。后为矫正军人干政时弊，自请解职。1913年被袁世凯调至北京，加以笼络与监视。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由北京潜回云南，与唐继尧等人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蔡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1916年春率部在四川纳溪、泸州一带击败优势袁军，迫袁取消帝制。袁死后蔡任四川督军兼省长。1916年8月经上海去日本治病，11月8日病逝于福冈大学医院，年仅34岁。遗体由日本运回，国葬于长沙岳麓山上。遗著编为《蔡松坡集》（《蔡松坡先生遗集》）。
生平历史1882年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一个贫寒的裁缝家庭。6岁时在当地一位名士帮助下，免费入私塾学习。12岁考中秀才。16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受到该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赏识，并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友谊。
这时，中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帝国主义虎视鹰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蔡锷也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急迫的心情，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倾吐了满腔的爱国抱负。
1899年7月，蔡锷东渡日本，入陆军成城学校学习，从此开始了“军事救国”的生涯，并正式改名为锷。
在日本，蔡锷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知识，一面苦苦地思索拯救中华的途径。1902年2月，他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题为《军国民篇》的文章，阐述丁他的救国救民主张。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力孱弱，生气销沉”，主要由于教育落后，思想陈旧，体魄羸弱，武器窳劣等原因造成的。若要改变上述弊病，必须实行“军国民主义。”他断言：“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军国民篇》，《蔡松坡集》(1984年版)，第15页)那么，怎样实行“军国民主义”呢?蔡锷认为“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军国民篇》，《蔡松坡集》第32页)。至于“国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蔡锷虽冥思苦想，却未能做出回答。尽管如此，他的这种探索还是有意义的。当时，国内正掀起编练新军、改革军制的热潮，把练兵作为救国的“第一要义”。而蔡锷等爱国青年则认为尚武不仅需要刀剑，而且更需要精神，御侮不仅需要枪炮，更需要国魂。提出对全民进行军事教育、军事训练，以提高国民素质。这种主张，与单纯依靠改革军制以求强兵御侮的思想相比，显然视野更广阔、更深远。
1902年11月，蔡锷又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他思想活跃，成绩突出，与同学蒋方震、张孝准，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当时，他虽然热切地希望变中国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但是还没有确立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仍然抱着从改革军事入手，帮助清廷革除弊政，借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
1904年初，蔡锷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先后应聘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陆军小学总办等职。年轻英俊的蔡锷，脚穿长统靴，腰挎指挥刀，每天扬鞭跃马，威风凛凛，指挥练兵。他讲解精辟，技艺娴熟，要求严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赞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不久，云南总督李经羲聘请他到云南担任军职。
