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简上博简，全名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系1990年代上海博物馆于香港收集的楚国竹简。同批竹简其他大学都有收藏，已知有香港中文大学。 简中有《诗》，《周易》，《恒先》等书散章。相关研究1999年1月5日，上海《文汇报》以《战国竹简露真容》为题发表了上博简的消息。1999年1月8日，《澳洲新报》也报道了这一消息，题为《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罕见战国竹简初露真容》。
据报道，这批战国竹简共有1200多支，字数在35000左右，最长的竹简有57.1厘米，最短的有24.6厘米。竹简涉及到80多种（部）先秦战国的古籍，其内容涉及儒家、道家、兵家、杂家等，其中多数古籍为佚书，个别见于今本，如《缁衣》、《易经》、《孔子闲居》等，但传本不同。根据竹简尺寸、编绳、字体、内容等各方面分类排定，保留在竹简上的80多种（部）古籍的主要篇名有《易经》、《缁衣》、《子羔》、《孔子闲居》、《彭祖》、《乐礼》、《曾子》、《武王践阼》、《赋》、《子路》、《恒先》、《曹沫之陈》、《夫子答史留问》、《四帝二王》、《曾子立孝》、《颜渊》、《乐书》等。
竹简中保存的《易经》堪称是迄今为止所有《易经》版本中最古老的、最原始的一种版本，也是记载比较可靠的一个《易经》版本。这本《易经》与今本《易经》有一些相异之处，如其中有一些今本《易经》根本未曾见的黑色、红色符号。这些符号都有其特定的意义。这本《易经》将来公布发表，预计将会对现有的易学研究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彭祖本是传说中的道家人物。但这批竹简却第一次出现了句老向彭祖问道，彭祖回答的记载。
此外，报道还谈到了此批竹简中发现了孔子的诗论。
2000年8月19日，北京“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第一天上午，上海博物馆的老馆长马承源先生作了题为《竹书〈孔子诗论〉兼及〈诗〉的有关资料》的长篇演讲，并首次向外界介绍了上博简的来历。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教授对这批竹简的来历作了补充说明。
1993年冬，香港文物市场上出现了一些汉代彩绘漆器，但未发现竹简。途经香港的马先生锐敏地注意到这一情况，并请香港中文大学的古文字专家张光裕教授留意关注。1994年春，张先生在文物市场上发现了竹简，其风格与郭店楚简相似，内容多不见于今存古籍，即告知马馆长。1994年4、5月间，香港文物市场共发现了3批竹简。竹简在盗掘走私到香港过程中多有散失，多方找到的1200余枚简仅是其中一部分。在香港朋友的集资资助下，濒临流失的珍贵竹简终于为上海博物馆如愿收购。
马承源先生在会议上介绍的《孔子诗论》的大致情况，在2000年8月16日的上海《文汇报》上已有所披漏。这篇题为《上海战国竹简解密》的报道，还公布了《孔子诗论》两枚竹简的照片。根据报道：
这次首次解密公布百枚竹简，其中31枚竹简，提供了孔子是怎样向他的弟子讲诗的、《诗经》以外的佚诗和若干诗篇篇名以及弦歌时规定的音高等内容。这批被学术界称为上海战国竹简的解密，填补了先秦文献的空白，破译了中国历史上许多“千古之谜”。
31枚竹简共980余字，全是孔子弟子对孔子讲诗的追记文字。如第一简，“孔子曰：诗亡（毋）（离）志，乐亡（毋） （离）情， 亡（毋）（离）言。”这句话意思是说：赋诗必须有自己的意向，作乐必须有自己的道德感情，写文章必须直言。31枚竹简中有6枚记载“孔子曰”等字样。春秋时期，诗在各国诸侯公卿大夫中相当流行，当政者必须具备一定诗的知识。为了加深弟子对诗的义理的理解，孔子对他的弟子讲诗，常常是一讲、再讲，甚至三讲，不厌其烦，循循善诱。从竹简的记载，可以看到这位“诲人不倦”的教育家、思想家授徒讲课的真实情景。
《诗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今本《诗经》内容有《国风》、《小雅》、《大雅》和《颂》。竹简中孔子诗论中与此颠倒，称为《讼》（颂）、《大夏》（夏、雅通）、《小夏》和《邦风》（汉儒为避刘邦讳，邦改为国）。诗论序中的论次也和今本《诗经》中的大序相反。许多诗句用字也和今本《诗经》不同。竹简孔子诗论没有今本《诗经》小序中“刺”（讽刺）、“美”（赞美）的内容。
通常说《诗经》三百篇，或三百零五篇，这批31枚竹简新发现了佚诗6篇，另外在7枚记载诗曲的音调竹简中，发现了40篇诗曲的篇名，除《硕人》和今本《诗经》同名外，有的与今本《诗经》篇名类似，也有为今要《诗经》所未见的佚诗。由此推断，《诗经》的篇数一定远远超过三百篇。从竹简诗的篇名记载还可证明孔子当年没有删过诗。
在7枚竹简中记载了我国古代唱诗时乐器伴奏的四声和九个音调。如宫音有宫穆、宫 、宫讦、宫祝，其他的商、徵、羽音之前后也都附有这样的前缀字或后缀字，这表明当时人们对音调已相当“规范化”。上博曾邀请几位上海音乐界的专家来对竹简音调鉴定，他们惊喜地说，没有想到古代的音调是如此的相似，这是我国音乐史上的重大发现！
报道所称“首次解密公布的百枚竹简”即8月19日—22日在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展出的《孔子诗论》、《材衣》（《缁衣》）、《性情》竹简图版。
