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曾经帮助奥巴马赢得美国大选的微博，也开始出现在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浙江64岁的全国政协委员何水法一夜之间拥有了上万名微博粉丝，政协委员冯军微博中几个字留言就引来100多条评论。[1]
特点“围脖”代表委员们争相戴“围脖”，套用微博推广商的一句广告语：这年头参加两会不戴个围脖，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无论是媒体专家还是代表委员，都对两会的微博热和代表委员的微博问政充满期待，盛赞微博问政“进一步拉近了两会与网民的距离”、“是民主政治信息化表达的一种创新”。[2]亮点一：“网络问政”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要更加关注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创新联系群众方式，支持鼓励网络问政。 ”在2010年的安徽省“两会”上，“网络问政”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在省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二次大会上，委员大会发言建议多渠道开通网络问政平台，各地政府要迅速成立反馈机制，作为安徽新闻门户网站中安在线“网上问政”栏目要向更深更广层次延伸。 “网络问政”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两会”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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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网络民意”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亮点二： “围脖”问政现身中国政治舞台曾经帮助奥巴马赢得美国大选的微博，也开始出现在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在拥有３．８４亿网民的中国，新兴的微博又被戏称为“围脖”。当下各地陆续召开的两会上，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也已经意识到“围脖”的问政潜力。
重庆：人大代表网"晒"建议 把网友声音带进"两会"。亮点三：“草根网民代表”参政议政从在论坛上收集民意，向政府建言，到被增补为岳阳县政协委员参加政协第十一届第三次会议并递交提案，网友“错爱的我”在新年里完成了从一个“草根网民代表”向县政协委员的转变。
这是湖南首次从网民中“特招”政协委员，不但在湖南开创先例，也是继河南洛阳之后，中国公民以网友身份参政议政的又一突破。
评论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微博问政热”，很多人一直持怀疑态度，总觉得其中充满炒作、吹捧和包装出来的虚热成分，充斥着微博推广商的夸大其词和媒体对新生事物的过度追捧。当年博客刚刚出现的时候，“博客问政”也曾有过这样的风光，也曾掀起过一场“博客问政热”，代表委员纷纷赶在两会时开通个人博客，通过博客收集意见和征集议案提案，与网民保持沟通。可这种“博客问政”的热度保持了多久呢？有几个代表委员保持了更新博客的习惯，又有几个人真正把博客当做与民众进行沟通的工具—跟不少地方政府的网站一样，多数代表委员的博客在开完两会后就进入睡眠状态了，来年再开会时用户名和密码早忘得精光。
博客才兴盛了几年，“博客问政热”迅速过时了，代表委员不上论坛了，不玩博客了，都纷纷去追捧微博时尚了——可微博跟博客有多大的区别呢？“微博问政”比“博客问政”先进多少、有多大的创新呢？微博推广商和媒体进行了许多阐释，可我觉得那些都仅仅只是形式，实质上并没有多少区别。代表委员通过微博征集民意与以前的博客并没有什么不同，都得通过发帖和留言进行沟通。比如浙江那位何水法委员在微博上就自己的提案征集意见，就跟以往的“博客问政”没有任何区别。
当年的“博客问政热”一窝蜂地来，又一窝蜂地去了。如今仅仅换了个名头的所谓“微博问政热”，也仅仅是虚热和泡沫罢了，如果缺乏一种代表与民众沟通的基础秩序和基本制度，也难免“一窝蜂来一窝蜂去”的命运，两会过后只留下一堆睡眠的微博账户。
网络技术迅猛发展，尤其是在沟通模式和传播科技上的发展，对推进代议民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扩展了政府听取民意的途径和渠道——借助这些新技术和新工具，代表委员能够听到更广泛和更真实的民意。但我一直以为，技术毕竟只是技术，它只能起辅助性的工具作用。无论什么时候，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听取民意都不能放弃那些最传统、最原始的方法，就是深入到真实社会中进行调查和研究，深入基层获得第一手资料，通过与民众的直接接触掌握民意。技术再先进，只能作为这种调查研究的补充；博客、微博之类的网络问政再能拉近距离，也比不上实地调研与民众面对面的距离近。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说：“微博可以产生‘核裂变’效应，形成信息的高速大范围传播，它可以让每个人都发挥过去只有媒体才能发挥的作用。”
“奥巴马当选总统，微博功不可没。在中国，政治人士也完全可以借助微博的力量与民众沟通，”他说。
不过，几位浙江省政协委员微博的回复，加起来也不过千条，相较于中国巨大的网民群体，还很微不足道。
在这方面，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的尝试引起了较大反响。他的“微博云南”在2009年11月开启之后短短一个月就吸引了超过6万名“粉丝”。
“微博云南”一度被认为是获取官方信息的官方渠道，引起媒体高度关注。“开微博就是为了与网民平等、坦诚地进行交流。可是，在这么多人的关注下，很难把工作角色和个人角色分开，有时候也就不能畅所欲言，”伍皓在今年1月关闭这个微博时说。
“很多人都认为我开设这个微博是作秀，给自己增加‘往上爬’的筹码，我关闭这个微博，主要也是为了避这个嫌。”伍皓说。
喻国明就此指出，目前来看，微博在中国政治舞台的应用，还需要典型的成功案例来打开局面。
事件近日一条有关国务院参事任玉岭的新闻让人受触动，任玉岭通过自己的调查对当下中国五大教育不公问题进行了批评——这些问题并不算新鲜，触动我的是任参事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负责态度，每个判断都建立在诸如“我在河南调研时发现”的基础上。比如他批评“教育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就举了在湖南某地调研时的一个例子：在中央明确要求为公检法每人增4万元办公费的情况下，由于当地是“吃饭财政”，通过把教育和农业的财政支出降下来解决政策要求。正是“缩减教育支出为公检法人均增4万经费”的实地调研让人们对“穷教育”有了新的理解。
任玉岭当过两届政协委员，以敢放炮而成明星委员。不过他从来不乱放炮，而是把自己的判断建立在严谨的分析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比如某年两会上他那枚“我国行政管理费用25年增长87倍”、“26个人中就有一个官”的重磅炮弹，就是通过深入实际、广泛搜集资料而提出的，从而使自己的提案更有说服力和影响力。这样高质量的提案和有价值的批评，仅仅依靠博客和微博是绝写不出来的。靠电脑键盘功夫和电脑前的拍脑袋，浮躁地追逐诸种时尚，而不深入实际听取民意，只能提出类似“给老婆发工资”、“给企业家评职称”、“全面取消网吧”之类雷人建议。
惰性?博客问政也罢，微博议政也罢，本只是扩展交流渠道的一种辅助方式，可如今却助长了一些代表委员的惰性，过分依赖这些沟通方式，而不去深入基层和实际了。两会快到了，赶快开个微博什么的，营造出一种与民众畅通交流、充分听取民意的幻象；平时从不做调查研究，快开会交议案提案了，赶快上网搜集“民意”拼凑出个议案提案。这样的“键盘代表委员”，怎么可能提出有质量的议案提案，又怎么可能像任玉岭那样说“我在湖南调研时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