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原文唐•绝句•陆龟蒙
香径①长洲②尽棘丛,奢云艳雨只悲风。
吴王③事事堪亡国,未必西施④胜六宫⑤!
注释译文注释①香迳:指春秋时吴国馆娃宫美人采香处。故址在今苏州西南香山旁。
②长洲:即长洲苑,吴王游猎之处。在今苏州西南、太湖北。
③吴王:指吴王夫差。
④西施:越国美女,越王勾践把她送给吴王夫差,很受宠爱。
⑤六宫:古代帝王后妃居住的地方,共六宫。这里指后妃。译文当年(美人经过)的香径和长洲都已是荆棘横生的草丛,
奢靡浮艳的世事风气只剩下了悲哀的痕迹。
吴王夫差做的一切倒行逆施的事情都足以使国家灭亡,
不一定是西施艳贯后宫(使夫差无心于国事,最终导致吴国灭亡啊)!
诗词鉴赏《吴宫怀古》是一首七绝。前两句诗言穷奢极欲必然导致覆灭——吴国的馆娃宫和长洲苑,如今都是荆棘丛生;吴王宫中当日穷奢极欲、花天酒地的荒淫生活,现在只留下一股悲风在吹拂。意在说荒淫腐化生活是吴王亡国的根本原因。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怀古喻今,蕴含深远。
后两句与罗隐的诗句“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旨意相近。意思是,吴王夫差亡国是因为他做的每件事都埋下了亡国的祸根。是他无道,并非因为西施生得格外美丽,比六宫后妃更能蛊惑夫差而导致亡国。亡国的罪魁祸首是帝王,后妃仅推波助澜而已。这两句诗讲清了吴国亡国的因果关系,抨击了“女祸亡国”的论调。
看看苏州灵岩山这里的香径和长洲已荆棘丛生,诗人想起了吴王夫差荒淫无道,认为他一切倒行逆施都足以亡国,而根本不是因为被西施的美色迷误造成的。
这就否定了前代“女祸误国”的错误看法。在重男轻女的小农社会里,男人干下的一切坏事,只要跟女人能联系到一起,就把责任都推到女人身上。
晚唐人郑畋有一首《马嵬坡》说:“玄宗回马杨妃死,云雨难忘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在这个郑畋看来,唐玄宗同意处死杨贵妃,称得上是圣明天子,因为这样才没有像陈后主庞爱张丽华那样终于导致亡国。这样立论简直是没心肝!
作者简介陆龟蒙(?~公元881年)苏州人,是唐朝(公元618年~公元907年)的农学家,文学家,字鲁望,别号天随子、江湖散人、甫里先生,江苏吴江人,曾任湖州、苏州刺史幕僚,后隐居松江甫里,编著有《甫里先生文集》等。 他的小品文主要收在《笠泽丛书》中,现实针对性强,议论也颇精切,如《野庙碑》、《记稻鼠》等。
陆龟蒙的《耒耜经》是中国唐代末期记述江南地区农具的专著。陆龟蒙曾经亲自经营农业,留心农事,对当地农具种类、结构和耕作技术有较多了解。《耒耜经》就是在访问老农和实际观察的基础上写成的,收录在《甫里先生文集》第十九卷中。全篇600多字,所记农具有犁、爬(即耙)和碌碡等。
唐代曲辕犁使中国耕犁定型化,是中国农具史上一个里程碑。此外,爬、砺和碌碡等都是用于碎土、整地和清理杂草的农具,它们的出现和推广,也是唐代农具发展的重要标志。
举进士不中。曾为湖州、苏州从事。居松江甫里,有田数百亩,地低下,常苦水潦。经营茶园于顾渚山下,岁取租茶,自为品第。常携书籍、茶灶、笔床、钓具泛舟往来于太湖,自称江湖散人、天随子、甫里先生,后以高士召,不赴。去世后,唐昭宗于光化三年(900)追赠右补阙。陆龟蒙与皮日休为友,世称“皮陆”。著《笠泽丛书》4卷,有清雍正重刊元本。与皮日休唱和的《松陵集》10卷,有汲古阁本。宋叶茵合二书所载及遗篇为《甫里集》20卷,有《四部丛刊》影印黄丕烈校本。
陆龟蒙 字鲁望。长洲(今江苏吴县)人。生年不详;约唐中和元年(公元881年)卒。