1911年(宣统三年)初，蔡锷抵滇。在等待接任新职期间，他伏案著书，从在论及“选将”时，蔡锷崇尚曾、胡“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的思想，认为这是“扼要探本之论”。他说：“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力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蔡松坡先生迫集》(二)，第8页)，抒发了他立志为国捐躯的志向。谈到治军，蔡锷认为“治军之要，尤在赏罚严明”，对于“风气纪纲大弛”的军队，“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主张“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蔡松坡先生迫集》(二)，第16页)。同时，他也提倡官兵之间“和辑"相处，使士兵把军营视为“第二家庭”。他特别欣赏曾国藩“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这句话，认为带兵者若“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蔡松坡先生遗集》(二)，第5页)。
关于作战指导，蔡锷认为：“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也。”从这一思想原则出发，他既不完全肯定曾、胡“主守不主攻”的思想，又不被当时西方兵学家“极端的主张攻击”的思想所左右，而是根据中国军队、军费、交通等情况，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设想。他说：“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取波亚战术(指游击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
1911年7月，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蔡锷为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旅长)。蔡锷开始按照自己的主张和设想，进行改造和训练滇军的活动。当时，云南和全国一样，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大批同盟会会员和从日本回国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分布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新军第19镇中。他们活动频繁，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革命斗争。蔡锷虽未参加同盟会，却受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影响，暗中与同盟会保持联系，对革命党的活动给予同情和协助。他向同盟会员保证：一旦发生革命，一定给予“绝对同情支持”(詹秉忠、孙天霖《忆蔡锷》，《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第432页)。
1911年10月10日，11月1日，起义官兵在五华山组织了“云南军都督府”，公推蔡锷为云南都督。这时，他年仅29岁。蔡锷就职后，积极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顿财政，裁减军队，兴办教育，开发实业，使云南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与此同时，蔡锷看到“英窥西藏，法窥滇黔桂粤之谋日迫，边陲多故，危机已伏。若屏藩不固，国将不国。”(《五省边防计划》序)为此，他亲自担任主编，拟定了数万言的《五省边防计划》，即西南边防协同作战计划。该计划指出，中华民国虽然已经建立，但“内讧未靖，外患思乘”，列强侵吞中国之心不死。除沙俄日本在东、北部边境地区屡挑事端外，英国侵略者也不断从印度以武力干涉西藏，法国也往越南增兵，企图进犯滇桂。在此情况下，“西南边要尤陷危险，民国全局殆哉岌岌”。因此，蔡锷呼吁滇、川，黔、桂、粤五省实行军事联合，以便随时抗击英法侵略者的军事侵略，保卫新生的共和国。这份计划草案分三编十章，分别对五省联合军的兵力编成、作战区域和协同办法，军队的集中，展开和作战步骤，以及战前准备，兵站设置，战场建设等重大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和具体的规定。它在当时虽然未能实行，却充分而具体地体现了蔡锷的战区战略思想。