“言”还是“音”？ 《文汇报》公布了两支《诗论》简，这里就第一支简略作释读和解释。在达园会议上，饶宗颐墨钉前属上文。墨钉下上博课题研究小组释读为：“孔子曰：诗亡（毋） （离）志，乐亡（毋） （离）情， 亡（毋）（离）言。”已有学者指出了一些释读问题。“ ”字，饶宗颐先生释读为“吝”，与“邻”通。更大的问题由裘锡圭先生最先指出， ，课题研究小组释读为“孔子”重文不妥，宜释读为“卜子”合文，卜子即卜商，也就是子夏。李学勤先生也认为从照片文字上看，释为“孔子”有误，应释为“卜子”。“ ”，下半部分磨灭不可辨，课题组释读为“言”，个人以为当是“音”，此句完整释文笔者以为当是：“卜子曰：诗亡（毋）吝志，乐亡（毋）吝情，文亡（毋）吝音。”
《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也。情发於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谓“诗亡（毋）吝志”其实也就是“诗言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言之特质是情感所发，情动于中而发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也。”嗟叹、永歌、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也就是乐，这也就是“乐亡（毋）吝情”。“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所以，最后一句当是“文亡（毋）吝音。”《诗大序》又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礼记·乐记》中也有几乎相同的这么一段话：“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子夏作《诗序》传《诗》，在汉代并无争议。《诗·小雅·常棣》正义引《郑志》答张逸说：“此《序》子夏所为，亲受圣人，足自明矣。”陆德明《经典释文·毛诗音义·关睢序》：“沈重云：‘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尽，毛更足成之。”陆玑《毛诗草木虫鱼鸟兽疏》卷下：“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
因此，笔者提出的简单结论是：“言”当释读为“音”，这段话或与子夏相关。
相信，关于这篇整理者定名的《孔子诗论》，关于上博简，我们将会有许许多多的话题。现在，我们翘首企盼着全部上博简的公布。
《诗》与儒家礼乐文明 儒家所谓的礼，本来是祭神的器物和仪式，后来推演为区别贵贱亲疏的行为规范和等级名分制度。夏有夏礼，商有商礼，周有周礼。周公损益商礼而制定的周礼孔子认为是完美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强调内心道德的仁，但为维护社会的秩序孔子常把外表仪文的礼规定为仁的内容，所谓“克己复礼为仁”，“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乐是儒家表现礼的一种手段，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儒家区别等级贵贱的各种礼仪场合，往往用乐来表示，孔子就曾对季氏僭越天子礼乐的“八佾舞于庭”表示愤慨，“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在儒家思想中，乐还被赋予一种道德的属性，孔子评论《韶》乐尽善尽美，评论《武》乐，“尽美矣，未尽善也。”
孔子梦想的西周礼乐盛世是周公开创的。周公是儒家尊崇的圣人先王。周成王幼年即位，周公全力辅政，三监之乱，周公引军东征。又亲自制礼作乐后归政成王，从而奠定了八百年周代兴盛的局面。所以，儒家认为周公是西周礼乐文明的开创者。
春秋末期，礼崩乐坏。西周的礼乐制度破坏殆尽，王官纷纷逃散各方。孔子试图回复西周礼乐文明盛世，办私学而有教无类，以《诗》、《书》、执礼为内容进行教学。其后儒家倡导社会礼乐文明不遗余力，提倡“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
《礼记·乐记》上说，乐是天地之和，礼是天地之序。因为天地的和谐，所以万物化生；因为天地秩序井然，所以万物相互有别，和谐共生。乐由天作，礼以地制，儒家因此以为必须明于天地，然后才能兴礼乐。“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欣喜欢爱，乐之官也。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庄敬恭顺，礼之制也。”
