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高凤英(1909-1941)原名德勒登，又名道尔吉，蒙古族，土默特旗保尔合少村人。少年时，双亲先后去世，他们姐弟三人在三叔父家中长大。
1929年(民国十八年)，高凤英参加革命工作，给共产国际派回内蒙古开辟工作的佛鼎担任交通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民国十九年)，他赴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党务学校学习。1935年奉派回国，担任国际交通的工作，与吉雅泰、毕力格巴图尔密切配合，做了不少工作，“高凤英”就是这时使用的化名。次年，他与王建功、刘洪雄在保尔哈少建立了一个中共支部，他任宣传委员。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高凤英与刘洪雄、杨植霖等在滕家营村组织了“抗日开路先锋队”。为武装队伍，他们设法缴国民党溃兵的枪。一次遭到大批溃兵的报复，队伍被打散。此后，高风英潜入归绥，与刘、杨等以“大青山线抗日总司令部”的名义为号召，策反了伪军一个排的兵力，拉入哈拉沁沟打游击。1938年春，高凤英化装成农民进厚和市购买机枪配件，被逮捕，关入日本宪兵队。敌人对他施以各种酷刑，但没有问出任何口供，又找不到他是共产党的丝毫证据。不久，在伪土默特总管署常科长帮助下获释。
1938年，高凤英带领原抗日开路先锋队部分队员上了大青山，加入杨植霖组建的“抗日团”，在大青山打游击。高风英在“抗日团”主要搞政治工作，也负责对外的联络工作。
1938年10月，“抗日团”与大青山支队会师后，改编为绥蒙抗日游击大队。高凤英随队参加了一系列战斗。是年冬，大队部的崔副官与三连长密谋率队叛变。高凤英与杨植霖密切配合，迅速平息了反叛，保全了部队。
1939年上半年，高凤英奉派到奎素沟一带开展战地动员委员会工作。
1940年春，高凤英接替李森任蒙古游击队队长，同时任中共土默特蒙古工委委员。在此期间，他不仅带队伍打游击，还从事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1941年春，蒙古游击队驻西沟老窑时，被叛徒胡定良里应外合缴了械，并裹挟数十名战士投敌。经此事件，高凤英毫不气馁，迅速重建了游击队，并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使游击队的战斗力更强了。一次，他带领蒙古游击队夜袭厚和市西南耿家营子的伪军军马场，夺得军马数百匹，将蒙古游击队装备为骑兵，还支援了兄弟部队战马2百余匹。
1941年10月18日，高凤英与中共绥察区党委社会部部长王聚德带领蒙古游击队部分战士，驻扎于万家沟大火烧。当晚，大批日军从萨拉齐据点出发，包围了大火烧。次日，敌人以猛烈的炮火扫射游击队隐身的窑洞，高凤英指挥战士们奋力反击，终因寡不敌众，12名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
2.高凤英女，1951年4月生，内蒙古卓资人，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内蒙古集宁市新体路办事处北站居委会主任，集宁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8-1973年在卓资县福生庆乡福生庆大队任贫协主任、妇女主任、民兵营长、团支部书记。1973年7月任福生庆乡并为大队党支部委员至1984年。1984年在集宁市新体路办事处北站居委会任党支部书记兼治保主任。1986年在集宁市新体路办事处北姑居委会任党支部书记兼主任至今。在历年的工作中，数次受到党和政府部门的表彰，曾被评为中共集宁市委员会1990年度优秀共产党员、1995年度优秀共产党员；被中共集宁市委员会、集宁市人民政府授予1987年度社会治安先进工作者称号，1992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治安员称号；被集宁市人民政府授予1991年度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称号；被中共集宁市新体路办事处委员会评为1995年度优秀共产党员，1996、1997年度优秀党务工作者。并被选为中共集宁市委员会第七、八次代表大会代表，集宁市人民代表大会第十、十一届代表。
3.高凤英教授。女，1942年1月出生，山西沁源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山西大学。现任山西晋城市市委讲师团团长。主要业绩：长期从事理论教育工作，有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围绕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给县处级以上干部讲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市五大班子领导中心组和各县区中心组讲课。曾主持完成了全市1万多名干部的正规化理论教育。个人和所在单位曾多次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表彰、奖励。多次被省委、省委宣传部、省委组织部、省委党校、省委讲师团评为全省优秀理论工作者、理论工作先进集体。同时也受过市委的多次表彰奖励。积极从事理论研究，曾在《光明日报》、《党史研究》、《理论探索》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近20篇，其中《为什么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被选人《华夏丛书》，并被国外译成英文、日文出版发行，3篇被收入《中国党政企业大型系列丛书》和《来自实践的报告》等大型丛书。曾获山西省中青年优秀论文二等奖、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山西省社科协会优秀论文一等奖、山西农经学会优秀论文二等奖。主要著作有《中共党史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中国革命史学习指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干部读本》、《马克思主义哲学辅导读本》、《晋城市情和改革再论》5本书。参加编写过理论书籍、教科书、词典等20余本书，部分获国家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