1913年10月，蔡锷被袁世凯调到北京，任全国经界局督办。他一方面领导经界局工作，一方面仍热心于军事学术活动。他与蒋方震、阎锡山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其间，他不断上书袁世凯，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献计献策，倾诉他希望建设一支强大武装力量的强烈愿望。然而，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不仅对蔡锷改革军事的热望不予理睬，反而倒行逆施，疯狂地进行军事独裁和复辟帝制活动。
袁世凯自1912年窃据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其政治野心不斯膨胀。他残酷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打击民主共和力量，同时篡改宪法，破坏责任内阁制，强化集权统治，朝着复辟帝制的道路疾进。
最初，蔡锷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认为他“宏才伟略，群望所归”(《致袁世凯电》，《蔡锷集》(1983年版)第202页)。但是，1915年5月7日，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深深刺痛了蔡锷，使他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京出现了一个打着“筹一国之治安”旗号的“筹安会”，公然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接着，各类“联合会”、“请愿团”也纷纷粉墨登场，为帝制唱赞歌。12月，袁世凯完成了复辟帝制的准备，于13日宣布接受帝位，下令取消民国，改用洪宪年号。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使蔡锷气愤已极，他决心以武力“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于是他表面上装出不关心政治的样子，常去北京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厮混，以蒙蔽衰世凯，暗中却多次潜赴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计划，并初步拟定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设想。内容是：“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护国文献》(1985年版)第300页)这是个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颇具胆识的战略构想。1915年11月，蔡锷秘密离京赴津，旋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后经台湾、香港、越南，于12月19日抵达昆明。
在民主革命志士云集的云南军队中，从8月中旬“筹安会”成立时起，中下级军官就积极活动，酝酿发动讨袁起义。9月11日以后，以唐继尧为首的团以上军官，又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确立了护国讨袁的战略决策，并着手进行战争准备工作。蔡锷抵达昆明，加速了云南反袁武装起义的爆发。
1915年12月25日，云南通电宣布独立，众推唐继尧为云南军政府都督，组成护国军三个军，分别从四川，湘西和广西三个方向出师讨袁。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率4个梯团(旅)约8000人入川，拟对川边敌军突然袭击，出奇制胜，夺占叙州(今宜宾)、泸州诸要地，再北攻成都、东取重庆，尔后挥师东下，会师武汉。
