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大钊
成书年代：1919年
刊登杂志：《新青年》
对中国的意义：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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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字守常。河北乐亭人。少年读乡塾。１９０５年考入永平府中学。１９０７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１９１３年东渡日本，次年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留日期间，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活动。１９１６年春发表篇论文《青春》，提出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５月回国，任北京《晨报》总编辑、《甲寅》日刊编辑，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１９１８年１月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６月与王光祈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任《少年中国》编辑主任。不久又担任《国民杂志》社指导、《新潮》社顾问。１２月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以“常”、“守常”、“明明”等笔名发表对重大问题的评论文章。从１９１８年下半年起，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讲演和文章，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中，是主要组织者领导者之一。１９１９年８月发表致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思潮。１９２０年３月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在北京会见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讨筹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发起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１１月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北方各地党团组织的建立都与其有关，与陈独秀有“南陈北李”之称。自１９２０年７月任北京大学教授，同时在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任教。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中共北方区负责人。领导北方各地工人运动。１９２２年８月参加中共西湖会议，会后到上海会见孙中山，说明中共关于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１９２３年６月在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三大后，多次与孙中山会谈，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１９２４年１月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５个主席团成员之一。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后组建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北方分会，领导北方的国民党工作。１９２４年６月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同年冬回到北京，负责中共北方区委工作，领导了国民会议运动和关税自主运动，并派中共党员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工作，领导内蒙人民的革命斗争。１９２５年１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１９２６年领导北京人民开展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张作霖、吴佩孚和段祺瑞卖国政府三一八运动。１９２７年４月６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２８日被害。主要著作收入《李守常文集》、《李大钊选集》。[1][2]
相关纪念文章守常先烈殉难七十四年祭
（公历二零零一年四月）
建党八旬纪念，禹域万里新容。人间伏虎五十载，飞泪几度告乃翁。念红楼播火，桃李天下；瞻万安公墓，激烈壮怀。呜呼！张阀作霖，戕我先烈；三绞酷刑，黯兮惨粹。然前贤赳赳，后继悠悠；先驱洒血，春满神州。
特录陈毅元帅悼诗，以祭国殇：
就义从容甚，大节凛不辱。人民柴市节，浩气贯长虹。
今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在人们回顾那些风雨如磐的岁月时，首先当追念当初开天辟地、相约建党的创始者，即“南陈北李”中的李大钊同志。
■陈独秀来信问党名，
李大钊一锤定音：“叫共产党！”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人氏。1889年生，少年入私塾，熟读四书经史，1905年清末入新政中开办的永平府中学，两年后考入刚刚开办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辛亥革命的爆发，使他深受影响，开始有忧国忧民之心。毕业后于1913年赴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入政治本科。
在日本三年，李大钊认真阅读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者河上肇、幸德秋水的著作，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不过头脑中还兼容其他思想。他回国后投身新文化运动，先期办报，又到中国新思想策源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通过在社会实践中比较检验，并得知俄国革命胜利的消息后，终于从1918年起在思想上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并认为只有这一真理能够救中国。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自发举行爱国游行，李大钊演讲鼓动并奔走营救被捕者。翌年初他与陈独秀商讨了建党事宜，并支持北大学生邓中夏等组织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外称“亢慕义斋”（英文Communism，即共产主义的谐音）。同年春，陈独秀来信询问党名是否称“社会党”，李大钊回信一锤定音：“叫共产党！”