乐是儒家教育中十分重要的内容。《荀子·乐论》说，乐能使人快乐，是人情所一定不免有的，所以人不能无乐。乐就一定会发之于声音，形之于动静。声音动静反映了人之道，反应人的性情变化。所以“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礼记·乐记》认为，乐是心之动，声是乐之象，文采节奏是声之饰。人有“情”则必“乐之”，而人之情感多变不居，其所乐也有好恶。因此君子和小人所好之乐是有区别的：“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不同的乐可以表现民众不同的形态和品质，志微、焦杀之音作，说明民思忧；单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说明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说明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说明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说明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说明民淫乱。民所乐之乐可以多种多样，各种不同的乐是人民心声情感的反映。但只有德音才真正可以称得上是道人美好情感、高尚志向的乐。德音才合乎儒家乐教。
乐可以各种各样，古之圣人先王因为讨厌其乱，所以“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偲，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于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雅》、《颂》的声音、文辞无不美好但不流俗，可以感动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所以《诗》才真正合乎周公作乐的目的。
儒家的乐教配合于《诗》教。《诗》是德音和美文的完美结合。
《诗》和歌乐紧密联系。《墨子·公孟》：“诵《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郑风·子衿》毛传：“古者教以诗乐，诵之，弦之、歌之、舞之。”孔子对《诗》的音乐特性很重视，他自卫国返回鲁国，还曾亲自为《雅》、《颂》正音。
《诗》除了歌乐之外，它的文辞内容也很重要。早在春秋时代，赋《诗》便被广泛地引用于各种社交场合，不懂得赋《诗》，便会丢脸。所以不读《诗》，就无以言。孔子以《诗》为教材，“子所雅言，《诗》、《书》、执礼。”
《诗》的这种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结合，有利于道引人的情感志向，这也正是孔子开展《诗》教的意图。《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
《雅》、《颂》之制，其目的即在于道引人之“情”，所以《国语·周语下》说：“诗以道之，歌以咏之，……于是乎道之以中德，咏之以中音。”《礼记·乐记》：“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礼记·乐记》：“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然后发以声音，而文以琴瑟。”
《礼记·乐记》所纪录的魏文侯和子夏之间关于乐和音的一段对话十分重要，可以反映儒家对“音”和“乐”以及《诗》教的理解。
魏文侯说自己端庄地听古乐老感觉挺累，而听其郑、卫靡靡之音来不知疲倦。所以问子夏：“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在大谈了一通古乐与新乐的不同后说：只有德音才称得上是乐。而“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子夏例举了四种溺音：“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音，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子夏在这里所说的乐实际上已经是特定的儒家理想的乐，而不是普通各样的音乐了。所以子夏认为，先王制《雅》、《颂》，夫子弦歌《诗》、《颂》，正是儒家乐教，而《诗》也是真正的德音。
礼乐文明是孔子及其以后的儒家孜孜以求的目标，儒家文化之所以如此深刻久远地影响后世，关键即在于儒家倡导的礼制道德彬彬有序的社会，和尊重人的性情情感、张扬美好、陶冶情操和谐一体，而这正是文明的真谛。
结语 匆匆的，我们已经将出土文献的历史浏览一过。
文献是我们了解古典知识、领略古代文明的通道。而深藏在地下的出土文献，最真确地保持了它入土年代的风貌，因此尤可珍贵。
孔壁书出土直接导致了古文经学的兴起，今古文经的争斗最终结束了汉经学时代；并且，因为古文经的最终胜过今文经，中国传统学术基本确立了文字、训诂、校勘等文献考据学的技术和方法。整理研究汲冢书促使了史学对于经学的独立，中国史学最终成为一门独立而特别兴盛的学科；并且，深刻地影响到晋代乃至以后整个中国传统时代学术的结构性变化。
今天如此众多、如此丰盛的出土文献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我们已经提出了建立直接面对出土文献的简帛学；对于简帛反映的过去的历史和文化，李学勤先生、裘锡圭先生指出古代文明学或者说是古典学势必建立。
在这本小册子的最后，笔者也斗胆提出自己的浅见，以求教于敬爱的读者：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促使我们对文献的真伪、成书、传承、版本等诸多问题的思考不断深入，也因此不断改变着我们对古代历史、思想、文化的看法；所以，完全针对于文本的科学的文献学必将独立于史学、文学、哲学等传统人文学科，并且成为所有这些学科进步的最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