蔡锷组织指挥的四川战役，是护国军在大洲驿休整数日，士气复振，蔡锷决定对敌反攻。这次反攻，无论是在制定计划，组织协同，还是实施指挥诸方面，都有条不紊，果断坚决，在整个护国战争中，堪称精彩的一幕。3月16日，蔡锷令右翼赵又新梯团自白节滩经双合场进攻纳溪侧背，为主攻；中路顾品珍梯团一部由渠坝驿沿叙永河向纳溪正面佯攻，朱德，张煦两支队从侧翼向兰田坝迂回前进，阻击泸州援纳之敌，刘存厚师进规牛滚场，威胁江安守敌，掩护主力攻纳。17日，几路部队同时向敌发起进攻，连战皆捷，朱德一路甚至挺进到距泸州仅几公里的地方。敌人退到纳溪外围组织环形防御。蔡锷见各路进展缓慢，恐合江之敌抄袭后路，遂于24日令各路军队撤出战斗，退回出发地。经此一战，敌主力“第七师将校伤亡殆尽，士兵损失过半，已无再战能力。”(《致梁启超江电》，《蔡松坡先生遗集》之四)。
护国军以弱于敌人的兵力，在饷弹两缺，后方接济时断的情况下，与号称精锐的北洋军奋战数月，虽没有夺占泸州，却牵制住了敌军主力，阻止了敌军的推进，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方向军队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反帝制，运动的发展壮大。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泸州前线总司令张敬尧，见胜利无望，也在3月31日与蔡锷达成停战协议。
但是，袁世凯是顽固透顶的反动派，他不甘心也不承认自己的失败，还想在军事上再下一次赌注，与护国军拼个最后的输赢。于是，他明着打电报给蔡锷等人，要求“先戢干戈，共图善后”，暗地里却在重新整顿部队，组织第二批“征滇军”。袁世凯第二期作战计划，决定缩短战线，集中兵力于湖北，准备重点进攻湘西，再以湘西为跳板从翼侧进攻滇黔，另外分兵一部进攻陕西，(陕西将军陈树藩已宣布独立讨袁)以保障京师的侧翼安全。张敬尧虽然与护国军谈判停火，暗里也在制定新的作战计划，准备对护国军发动新的攻势。其作战企图是：以第8师主力分别从合江出先市、尧坝，向白节滩翼侧进攻，张敬尧亲率第7师主力由纳溪、茶堂子前出，向大州驿佯攻，钳制滇军主力，另以一部由二龙口，大渡口等处向大州驿侧后实施深远突击，直捣永宁，断绝滇军后路。
袁军新的作战企图，早被护国军识破。蔡锷等一面对敌“虚与委蛇”，努力达成停战协定，以便争取时间，整顿部队，调整部署，补充新兵，催运军需，一面积极商讨下一步作战计划，“以图大举”。
在对川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上，唐继尧与蔡锷产生了严重分歧。唐继尧主张组织重兵集团出宁远(今四川西昌)，经汉源、雅安攻取成都。其意图是想首先占领四川省城，造成先声夺人之势，然后由成都向川东，川南卷击，策应泸纳战场。对此，蔡锷极力反对。
蔡锷首先向唐继尧剖析了战场形势。指出：“宁远一路，山川险阻，给养艰难，只宜出奇兵偏师为奇袭扰乱之用，临以重兵，甚属非宜。”在泸纳方面，“逆军现有两师，且较精悍。我军现只九营，激战之余，兵额大减，以言防守，尚足勉强支撑，以言进取，即增加两三支队亦无必胜之把握。”而綦渝方向“逆军系第3师及第6师之各一旅，战斗力较弱，不难一战而破之。”因而蔡锷主张，下一步对川作战方针：“叙泸方面宜主守”，“对湘亦宜暂取守势”，而“綦渝方面则积极取攻势”，“以滇师举全力以出綦渝为当。”(以上引文见《致唐继尧麻丑、麻申电》，《松坡军中遗墨》)蔡锷的作战企图是在叙、泸、湘作战方向均取守势，牵制当面敌军，而集中主要兵力从綦江方向实施突击，进取重庆，控扼咽喉要地，既可以忸击袁军后续部队入川，又可以断绝泸、纳方向袁军退路，同时也斩断了敌作战运输线，陷泸州之敌于弹尽粮绝之境地。
由于袁世凯在6月6日忧郁死去，护国战争也随之结束，蔡，唐的作战计划都未能得到战争实践的检验。但是，客观地分析对比一下，不难看出，蔡锷设想的“以重兵趋綦渝"的作战计划，要比唐继尧钓以孤军远出宁远攻取成都的计划更切实可行一些。从蔡锷的作战计划可以看出，经一个多月的战争实践，他作战指挥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他总结了前期作战的经验教训，及时地转变作战方针，变多路出击为一路突击，变几个方向平分兵力为集中兵力于主攻方向，变强攻泸州为主攻綦渝，变内线抗击为外线抄袭、前后夹击。这种虚心体察战场情况，注意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不断提高自己的指挥艺术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为民国大总统，于7月6日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但是，这时蔡锷的病情恶化，他草草处理了川省善后事宜，即于9月东渡日本治病。11月8日上午，终因医治无效，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