1921年7月下旬中共“一大”在沪召开，李大钊因校内同仁生计需他解决，未能赴会。翌年8月李大钊赴上海拜见孙中山，代表中共提出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并得到同意，成为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牵线人。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跨党”身份的李大钊成为主席团五成员之一。同年亲驾马车率同志越出东北边境，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并参观五个月。随后他回北京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被军阀称作“北赤”的首要而遭通缉。1926年3月18日，他不畏风险，主持反帝大会后率群众游行赴段祺瑞政府请愿，遭军警开枪屠杀。走在队伍前列的李大钊头部和手负伤，脱险后率北方区委机关避入苏联大使馆旁边的兵营，在那里领导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奉系军阀使用进口绞刑机，
对李大钊“三绞处决”，
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
旧中国每逢战乱，下野军阀和政治家避入外国使馆是常例。西方列强对中共领导人进入苏联使馆却实行两重标准，鼓励奉系军阀张作霖破坏国际惯例闯入搜捕。事先曾有人报警，李大钊毕竟出身书生，对形势险恶估计不足而未转移。1927年4月6日晨，北京军警被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守军放入，突袭苏联大使馆，捕去李大钊等人。在狱中李大钊身受剥指甲等酷刑，仍坚不吐实。面对各界谴责及社会名流呼号营救，奉系军阀竟于4月28日使用新从西欧进口的绞刑机杀害被捕的二十人，对李大钊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以延长痛苦。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时年李大钊38岁。
李大钊是遗腹子，三岁丧母，既无兄弟，也无姐妹。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临刑前留下一张照片：宽阔的额头很干净，浓黑的双眉下神情若然，方形的脸上一片平和，只是，在他那满是皱褶的灰布棉袍下，挂着又黑又粗的铁链……
■“南陈北李”发起创建中共党组织，从一开始便是国内最先进思想和文化的代表
时势造英雄，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我们这个既有灿烂历史又苦难深重的国度里，才诞生出李大钊这样为长夜难明的赤县拨云破晓的人物。先进思想从来产生于先进生产力的基础上，而不可能出自太平天国、义和团那样落后的土壤中。近代想救亡图存的中国人用旧的思想武器奋斗屡遭挫败，纷纷向国外寻求真理。八国联军的野蛮入侵，使清朝旧有体制接近崩溃，20世纪初科举被废，中国大地上出现以新学为主的洋学堂，李大钊恰恰成为第一代学生。当时国人见日本学西方能迅速富强，在日俄战争前后有数万青年赴东瀛求学，李大钊也在其中。虽然日本侵略中国为祸最烈，不过中国留学生在那里接触到先进的文化，并萌发了最早的理性的反帝革命思想。中国的新思想先驱最先看到的马列主义著作，也是日文的译本，李大钊又是其中最光辉的代表。李大钊在生产力发达的国度的所见，与神州故园的悲惨境遇形成强烈反差。归国后他完全有条件跻身上层享受荣华，却甘心舍弃一切，宁愿奉献自身，也要点燃革命烈焰改造旧有的一切，如同希腊神话中窃来天火的普罗米修斯。
从时间表看，李大钊要早于陈独秀，堪称在中国播种共产主义思想的第一人。他又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疾呼科学、民主，向陈腐的旧制度冲击。“南陈北李”发起创建的中共党组织，从一开始便是国内最先进思想和文化的代表，并向后人昭示了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
■在北大红楼的名人中，
起初惟有李大钊、陈独秀
对毛泽东的态度是例外
1918年10月，李大钊在北大的同事杨昌济教授（杨开慧之父）领着一位高个儿青年来到位于红楼（位于东城区沙滩）的图书馆，想找份工作。首次交谈，李大钊就感觉这位姓毛、名泽东、字润之的青年言谈、见识不平凡，同意安排他当助理员，月薪8块大洋。毛泽东此后一面工作，一面旁听哲学和新闻课，并总想找名流请教。可是据他后来向斯诺回忆说，“大家都不理我”，“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在北大红楼的名人中，起初惟有李大钊、陈独秀对毛泽东的态度是例外。已是学界权威并已名满天下的“守常先生”一向愿意提携有志青年，他对这位只有中等师范学历的属员经常登门请教，不仅有问必答，还经常推荐新书，并介绍了胡适等名师。经过接触和深谈，不少学者也感到这个操浓重湖南乡音的图书馆助理员的志向见解非同常人，此后便乐于倾心与之交流。
李大钊长毛泽东四岁。刚到北京时，毛泽东通过李大钊的介绍和提供学习条件，开拓了视野，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并掌握了对各种流派比较鉴别的方法。后来李大钊长期主持中共北方工作，身边汇聚着党的建党之初的第一代有为青年如邓中夏、陈乔年、高君宇、何孟雄、陈毅等，尽管年龄相差并不很大，大家都将李大钊视为忠厚长者，平时都愿意接受他的教诲，有了内部争论和矛盾也请他排解。将李大钊称为中国革命导师的导师，应是当之无愧。
■李大钊化装成车夫，
护送陈独秀出城，
两人在京津路上商议建党
自古燕赵多慷慨豪侠之士，李大钊也受此风熏陶。对亲友、同志乃至身边工友重信诺，遇困相助不惜解衣推食。妻子是年长他几岁的家乡妇女，没有文化，留学归来后李大钊身为文坛名流，有人劝将此糟糠之妇下堂，他断然不肯，始终相敬相爱。社会上有不少仇视李大钊的军阀政客和反动文人，却无人攻击他的私德。1919年6月，被公认为五四运动领袖的陈独秀被北京军阀政府逮捕，李大钊联络各界群起营救。同年秋，陈独秀表面上获释，却被软禁在家。李大钊与志同者研究，决定送他到上海发挥领导作用。因陈独秀不会北方话，又受警探监控，很难出城，李大钊决定亲自护送。翌年1月，他化装成赶车夫，拿出少年时在乡下学来的本领，到陈独秀寓所接其上了带篷马车。遇城门盘查，从容应对，随后沿小路直奔天津码头。李大钊在路上一面赶车，一面与陈独秀商议，应该建立一个共产主义政党，两人取得共识，并决定在南北分头着手。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篇，就在京津路上的马车中写成。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远东局局长威金斯基来华与中国革命者联络，首先到北京找到李大钊，他们经交谈，就建立共产党取得一致意见。随后，李大钊介绍威金斯基去上海与陈独秀相见，为正在筹划中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了国际联系。同年5月1日，李大钊率北大师生、工友五百人举行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并在会上慷慨讲演。会后又用两辆汽车插上红旗，到市内散发传单，党的革命旗帜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开始飘扬。李大钊奔走活动，常被暗探跟踪，却总是轻蔑地斥之为“狗”，毫无畏惧。他在北大月薪高达250块大洋，除维持简单家用外，都用于党的经费或在身边扶贫。遇难时家无余财，妻女靠各界友好接济。1933年清明节后，李大钊灵柩由北大师生送往西郊万安公墓下葬，虽有如虎似狼的国民党宪兵三团镇压，甚至向送殡队伍开枪，市内各界自发参祭者却越聚越多，所举花圈挽联在西长安街连绵达一公里。可见李大钊品格风范长留人心！李大钊之相关文章《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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