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上（唐太宗）谓侍臣曰：“治国如治病，病虽愈，尤宜将护，倘遽自放纵，病复作，则不可救矣。今中国幸安，四夷俱服，诚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惧不终，故欲数闻卿辈谏争也。”魏征曰：“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译文唐太宗对亲近的大臣们说：“治国就像治病一样，即使病好了，也应当休养护理，倘若马上就自我放开纵欲，一旦旧病复发，就没有办法解救了。现在国家很幸运地得到和平安宁，四方的少数民族都服从，这真是自古以来所罕有的，但是我一天比一天小心，只害怕这种情况不能维护久远，所以我很希望多次听到你们的进谏争辩啊。”魏征回答说：“国内国外得到治理安宁，臣不认为这是值得喜庆的，只对陛下居安思危感到喜悦。”
背景在《资治通鉴》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贞观十五年九月，唐太宗对大臣说：“朕有二喜一惧，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欠服，边鄙天虞，二喜也。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此一惧也。”
贞观年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可谓“国泰民安”。但唐太宗却“居于安而思乎危”，正是这种可贵的居安思危精神，才使得唐太宗殚精竭虑，施政爱民，使唐初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贞观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