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帝朱由菘（公元？－1646年），明神宗朱翊钧孙。崇祯帝堂弟。崇祯帝在北京自杀后，他在南京被拥立为帝。在位2年，水战中被叛将缚送清军后被杀，葬处不明。
朱由菘，福王朱常洵长子。公元1641年李自成攻破洛阳杀朱常洵时，他逃脱而流落江淮。公元1643年袭封福王。清兵入关后，逃至淮安（今江苏省淮安县）。公元1644年5月，由凤阳总督马士英和总兵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等人在南京拥立为监国，壬寅日称帝，改年号为弘光，建立了南明第一个政权。
朱由菘称帝后，与农民军为敌，幻想和清军议和。他大难当头却又昏庸腐朽，不理朝政，只顾沉湎酒色，强征民女入宫，将大权委于马士英、阮大铖等佞臣宦官，排斥以史可法为首的东林党人。
朱由菘为什么要排斥东林党人？这里面有一个小插曲。原来朱由菘的父亲，福王朱常洵是万历时期“国本之争”的失败者，当时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更是将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视若掌上明珠，加上郑贵妃整天在万历皇帝枕边吹风，万历皇帝早就有废长立幼的想法。万历皇帝先是封了郑氏为贵妃，而长子的母亲却还是妃子，这是不合古制的，其次是在朱常洛长大后迟迟不让他上学，然后又想出了三王并封的主意，将众皇子都封为王以降低长子的地位，被大臣们（主要是东林党人）所阻而没有得逞。之后在立太子的问题上，双方争夺激烈，东林党人根据封建宗法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坚决反对立朱常洵为太子，拖延了10余年，至公元1600年长子朱常洛才被万历皇帝立为太子，而朱常洵最终被出封洛阳为福王，这个福王最后在洛阳被李自成所杀。所以作为福王朱常洵儿子的朱由菘，对东林党人从心理上就没有什么好感。自然而然地就偏向于东林党人的对头——阉党。
由于弘光帝在其内部的党争中偏向马士英、阮大铖等佞臣宦官，对外又不作防御清军的准备，这直接导致了弘光帝的失败。
公元1645年，风雨飘摇的弘光小朝廷内，又闹起了所谓的“三疑案”，即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首先是大悲案。大悲是个和尚，俗家姓朱，潞王信佛，曾和他认做本家。由于东林党人曾想立潞王为帝，所以弘光帝对潞王一直严加防范，生怕他夺了自己的帝位。此时大悲和尚来到南京，弘光帝怀疑他是来为潞王刺探情报，便将他下狱，定成死罪。其次是太子案，有一个自称是崇祯太子朱慈粮的年轻人，从北方来到南京，弘光帝又怕自己的宝座被他夺去，匆匆定他是假太子，投入狱中。最后是童妃案，当年李自成攻下洛阳时，时为福王世子的朱由菘扒城逃脱，在开封与周王府宫女童氏私定终身，而今童妃千里寻夫到南京，他却坚不承认，将他投入狱中折磨而死。
这三案闹成满城风雨，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尤其是太子案，加速了弘光政权的灭亡。当时镇守南京上游的左良玉，早年是东林党人侯恂一手提拔起来的，跟东林党人关系很好，与马、阮等阉党和弘光帝相互猜疑，太子案为他提供了一个借口，于是他便以清君侧的名义浮江东下，与此同时，清朝豫亲王多铎率领的清军在进占西安，击败李自成农民军之后，正以狂风暴雨之势，横扫中原，直扑江北，进抵淮河一线。此时的弘光帝与马士英等人，却命令江北防线的明军回师攻打左良玉，以致江北防线大开，不战自乱。
公元1645年5月，清朝豫亲王多铎率清军血洗扬州后渡江直扑南京。警报传来，朱由菘还在饮酒作乐。他慌忙收拾行装，于10日深夜携带爱妃，暗暗从通济门出走，弃城逃至芜湖黄得功军中。第二天，清军追到，朱由菘与爱妃避入黄得功船中。两军展开了水战，黄得功被冷箭射死，部将田维乘机反叛，捆绑了朱由菘及其爱妃，送与清军邀功。5月25日被押回南京。9月，被押送到北京。第二年，被杀于北京宣武门外的柴市。
朱由菘又史称弘光帝，也称福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