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陪读农民用城里人无法想象的毅力与忍耐，坚持着信念，好好陪孩子在城里上学，实现他（她）们望子成龙的梦想。他（她）的陪读不同于其他“惟成绩论”类型的陪读，而更多体现的是这些农民子女为了追求优质教育资源的不得已的做法，是在当前城乡教育差距巨大的情况下的一种对未来、对理想自救，其中饱含了农民子女成长的辛酸与困苦，值得社会大众更多的帮助和理解。
现象甘肃省会宁县——中国西部的国家级贫困县，干旱少雨，土地贫瘠，却是西北的教育大县和甘肃省的“高考状元县”。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会宁县已经向全国各大中专院校输送了5万多名优秀毕业生。
当地政府介绍“状元县”经验时，常归结为“三苦”——“学生苦学，家长苦供，教师苦教”。据会宁县教育局的统计，全县有中小学生14.8万多人，其中县城学生4．5万多人。大多数来自农村。不大的会宁县城，目前（指2009年）已形成几个规模不小的“陪读村”。据保守估计，全县由家长陪读的学生有1万多人。陪读家庭除了大量分布在学校集中的县城外，在许多中心乡镇学校周边，也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
[1][2]这些陪读的农民大军，上至年逾古稀的爷爷、奶奶，下至而立之年的父亲、母亲。为了减少日常生活开支，一些农村老人和妇女，带着自家产的蔬菜和粮食来到县城，租一间房子住下来，给孩子做饭。
与农村相比，县城的生活成本其实很高。而“陪读农民”蜗居在此，并不是出于对城市生活的向往，而是希望孩子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但因为城乡教育的不均衡，为了能让孩子上一所好学校，距大学校门更近些，他们也只好勒紧裤腰带，进城陪读。
情形一是择校“蜗居”陪读，为让孩子上一所更好的学校，“改变一辈子的命运”，家里“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进城读书，以便考上大学——这几乎是当地孩子的唯一出路——如果考不上大学，用会宁县当地老农的话说，“蜗居”陪读就成为一场赌博，如果输了，3年的心血将全部付诸东流。陪读父母只能重返故土，领着孩子回老家放羊。
二是撤点并校“蜗居”陪读，农村的学校撤了，并到了镇上，孩子上学得翻山越岭，父母于是只有到镇上找出租房，陪孩子读书。
产生原因农民陪读现象不仅会宁县有，可以说是中国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种现象的产生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观念的驱使。
虽然中国一直在搞西部大开发，但由于特殊的地理原因，许多山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很落后，无论是教育的硬件还是软件设施，还不能跟许多大城市相比，即便是在本地区教育资源还是向城镇地区聚集，农村往往成为教育的边缘地带，既无好师资亦无完善的基础设施，同等情况下，农村孩子只有付出数倍于城市孩子的努力才有可能拿到一张大学的“入场券”。
为了改变下一辈的命运，让一些农民飞出大山，家长们才“不惜代价”地坚持送孩子到城里读书，这就是会宁以及中国许多地方庞大“陪读农民军”形成的原因。
影响子女从饮食起居等方面关心孩子，为他们读安心学习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这是陪读的主要初衷。但这种“陪公子读书”的做法，却存在种种弊端。如果被陪读的仅仅是低年级的孩童，那倒也罢了，现在连许多初、高中学生，乃至少数大学生也要陪读。且不说乡村陪读家庭能买房者，凤毛麟角，就是租房居住，也是一笔 很大的开支。这对那些入不敷出的贫困家庭来说，是一种十分沉重的负担。
关爱孩子是父母的天职，但如何关爱却大有文章可做。早在1919年，鲁迅先生就指出：“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地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这里所说的“完全的解放”，恐怕是指不要禁锢孩子，让他们放开手脚去奋斗前行。记得20世纪90年代之前，陪读现象几乎没有。孩子一进入初中，父母便让其开始独立的学习生活。不像现在的一些年轻父母总喜欢抱着孩子走。殊不知，这样越越俎代庖的结果，不仅强化了孩子的依赖性，不利于培养他们的独立生活能力，也不利于他们健康地成长。社会农民陪读现象可以说中国现代社会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阶段，显得残忍和寡情，然而，人们似乎陷入欧洲近代先后发生于各国的多种形式的“羊吃人运动”之中，人们被伤感所笼罩，又看不到避免伤感的可能。现代化的宏大进程后面有无数个悲伤的故事，个人生活、心灵、情感、人文感怀，被社会进程撕扯，而城市化、工厂化、都市化迷离幻化的景象在闪烁。
评论“会宁陪读现象”只是农民孩子上学难、上好学校更难的缩影，除了惊叹他们面对困难却矢志不渝的坚韧精神外，国家和社会还可以做更多，比如取消农民工子女城里上学择校费、打破户籍限制逐步消除城乡二元格局、在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时适当向农村落后地区倾斜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