蔡锷在短暂的一生中，注意辨别政治风云，顺应历史潮流，投身革命运动；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方面都作出了较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在护国战争中，他抱病参战，指挥劣势军队顶住了优势敌人的进攻，逼迫敌军停战议和，表现了他坚定不移、临危不惧的精神和为国为民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在作战指导方面，他注意及时总结经验，克服初战时存在的某些急躁性和片面性，根据战场态势的变化，及时修改作战计划，调整兵力部署，力求主动，避免被动，基本体现了他自己所主张的“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的战争指导思想。
曾国藩、胡林翼的许多奏章、函牍和日记中，选摘出有军事价值的言论，分类编辑，取名《曾胡治兵语录》，并附以按语，阐发自己的见解，希望以此作为对滇军的精神讲话材料。他在《语录》的序言和按语中，结合曾、胡的言论，谈了对选将，治军、作战等问题的看法，反映了他当时的军事思想。拿破仑于境内，使之一蹶不振，可借鉴也。”(《蔡松坡先生遗集》(二)，第25页)他的这种既借鉴外国战争经验，又根据本国的实际研究军事学术的思想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武昌起义爆发，革命的火炬迅速发展为埋葬封建帝制的熊熊烈火。10月30日，辛亥云南起义爆发。这是继武昌起义之后战斗最激烈、代价最巨大的一次武装起义。在革命的决定时刻，蔡锷被推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负责拟定起义计划并指挥起义军作战。当晚8时，蔡锷命原云南陆军讲武堂监督李根源等率云南新军第73标，由昆明北门进攻五华山和军械局，自己率第74标和炮标由南门外巫家坝向城内推进，进攻总督署和五华山。战至第二天中午，南北两路义军会师于五华山，击毙云南新军第19镇统制钟麟同，俘获云贵总督李经羲，结束了清政府对云南的统治。护国战争中打得最艰苦最激烈也是决定战争命运的战略性战役。当时，蔡锷正患重病，身体虚弱得连话都说不出来。然而他决心“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抱病指挥讨袁作战。他以第一梯团出昭通攻叙州为左翼，另一梯团出松坎攻綦江为右翼；自己亲率两个梯团约4000人为中路，经贵州毕节直指四川泸州。然而，由于护国军兵马未动即公开宣战，打乱了秘密开进、突然袭击的作战计划。当蔡锷抵达四川纳溪时，袁世凯已调集了曹锟、张敬尧等4个师3个混成旅约4万余人入川，使护国军在兵力上处于劣势，丧失了战场的主动权。1916年2月上旬，护国第一军先头部队进攻受挫，被敌包围在纳溪安富街一隅，形势非常危急。23日，蔡锷赶到前线，令朱德文队由小路夺占纳溪东面高地棉花坡，打破了敌人对纳溪的包围，继而指挥全军对敌实施反击。战斗在江安到兰田坝的广阔地域内展开。双方夜以继日，反复争夺，战况十分激烈。由于敌人兵力居优势，且又占据险要地形，护国军虽奋战多日，始终未能突破敌军阵地。这时，敌人以一师两旅的兵力全部压向纳溪，蔡锷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遂于3月6日指挥护国军主力撤至大洲驿、叙蓬溪(今护国镇)一线。他一面从叙州调集兵力，加强泸、纳战场，一面构筑工事，整顿军队，同时电催唐继尧接济弹药，准备伺机反攻。孙中山寄赠挽联写道：“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以班超、马援这两个历史名将作比喻。高度赞颂了这位热诚爱国，叱咤风云的青年军事家。
袁世凯“主动”放走蔡锷
袁泉
熟悉民国初年历史的人都知道袁世凯和蔡锷这两个人，前者是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独裁四年半，称帝失败，在国人的唾骂声中气死；而后者正是他的掘墓人。1915年末，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自称皇帝，蔡锷抛出“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的誓言冒着巨大危险从北京辗转回到云南，组织云南军队发动了护国起义，出征四川，以寡敌众同北洋军鏖战三个月，给了袁世凯沉重打击，为挽救民国作出巨大贡献。
蔡锷与袁世凯，一个清癯儒雅，一个粗壮雄武；一个劲气内敛，一个虎视鹰扬；一个高洁自守，一个黑白通吃；一个捐生纾难，一个窃国自为。这两个强势男人之间的故事绝对精彩，而且值得玩味。
蔡锷进京未受软禁
