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公村位于山西省洪洞县汾河西岸丘陵区的东低段区域，是万安镇的东大门，东距县城10华里，西离万安镇5华里。“七一渠”由北向南从村中部流过，洪三公路自东向西穿村北端而过。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因兴修水利，水位上移，村址下湿，村民在政府的统一规划下整个村子西迁，原旧村址荡然无存，只剩下原村西堡子樊姓一家人。
七十年前，高公村是个只有200户人家的小村，村落呈甲字型，头东尾西，筑有六道门；东西各有一道门即东门、西门；南北建成各两道门即南门、小南门、北门、小北门。围墙高大，气势雄伟，城门顶端部都盖有村门楼。西门外50米路南北都是土窑洞，尽头稍南有一高高耸立的堡子，地势西高东低，位居其上，四周一览无余。
1937年11月25日．由朱德总司令率领的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来到洪洞，第三站选址驻扎在高公村，大多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
高公村当时有四家财主，靠东门路北有一李姓人家，村里人俗称“东院里”；小北门处有三家，按居住方位分别称：“前院”、“中院”、“后院”。朱德总司令选择住在“东院里”。
村小、村穷，多年来添口不建房，部队的突然到来，村中住房一时就显得十分紧张。第一天晚上，朱德总司令与长工樊福有住在一起，警卫人员则挤住在“东院里”的阁楼上。
“东院里”的房主名叫李景山，有文化、明事礼、教过私塾，是村中的开明乡绅，第二天就主动腾出主房，让部队占用，朱德总司令在高公期闻，就在李景山家办公处理军务。
经过短暂的相交相处，朱德总司令与长工交上了朋友。有一天，樊福有对朱德总司令说：“阁楼上存放着房东的棉花，战士们抽烟打火的很不安全……”。朱德总司令立即命令战士们撤下来，就近安排住处。朱德总司令的坐骑原来在骑兵住处喂养，樊福有提出由他代养，方便朱总出行，朱德总司令说这样更好，那就有劳了。
来自南方的战士，冬天烧不了暖炕，樊福有又是砌烟囱，又是糊炉子，极尽主人的责任。一时间，朱德总司令和福有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凡有要见朱德总司令的人，樊福有总要盘问清楚后才允许见面。
出了高公村南门往西走约50米，住有几户村民。家家都是住的座西向东的土窑洞，围墙是干打垒的土墙。李三喜的家也在这里，但他家的院落构筑与众不同，与其他家户连片的地面上挖了一个圪窝小院子，四面都是窑洞，东窑的一孔做大门出行，窑顶上种着庄稼。李三喜的院落自然就显得非常隐蔽。
1937年12月6日，中央军委华北军分会会议就是在李三喜家的窑洞里召开的。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人出席参加了会议。事后人们才知道会上讨论了华北抗战形势，部署敌后游击战争事宜。
驻高公期间，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在本村三官庙戏台演出抗战内容的文艺节目，时至今日高公村80岁以上的老人还记得清清楚楚。
八路军在高公村驻扎仅一个多月，和高公村人民相处的亲如一家。部队纪律严明，不但对老百姓秋毫未犯，还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好事实事，担水、扫院、劈柴、磨面什么的，天天都做，人人都干。村里的小娃娃都吃过部队的大米饭，一些贫困户还得到过部队的接济。
朱德总司令的夫康克清住的和王东梅家是邻居，她经常替王东梅照看孩子，王东梅家为康克清备了柴煤，互相照应，多以姐妹相称，解放后曾有书信来往。
部队移防前，朱德总司令赠给樊福有一顶军帽作纪念。多少年后，朱德总司令还能记起这个老实巴交的长工，1958年，中央军委曾经派人接樊福有赴京与朱德总司令叙旧，遗憾的是樊福有已患病未能成行。
部队要离开了，村民们自发地半夜起床欢送。战士们依依不舍，乡亲们苦苦挽留，场面十分感人。村公所送给部队一面“军民一家亲”的大匾，表达了老百姓对部队的爱戴和拥护。战士们都走了，许多热血青年跟到马牧村，要求参军抗日，李来成、王吉华、樊登娃等就是1937年入伍抗日。
七十年过去了，高公人民一直没有忘记朱德总司令率领的八路军总部和高公人民结下的革命情谊。[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