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包拯在担任开封府尹时，有一编民(即今有设户籍者)犯法，依律当杖脊(受杖刑，以木棍打脊背)。一位长期当差的属吏，摸透包公脾性，在收受贿赂后，就胸有成竹的对犯人说：“今见府尹，必付我责状(即撰写判决书)，你只要大声呼号自辩，我自然和你同分此罪，你挨打，我也挨打，至少减半。”
结果事情的发展，一如属吏的预测。包拯在审完犯人后，便付吏责状。犯人就按属吏事先传授的秘法，“分辨不C”。唱双簧的属吏，乃大声喝斥，说：“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以此激怒包拯。
一生“恶吏苛刻”的包拯果然上当，认为这个属吏“市权”(即卖弄权势)，怎不怒火中烧?下令“掉(即揪)吏于庭，杖之七十”。而且“特宽囚罪，止从杖坐”(即特别宽宥罪犯，只判惩治从犯的杖刑，少打了不少板子)，目的在“以抑吏势”。不料属吏这出自导自演的苦肉计，竟使罪犯免受应得的惩罚，同时也赚进了银两，荷包满满。可见“天性峭严”的包拯，还是难防“小人为奸”。即使他本人“关节不到”，无奈“上面有政策，下面有对策”，一样无法明镜高悬，勿枉勿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