陆龟蒙出身官僚世家,其父陆宾虞曾任御史之职。早年的陆龟蒙热衷于科举考试。他从小就精通《诗》、《书》、《仪礼》、《春秋》等儒家经典,特别是对《春秋》更有研究。在进土考试中,他以落榜告终。此后,陆龟蒙跟随湖州刺史张博游历,并成为张的助手。后来回到了故乡松江甫里(今江苏吴县东南甪直镇),过起了隐居生活,后人因此称他为“甫里先生”。在甫里,他有田数百亩,屋30楹,牛10头,帮工20多人。由于甫里地势低洼,经常遭受洪涝之害,陆龟蒙因此而常面临着饥谨之苦。在这种情况下,陆龟蒙亲自身扛畚箕,手执铁锸,带领帮工,抗洪救灾,保护庄稼免遭水害。他还亲自参加大田劳动,中耕锄草从不间断。平日稍有闲暇,便带着书籍、茶壶、文具、钓具等往来于江湖之上,当时人又称他为“江湖散人”、“天随子”。他也把自己比作古代隐士涪翁、渔父、江上丈人。在躬耕南亩、垂钓江湖的生活之余,他写下了许多诗、赋、杂著,并于唐乾符六年(公元879年)卧病期间自编《笠泽丛书》,其中便有许多反映农事活动和农民生活的田家诗,如“放牛歌”、“刈麦歌”、“获稻歌”、“蚕赋”、“渔具”、“茶具”等,而他在农学上的贡献,则主要体现在其小品、杂著之中。
隋、唐以后,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移向南方,使得长期以来“火耕水耨”的南方农业走上精耕细作的道路。其标志便是以“耕、耙、耖”为核心的耕作技术体系的形成。而总结这一体系的便首推陆龟蒙,他在《耒耜经》一文中写道:“耕而后有爬,渠疏之义也,散垡去芟者焉。 爬而后有礰礋焉,有磟碡焉。”他还根据自己对“象耕鸟耘”传说的理解,对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提出了“深耕疾耘”的原则。
在耕、耙、耖的技术体系中,耕是最重要的一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陆龟蒙对当时江东一带重要的水田耕作农具——犁的各部构造与功能作了记述和说明,写了《末铝经》一文。
耒耜本是两种原始的翻土农具,传说农业始祖神农氏“断木为耜,揉木为耒”,实际上最初的耒只是一尖头木棒,后来又在尖头木棒的下端安装了一个短棒,用于踏脚这便是耜。使用耒耜的方式,有一人的“力田”。二人的“耦耕”。三人或多人的“劦(协)田”。后来随着金属工具和兽力的使用,耒耜便进化为犁。初期的犁仅仅是将原来耒耜一推一拔,改为连续推拔。到秦汉时,犁已具备犁铧、犁壁、犁辕、犁梢、犁底、犁横等零部件,但多为直的长辕犁。回转不灵便,尤其不适合南方水田使用。唐代时长辕犁改进为曲辕犁,并在江东一带广泛使用。
根据《耒耜经》记载,江东曲辕犁为铁木结构,由犁铧、犁壁、犁底、压镵、策额、犁箭、犁辕、犁评、犁建、犁梢、犁盘等11个零部件组成。犁铧用以起土;犁壁用于翻土;犁底和压鑱用以固定犁头;策额保护犁壁;犁箭和犁评用以调节耕地深浅;犁梢控制宽窄;犁辕短而弯曲;犁盘可以转动。整个犁具有结构合理、使用轻便、回转灵活等特点,它的出现标志着传统的中国犁已基本定型。陆龟蒙还对各种零部件的形状、大小、尺寸也有详细记述,十分便于仿制流传。
《耒耜经》一共记载了4种农具,除江东犁以外,还有爬、礰礋和碌碡,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农具专著,也是第一篇谈论江南水田农业生产的专文。
陆龟蒙有钓鱼、饮茶、作诗的嗜好,他对各种渔具和茶具都有了解,并为之写诗歌咏。