这场双雄会是从1913年10月云南都督蔡锷卸任进京开始的。一种最流行的说法是，蔡锷奉调入京，由此被袁世凯夺去兵权，软禁起来。但此说并不一定准确。民国著名记者陶菊隐在《蒋百里先生传》中说:袁世凯“心目中的军事新人物，陆军总长一席以蔡松坡为最适宜……蔡在云南做都督，他自然放心不下，若内调为军政首长，使他楚材晋用，无直接兵权而负建军之责(强化他私人的武力)，再派一名心腹做次长随时监视着他，那是再好也没有的……蔡的心理与百里的完全相同，建立国防是他们的第一义，无论内除国贼，外御强邻，必以练兵及训练军事人才为其起点。蔡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却有锐利的眼光和深刻的鉴别力，他何尝未看透袁所欲建立的只是为个人争权位的军队而非为国家御侮的武力呢，但是他很想将计就计，假手袁以完成现代化的国防。他认为家天下已非时代所许，新军人而施以精神教育，其思想及信仰必然和过去只知效忠个人的奴才式的军人不同，所以他很想吞下袁的香饵，进行其化私为公的建军工作。”
但北洋将领们不答应，即使袁世凯动用行政手段强行安置，同僚、部属如果不配合蔡锷的工作，处处设置障碍，指东打西，不仅蔡锷难以发挥效能作出成绩，甚至有可能给军界制造混乱，反为不美。尽管如此，袁世凯还是给了蔡锷这个非北洋系的南方军人很大的荣宠，加昭威将军衔(昭威将军是“威”字号将军中排第一位的，足见蔡锷在将军府的地位)，入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军委)，表现出对他相当的赏识和信任。如果只是软禁，袁世凯用得着把蔡锷吸收进核心的军事指挥机构吗？显然，袁蔡关系并非一般描述中呈现给人的那种强势对弱势的关系。
蔡锷与小凤仙并不亲密
1915年的袁世凯，权力虽已登峰造极，但还是有危机感。他深知，在共和体制下，政党政治是大势所趋，自己这个军权人物势必只是一个过渡。所以，袁氏集团决定做一次危险的尝试，在推翻帝制仅四年后再恢复帝制，企图用世袭制永保自己稳坐江山。
既然在战略上属险棋，在战术上就须周密盘算，见机行事。袁世凯在留意各方的态度，其中当然也包括蔡锷。此时蔡锷有三种选择:一、反对；二、保留意见；三、赞成。第一种几乎可以不论，已有大计的蔡锷当然不可能在北京就把反袁挂在嘴上。第二种理论上成立，实际上不可能，因为对方要看的不只是态度，更是动机，保留意见就等于是反对，所以只能虚与委蛇。就在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的筹安会成立不久，蔡锷在将军府领衔签名拥护帝制。
但袁世凯之识人，绝对高明、精到、通透，他不会轻信蔡锷的做秀，而蔡锷也深知这一点。袁世凯在小心地捕捉和判识蔡锷释出的信息。紧接着，蔡锷又现身八大胡同。老到的袁世凯当然还是不会相信一向克己严肃的蔡锷会就此纵情酒色，但他也看得出蔡锷的意思，那就是:帝制你要办便办，我不干预。
既然签名拥护帝制以及出入八大胡同都是做秀，是双方一种心照不宣的特殊对话，那就不必太当真。很多人都相信蔡锷和小凤仙如胶似漆打得火热，并以此成功蒙蔽了袁世凯。这种英雄美人的演绎虽然美妙，但却严重低估了袁世凯，也不符合事实。
事实是，蔡锷虽涉足花台，但并不常去。据蔡锷长子蔡端先生回忆，其生母潘夫人给他讲过，有一次蔡锷陪家眷去看戏，开场前指着包厢里一年轻女子对潘夫人说:她就是小凤仙。从这个细节里至少可以得出两个信息:一、蔡锷看戏是和家人在一起而不是和小凤仙出双入对，说明他俩的关系并不怎么亲密；二、蔡锷和小凤仙的交往并不背着家人。
而且，据蔡端先生说，蔡锷将母亲和两位夫人遣送回籍的理由是，潘夫人身怀六甲，想回娘家生育；老母不习惯京城生活，要回乡下住，当然，要由刘夫人陪护，几个孩子也分别回到昆明和邵阳。
国葬第一人蔡公成为国葬第一人
袁世凯自始至终也没限制过蔡锷的自由，蔡锷是中央高官，又没有做违法乱纪的事，有什么理由限制他呢？他不限制蔡锷，更不会限制蔡锷的家眷。有些书上讲，蔡锷因小凤仙而故意和夫人闹翻，把家眷“赶”回老家，一家人合演了一出双簧戏。虽然很有戏剧性，但太着痕迹，非但骗不过袁世凯，反而可能弄巧成拙。袁世凯是何等人物，用妇孺来挟制对手，此种贼盗之属玩的把戏，他根本就不会考虑。
智斗袁世凯，难点在于分寸。在大家都明白你是做秀的情况下，你入戏不够就达不到效果，不足以表明立场、传递信息；而入戏过深又显造作，不免令人生疑。事实证明，蔡锷把这个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不浅不深，不温不火。明知袁世凯在暗中跟踪调查，可就是不给他任何口实把这些手段公开化；虽然被他含在口中，却让他无从下嘴。
下面该说小凤仙了。据说她有民主思想，反对帝制，因此成为蔡将军的“知音”，并助他成功出京。这是小说家言，并不可信。好多书里都说蔡锷“逃出北京”，这就留下了小凤仙发挥作用的空间。可对蔡锷来说，只“逃”就够了吗？那时还没有飞机，腿再长，一步也跨不到云南去。所以，蔡锷的任务是，要有目的地走，不仅要出京，而且要出国(从内陆去云南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必须从容，逃是逃不到云南的。而这个任务和小凤仙已经没什么关系。
