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1979年4月中旬，宝鸡市铲车厂在基建中发现三座东汉晚期的墓葬，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两件朱书陶瓶，对于研究我国书法历史具有很重要的价值，被定为国家二级文物，受到考古界的密切关注。著名学者俞伟超、德国考古学家法罗太以及以西林昭一为团长的日本考古文物研究友好访问团一行16人慕名而来，专门考察了这两件朱书陶瓶。可见这类朱书陶瓶之珍贵。
时代背景所谓朱书陶瓶，即用朱砂书写在陶瓶上的解殃文辞，在考古中被称作镇墓文，因此又名解殃瓶、魂瓶，目的主要是为世上生人除殃祈福。考古发现表明，东汉以来，盛行用朱书陶瓶作随葬品。1916年扬州张丹斧在陕西凤翔获得的熹平二年两陶瓶，就最早录入《艺术丛编》之中。根据著名学者陈直先生研究，已发现最早的朱书陶瓶为西安出土的东汉和帝永元十六年，最晚者延至北魏神龟元年。其流行之范围，以西安、洛阳最为昌盛地区，山西、山东亦有出土，最远者及于江苏高邮、甘肃敦煌。其字体多由隶书向楷书蜕变，颜色多用朱书，间或用白粉书，器型多为长瓶形式，或半截式，所记皆为阴阳五行家之语。
这两件朱书陶瓶均出自一个墓的东耳室。图1小口，沿外卷，瘦长腹，靠肩部处稍鼓。通高23、口径7.5、底径8.5厘米，内有五铢钱八枚，其中剪边钱三枚。腹外有朱书行楷六行。图2形制较小，通高21、口径6.5、底径6.5厘米。腹外壁也有六行朱书行楷，比较清楚。从其 “黄神北斗主为葬者阿丘镇解诸咎殃。葬犯墓神、墓伯，□利不便，今日移别，殃害须除……黄神北斗”内容来看，是以黄神告主管阴间之神·墓，为死者解谢罪过。这些带有黄道色彩的文告在东汉相当盛行，并无多大特别之处。其要害在于瓶上的朱书行楷字体。因为汉代书迹除碑刻为大宗外，另外多见出土的简帛，这件朱书陶瓶上的汉人真迹就显得尤为珍贵。
这两件朱书解殃瓶，不论从用笔方法或字体结构、分行布局来看，并不很严谨；从字的风格来看，也不是出自一人之手，而是民间的手迹。图1朱书用笔浑厚，系楷书兼行，图2朱书章法大方，起笔代锋，行笔自如，风格比较奔放秀劲，接近于今行楷。这在书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长期以来，对于行楷书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传世的《兰亭序》是出自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手笔还是由隋唐人之“伪托”？由于找不到确证，一直聚讼不休。特别是郭沫若先生1965年在《文物》上发表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场震动！这两件朱书陶瓶出土后，宝鸡市博物馆副研究员马俭先生首先对郭沫若在《驳议的商讨》一文中提出的“篆书时代的人不能写隶书，隶书时代的人不能写楷书”、“楷书始于唐代”的观点大胆的提出了质疑！并提出，这两篇朱书陶文的发现说明在东汉晚期，真书和行书字体确已出现，像《兰亭序》那样的字体，在东晋是完全可能有的。从瓶上字迹可以肯定，在我国东汉时期，楷书、行书字体在当时社会上已经流行。它的出土，说明不存在汉代没有楷、行书这一说法，同时，说明了这种无波折的楷体笔法的发展，给汉以后书法艺术在体势、笔法不断转变方面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以至于到魏晋时期书法向多体发展，形成一片繁花似锦的形势。由此可见，晋代书坛出现的类似于王羲之《兰亭序》那种轻重相间而秀逸的书法风格是毫不奇怪的。这两篇朱书陶文的书法给我们提供了我国书法发展的实物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