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卫奇被捕2009年，现年52岁的湖南湘潭籍男子莫卫奇（又名莫玮琪）。
2004年，他与妻子下岗待业。2008年4月，一个在附近租房居住的“熊总”来到莫家，对夫妇二人说：“我来请老莫去打工，到云南送玉石样品，管吃、管住，10天之内赶回，工资1000元。超过10天，则按每天100元计算。”这样的美差，莫卫奇求之不得，千恩万谢后，莫卫奇便当上了“熊总”选招的玉石“挑夫”。
2008年4月16日，莫卫奇和另一位姓谢的“挑夫”一起被“熊总”带着从湘潭出发，到云南瑞丽后，一位叫“华哥”的人接待了他们。4月23日，“华哥”在宾馆将一个装着玉石的黑色行李包交给莫卫奇，并当场把玉石从包中拿出来让莫卫奇过目，作了验收。当日，莫卫奇在机场安检时，因托运行李包夹层内藏有海洛因，被公安局刑事拘留。9月17日，莫卫奇被云南省德宏州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1]
社会反响莫卫奇出事后，莫卫奇的妻子武小育，坚信自己的丈夫不会运毒，便四处求助。
2008年10月3日，湘潭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湘潭市法学会常务副会长朱培立实名发帖《建议抢救蒙冤受屈的死刑犯》，为莫卫奇喊冤。
该案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不少法律工作者纷纷为该案的二审辩护提出建议。莫卫奇的家属慕名找到了全国人大代表谢子龙。谢代表认为该案存在诸多疑点，决定就此事写一封建议信，分寄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同时，谢子龙还向云南省委发函，对莫卫奇运输毒品罪判决死刑一案提出批评和建议。
幕后首犯供词幕后首犯被抓后交代莫卫奇不知实情
2008年9月22日，湘潭市雨湖公安分局调出了“熊总”的相关信息，证实“熊总”真名熊正江，因盗窃被湘潭县公安局在网上通缉。9月26日熊正江被抓获。熊正江很快交代了伙同他人盗窃作案的事实，又交代了自己和“华哥”即刘再华共同贩毒，并以运玉石样品为幌子，骗请莫卫奇和谢某做玉石“挑夫”藏运毒品的事实。
9月26日晚，刑警队长朱洋与云南警方联系，向云南警方发送了书面《函告》；并向当地检察机关函告了这一情况。
云南警方接到《函告》后迅速赶到湘潭提审熊正江。两地警方通过审讯熊正江，还了解到该案涉及一个多层次的贩毒组织。
莫卫奇二次被判死刑三案合并审理，莫卫奇再次被判死刑
2009年3月，云南省高院对莫卫奇案发回重审，德宏州中院将熊正江案、莫卫奇案、谢开其案三个案件合并审理。
云南省德宏州中级法院一审认定：熊正江犯运输毒品罪、盗窃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莫卫奇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谢开其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莫卫奇无罪释放云南高院改判：莫卫奇、谢开其无罪释放
云南省高院审理后则认为：鉴于熊正江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属应当判处死刑，但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对其可依法从宽处罚。根据在案证据认定，能够证实莫卫奇、谢开其是在受他人蒙骗、主观不明知的情况下实施了运输毒品的行为，故二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法院依法予以改判：熊正江犯运输毒品罪、盗窃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莫卫奇、谢开其无罪。
朱培立在得知莫卫奇获得无罪释放判决后表示：“本人作为‘抢救死刑犯’的呼吁者和‘施救教练’，最终看到把两个死刑犯改判为无罪，尤其是莫卫奇已经两次判决死刑后再宣告无罪，它说明了任何事情只要认真、不放弃，则会功夫不负有心人。该案的改判，为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审判制度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
莫卫奇获国家赔偿两次被错判死刑的湖南“挑夫”莫卫奇不但获释，且获德宏法检两院约5万赔偿！2009年10日，德宏州中级人民法院、德宏州人民检察院出具《共同赔偿决定书》，称莫卫奇、谢开其“无罪被羁押，人身自由受到侵犯，有权取得赔偿”。其中，莫卫奇获赔50507.49元，谢开其获赔48491.67元。
2009年7月18日，云南省高院经书面审理后认为，二人是在受他人蒙骗、主观不明知的情况下实施了运输毒品行为，二人的行为缺乏运输毒品犯罪构成要件中的“主观明知要件”，并作出终审判决：二人无罪。
9月17日，莫卫奇和谢开其以“错捕错判”为由，向德宏州中级人民法院和德宏州人民检察院提出赔偿。莫卫奇要求两院共同赔偿其被无罪羁押451天的赔偿金50507.49元。
德宏州中级人民法院和德宏州人民检察院认为，二人无罪而被羁押，人身自由受到侵犯，其依法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莫卫奇共被羁押451天，其每日的赔偿金按照作出赔偿的上一年度(即2008年度)全国在岗职工日平均工资111.99元计算，应赔偿其人民币50507.49元。而谢开其被无罪羁押433天，应获赔偿人民币48491.67元。二人的赔偿均由两院各承担1/2。
“德宏州两院完全支持了我们的赔偿申请，我们感到满意。”二人的辩护人、云南杰云律师事务所律师沈子安说。他们不会再向省高院申请作出赔偿决定。至此，“抢救蒙冤受屈的死刑犯”行动告一段落。[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