蔡锷的目的是要让袁世凯放自己走，确切地说是放他去日本，他的所有计划都是为此展开的。恰在此时，蔡锷喉部染疾，袁世凯给假三个月，批准他去日本养病(政府公报有记载)。这也正是这个故事的有趣之处:袁世凯亲手放走了自己的对手。用一句俗一点的话说，袁世凯着着实实入了蔡锷的道儿。
在这场大戏中，小凤仙的戏份并不多。蔡锷在云南起义后，小凤仙安然无恙，并未像电影《知音》中那样遭到关押，这足以说明蔡锷和小凤仙的关系并不密切。蔡锷这种策略当然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如果和小凤仙走得太近，一旦密探对她施展各种侦察手段，谁能保证她不会说漏嘴？同时，疏远小凤仙也可以保全她，否则，当蔡锷西南起兵时，身在北京的小凤仙势必受到连累。别的且不论，避免让一个16岁的少女卷入复杂而危险的政治斗争、不使她受到牵连和迫害，这也是人之常情。
袁世凯死去后不到半年，蔡锷也艰苦作战，久病不医，于11月8日在日本福冈长逝，为捍卫民国献出了年仅34岁的宝贵生命。1917年4月12日，蔡公魂归故里，国民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蔡公也成为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人”。
蔡锷:湖南邵阳人，出身贫寒。1898年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事梁启超、谭嗣同。1899年赴日本留学。1900年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改名“锷”，立志“流血救民”。
1911年初调云南，10月30日响应武昌起义，成立云南军政府后，任都督。1913年被袁世凯调至北京。袁世凯称帝后，他潜回云南发动护国战争。1916年8月去日本治病，不久病逝于福冈。蔡锷的死让梁启超悲痛欲绝,梁在挽联中写着:“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
蔡锷治军蔡锷治军严明，并以身作则。他在云南都督任内，曾令参谋部汇考中外律例，制颁《简明军律》四十七条，内分“叛乱”、“擅权”、“辱职”、“抗命”、“暴乱胁迫”、“侮辱”、“逃逸”、“损坏军用物品”、“掠夺”、“关于俘虏之罪”及“违令”等十一章。并制颁《军队手牒》，强调军人“宜忠国家，宜敦信义，宜重俭朴，宜守纪律，宜尚武勇”。明确规定，“自宣布之后，一律实行”。又转发了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关于严禁私自劝募军饷的命令。
在反袁护国期间，蔡锷本着开源节流的精神，始终坚持了护国第一军在四川前线抗拒北洋军的艰苦战斗。开始，由于军费困难，护国第一军推迟了自昆明向川南的进兵日期。出发时，所携带子弹，每一士兵平均仅300发，炮弹更少。至川南后，经作战两个月，消耗甚多。由于后方唐继尧未能及时接济，蔡部械弹及粮饷均极感拮据。蔡锷发函说：“所难者枪支破损，未能克日修理，衣服褴褛，未能换给；弹药未能悉加补充，而饷项已罄，乞灵无效。”1916年2月底，他不顾自己身患重病，从总司令部所在地永宁驰赴纳溪前线指挥，与士兵同甘共苦，坚持战斗。生活的艰苦，令人难以想像。他们“鏖战经月，日眠食于风雨之中，出入乎生死以外”，“平均每日睡觉不到三个钟。吃的饭是一半米一半砂硬吞”。后来蔡锷也致电梁启超“诉苦”说：“自滇出发以来，仅领滇饷两月。半年来，关于给养上后方毫无补充，以致衣不蔽体，食无宿粮，每月火食杂用，皆临时东凑西挪，拮据度日。”梁不日给蔡复电，感叹不已：“勘电卅奉，雒诵泪下。……弟之严明刻苦，真可敬也。”及至广西、广东、浙江等省宣布独立后，四川陈宦要求蔡锷拨给援军。蔡对此有苦难言，他在致戴戡等人的复电中说：“(陈)今竟求援于我，毋乃乞米于丐?”
护国军出师时有严明的军风纪，要求“一律严守军纪，保持秩序，勿失严整”；不得“乱入民家”；“购买须要公开，不得依势估压。”这样的军队。深受人民拥护，出现军民亲如一家的动人景象：护国第一军“出征以来，未滥招一兵，未滥收一钱，师行所至，所部士兵未擅取民间一草一木。”因之，在川南战斗中，所部连续“五月无饷，而将士不受馈一钱，蜀人爱戴之如骨肉也。”朱德也曾指出：“自滇以达蜀地，无不箪食而迎”。后来大总统黎元洪在为蔡锷国葬所致祭文中也以赞扬口吻说：“君故贫，靡有康食，而务敏于学，及御事至专阃，所入悉分赡隶军者。驭士卒严而有恩，皆乐为致死。”蔡锷这种艰苦奋斗、身先士卒的精神，感人至深，鼓舞了为共和而战夺取反袁胜利的广大官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