养鱼之法世传有《陶朱公养鱼经》,而于取鱼之法却付诸阙如,实际上捕鱼远在养鱼之前,捕鱼之法和捕鱼之具必定更多。陆龟蒙据自己多年垂钓江湖的经验,做了《渔具十五首并序》及《和添渔具五篇》,对捕鱼之具和捕鱼之术作了全面的叙述。在《渔具十五首》“序”中,介绍了13类共19种渔具和两种渔法。19种渔具中有属于网罟之类的罛、罾、罺、罩等;有属于签之类的筒和车;还有梁、笱、箄、矠、叉、射、桹、神、沪、(竹字头加椮)、舴艋、笭箵。这些渔具主要是根据不同的制造材料和制造方法,以及不同的用途和用法来划分的。两种渔法即“或以术招之,或药而尽之”。凡此种种,正如他自己所说:“矢鱼之具,莫不穷极其趣。”陆龟蒙的好友皮日休对他的渔具诗十分赞赏,认为“凡有渔已来,术之与器,莫不尽于是也”。在《和添渔具五篇》中,陆龟蒙还以渔庵、钓矾、蓑衣、篛笠、背篷等为题,歌咏了与渔人息息相关的五种事物。总的说来是非常全面的。
渔具之外,陆龟蒙还有《和茶具十咏》,对茶具作了叙述。唐代的饮茶风气很盛,陆本人就是个茶嗜者,他在顾渚山下开辟了一处茶园,每年都要收取租茶,并区分为各种等级。顾渚山在浙江湖州,是个著名的产茶区。据《郡斋读书志·杂家类》载,茶圣陆羽著有《顾渚山记》2卷。当年陆氏与皎然、朱放等论茶,以顾渚为第一。陆羽和皎然都是当时的茶叶名家,分别著有《茶经》和《茶诀》。 陆龟蒙在此开设茶园。深受前辈的影响,他写过《茶书》一篇,是继《茶经》、《茶诀》之后又一本茶叶专著。可惜《茶诀》和《茶书》均已失传。唯有陆羽的《茶经》3卷传世。 尽管陆龟蒙的《茶书》已失传,然而他所作的《和茶具十咏》却保留了下来,“十咏”包括茶坞、茶人、茶笱、茶籝、茶舍、茶灶、茶焙、茶鼎、茶瓯、煮茶等10项,有的为《茶经》所不见,可与之对照研究。
作为农学家,陆龟蒙的贡献不仅在于农业器具方面,其他诸如植物保护、动物饲养等方面也多有建树。 他对柑桔害虫桔蠹的形态、习性及自然天敌作了仔细的观察,写了《蠹化》一文,尽管他的用意在于借物抒怀,然而此文却是一篇古代关于柑桔害虫生物防治的史料。陆龟蒙观察了凫(野鸭)和鹥(海鸥)对稻粮的危害。写有《禽暴》一文,提出了网捕和药杀的防治办法。陆龟蒙还强调了田鼠对水稻的危害性,写有《记稻鼠》一文,提到了驱赶和生物防治两种防治办法。在动物资源保护方面,他大声疾呼保护渔业资源,在《南泾渔父》一诗中说:“孜孜戒吾属,天物不可暴。大小参去留,候其孳养报。终朝获渔利,鱼亦未常耗。”竭力反对“药鱼”这种破坏渔业资源的做法,极力提倡“种鱼”,采收鱼卵,远运繁殖,借以保护渔业资源。
陆龟蒙作为一位文学家,其成就主要在诗歌和小品文方面;作为农学家,其影响则主要在农具方面,而农具方面的成就又突出地体现在对江东犁的总结。由于犁在农业中的地位,犁的进化史就是古代农业史,这就决定了陆龟蒙在中国农业史上的地位,以致于研究中国犁的学者,言必称颂陆龟蒙的《耒耜经》。
陆龟蒙生于官僚世家,却终身以农为业,虽以隐土自诩,却怀儒家之志,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每见于笔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他和皮日休一样“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更为可贵的是,他虽胸怀天下,饮誉文坛,却能将历来不为文人和士大夫所重视的农具,进行细致的研究总结,甘做小人之事,为中国古代农具发展史留下宝贵的文字记载。 这与他的性格是分不开的,他的自传《甫里先生传》和《江湖散人传》,对其生平和个性作了总结。他在《江湖散人传》中写道:“散人者,散诞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无羁限,为时之怪,民束于礼乐者外之,曰此散人也。”也许正是因为摆脱了儒家传统礼教的束缚,才使他成为中国农业史上著名的农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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