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资料官员私生活一直是个备受关注的敏感问题，但由于对官员考核大多“唯政绩论英雄”，而对官员私生活却缺乏有效监督，以至一些官员流连于声色犬马，包养情人、二奶，甚至嫖娼狎妓等等。经调查发现，官员腐败60%以上跟包二奶有关系，被查处贪官中95%的人有情妇，即所谓“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无疑，官员生活腐化堕落，不但会带坏整个社会风气，也会严重损害政府在民众中的威信。如何对官员私生活进行监督，虽然有的地方出台了一些规定，但这些规定因没有强制性和可执行性而流于形式，缺乏真正的威慑力，根本于事无补。[1]
基本简介官员私生活已经被纳入反腐视线，再次体现了党中央的反腐决心。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专家也认为，领导干部作为党和政府的形象代言人，生活腐化不仅败坏了自身的形象，也损害政府在百姓中的威信。对官员私生活进行监督，无论是从现实情况还是就公共治理的角度来说，都应是反腐斗争的重要内容。[1]
各国情况当然，官员作为公权人物，也并非所有私人信息都要公开，但至少应将个人隐私中涉及形象的事情予以公开，比如个人婚姻、财产状况、配偶和子女就业情况、主要社会关系等纳入组织和群众监督的视野，以求廉洁自律。在美国在美国，官员的私生活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无所不在的监督，对官员的行为形成巨大制约。在以色列在以色列，为提高官员道德水准，加强公务透明度，民间成立了监督政府的“第三只眼”组织，专门曝光官员不法行为，致力于提高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廉政水平。在韩国在韩国，官员的学历、财产、家庭成员、社会关系等方面，皆容不得有半点瑕疵，而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一旦官员触犯“红线”，后果相当严重。[1]
掌握私生活然而，要真正掌握官员私生活，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事实上，对于敢闯“红灯”的“老实”官员来说，因私生活容易暴露，所以会得到及时惩处。但有些官员深谙“狡兔三窟”的道理，私生活较为隐蔽，一见“红灯”便会“绕道而行”，以逃脱各种监督，给侦破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像去年落马的原贵州省政协主席黄谣就属此类，他也擅长怜香惜玉，但不叫情人、二奶，而叫“干女儿”。要不是他东窗事发，群众还会信为以真而被蒙在鼓里呢。对这种贪官，有关部门要掌握其私生活规律，因人设计，对症下药，顺藤摸瓜，直至把“狐狸的尾巴”揪住绳之以法为止。[1]
实效因此，把官员私生活纳入反腐视线是否取得实效，关键是要强化执行力。也就是说，在给官员私生活亮“红灯”的同时，还必须严防官员“绕道走”的现象。这就要求在通过立法和完善具有可执行力的责任追究机制等途径的同时，要对手法“高明”的官员多长一个心眼，扩大公众监督权限，堵死“路口”，让官员私生活无处可“绕”而置于媒体和公众的监督之下，加大惩治力度，并根据情节轻重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官员在私生活上的放纵才会有所收敛，反腐败斗争才会取得成效。[1]
中央反腐介入官员“私生活”浙江省委原常委、省纪委原书记王华元前不久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此前，中央纪委对王华元进行了立案调查。经查，王华元违反规定，收受巨额礼金礼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属收受巨额钱款；多次到境外赌博；生活腐化。
“落马”的官员中，大都像王华元一样，均有一项“生活腐化”的指控，这被视为领导干部的生活细节已被纳入整个反腐体系。
从实际情况来看，有些官员生活腐化并非什么“秘密”。在我国民间，就有这么一句流传非常广的顺口溜——“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领导干部作为党和政府的“形象代言人”，生活腐化不仅败坏了自身的形象，也损害政府在百姓中的威信。对官员“私生活”进行监督，无论是从现实情况还是就公共治理的角度来说，都应是反腐斗争的重要内容。生活腐化成贪官催化剂在新中国建国以来，“生活作风”问题一直是领导干部的“高压线”。然而，近年来由于对官员考核大多“唯政绩论英雄”，而对官员“私生活”却缺乏有效监督，以至一些官员流连于声色犬马，包养情人、“二奶”，甚至嫖娼狎妓……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我国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官员“私生活”已经再次被中央纳入整个反腐体系。而事实上，在近年“落马”的一系列官员中，被指控“生活腐化”的不在少数——
2006年6月11日，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因生活腐化堕落被免去职务。2009年1月21日，刘志华终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是我国新时期反腐败第一个因生活腐化获罪的高官。
这样生活腐化的贪官，前后还可列出一大串名单，比如成克杰、陈良宇、李嘉廷、王宝森、胡长清、孙善武、杜世成、庞家钰、陈绍基、许宗衡，还有李真、慕绥新、马向东以及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海军原副司令员王守业、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贾永祥和副院长梁福全、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重庆市委宣传部原部长张宗海、天津市原政协主席宋平顺，等等。
据报道，现行婚姻法修改起草专家小组主要负责人巫昌祯教授调查发现，官员腐败60%以上跟包二奶有关系，被查处贪官中95%的人有“情妇”。
2007年6月23日，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锡荣在重庆市党风廉政建设形势报告会上也透露：“去年全国查处的省部级官员中，有7人移交司法机关，其中6人有生活作风问题。”他称，要预防官员“后院起火”，这也是值得重视的反腐阵地。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官员作为公权人物，如果生活腐化堕落，不但会带坏整个社会风气，也会严重损害政府在民众中的威信。同时，也会不可避免地诱发官员其他犯罪行为的发生。
“整个社会道德价值观念如何、人生取向怎样，官员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是个风向标”，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官员作为公权人物，其私生活与普通人不同，由于他们的言行具有社会示范效应，所以同样的生活腐化，其产生的危害也远较后者为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生活腐化常常与工作腐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工作腐化常常伴有生活腐化，而生活腐化既可能催化工作腐化，也可能是工作腐化的一个表现。”
“就官员的实际收入来看，如果他们一旦生活腐化，想要支付巨大的个人开销，那就只有寻找权力出租，由此也诱发了其他犯罪行为的发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指出，“可以说，目前绝大部分贪官的产生，生活腐化是重要的催化剂。”
2007年1月初，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强调，在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八个方面良好风气。其中有一个是，“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讲操守，重品行，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
“这八个方面，与官员经济生活密切相关，把最有可能滋生腐败的主要方面已基本涵盖。”李成言分析，“这充分说明，中央已经将官员的生活细节纳入反腐视线。”
在此背景下，中央以申报官员个人情况的方式，强力介入官员“私生活”。2007年春节，副处级以上官员都要接受婚姻及家庭涉外情况普查，涉及官员本人、子女、配偶等三个层面的内容。
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的公务员处分条例，也在多方面涉及到公务员的“私生活”——包养情人的，给予从警告至撤职或开除处分。另外，拒不承担赡养、抚养、扶养义务，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严重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等，均在处分之列。
此后一段时间，不少地方也相继出台相关条例，目标也纷纷瞄准了官员的“私生活”。但遗憾的是，这些措施没达到抑制官员“私生活”腐败蔓延的预期效果。[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