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海洋生物专家张玺（1897—— 1967） 字尔玉，河北省平乡东田固人，出身于农耕家庭，自幼在家乡读书，成绩突出。
张玺教授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三届代表，他曾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青岛市主委，国家科委海洋组成员，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理事长兼学报编委、中国动物学会常务理事兼学报编委、国家科委海洋组成员、太平洋西部渔业研究委员会中国专家、青岛市政协副主席、山东省政协常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
张玺出生于一个农耕家庭，他1921年以优异成绩被保送赴法国学习。1927年获里昂大学理学院硕士学位，随后在瓦内（C.Vaney）教授指导下专攻软体动物后鳃类的研究，1931年以《普娄旺萨沿岸后鳃类研究》的优秀论文获法国国家博士。1932年回国，受聘国立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海洋学与动物学研究，并在北平中法大学生物系任教。
1935年至1936年北平研究院与青岛市政府联合组成“胶州湾海产动物采集团”，张玺任团长，对胶州湾及其附近的海洋环境及各类动物进行了艰苦的调查，取得了大量的资料，发表了各类动物研究论文。他的这些研究成果为研究胶州湾动物的资源变化和环境污染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动物研究所随北平研究院迁往云南昆明，张玺曾任动物研究所所长并兼云南建设厅水产研究所所长。他对陆地、淡水动物进行研究，对滇池、洱海的渔业进行调查，同时对青鱼人工孵化做了研究。通过多年的调查和测量等研究发表了“云南昆明湖的形质及其动物研究”的论文，他的这些研究对动物学及湖沼学提供了重要的科学研究参考资料。
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复员北平，仍旧在西郊动物园建置。张玺教授经过八年抗战丢下的海洋动物研究遂又开始继续。两次派研究人员到青岛和烟台采集各类海产动物标本，发表了数篇在云南搜集的动物的论文。
解放后张玺教授以积极认真的态度投入中国科学院的机构调整中，他和童第周、曾呈奎等一起筹备建立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海洋生物研究室，（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前身）。当时张玺任研究室副主任，这个研究室逐步扩大为海洋生物研究所，以后发展为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曾任海洋研究所副所长。
1958年，张玺教授与邱秉经创建了海洋研究所南海海洋分所，他积极想办法从全国聘任兼职研究员指导青年研究人员的工作，并亲自率领人员到广东、广西进行珍珠贝的调查，在他的大力支持下，为南海海洋研究所培养了一批科研骨干，发展了养殖业。
张玺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建立了贝类研究组，领导开展了我国淡水与陆生贝类的研究，指导了钉螺的分类调查，并发表了洞庭湖和鄱阳湖双壳类软体动物的论文。
1957－1960年他任“中苏海南岛动物考查团”中方团长，对海南岛进行了春夏季和秋冬季的两次大规模的调查，取得了丰富的各类动物标本，为我国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并发展了我国潮间带生态学的调查研究，进一步推动了我国海洋动物学的发展。
张玺在做研究工作的同时，曾在中法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云南大学等高等学府任教，先后讲过海洋学、海洋生物学、动物学、组织学、胚胎学、比较解剖学和贝类学等课程，编写过大量的讲义和实验材料，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贝类学纲要》，是我国第一部软体动物著作。他的这些教学活动为我国培养了海洋学、动物学以及水产养殖方面的人才，在他的精心指导和培养下，一批研究生和青年科学工作者现在都已成为学术带头人，被赞誉“桃李满天下”。
张玺教授终生致力于我国的科学事业，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35年里，勤勤恳恳，精心研究，共发表论文100余篇，专著8部。为我国的科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青岛百花苑置有他的雕像。
【2】革命家张玺(1912-1959) 张玺同志，原名王常珍，河北省平乡县东田村人，生于１９１２年２月１日。１９３１年春，他在邢台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先后担任团支部书记、团总支书记，主要从事学运工作。“九·一八”事变后，邢台地区人民抗日的呼声高涨，张玺同志和团总支组织发动了两次宣传抗日救亡、收复东北失地的学潮，并取得了胜利。
１９３２年秋，张玺同志因叛徒出卖，在邢台被捕。不久，被押解到“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坐牢四年多。入狱后，他经受了敌人劝降、酷刑等考验；敌人还放出风声，家里可来人规劝，他家闻讯来人劝说过两次，张玺同志毫不动摇。在狱中党支部领导下，他坚决勇敢地长期地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省政策”和反对监狱当局克扣口粮、争取下镣、要求保释病人等斗争。在斗争中，有些同志提出越狱暴动，党支部和殷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同志，考虑到越狱是不现实的，搞不好会造成无谓牺牲，主张“反省分院”斗争的最高形式应是绝食。张玺同志也是这种意见，并在青年同志中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工作。于是，党支部于１９３４年１２月发动了一次为期七昼夜的绝食斗争。这次斗争，准备最充分，参加人数最多，搞得最成功，迫使敌人基本上答应了同志们提出的条件。
１９３５年春，国民党宪兵三团的三个特务，一个冒充法官，两个冒充犯人，打入“反省分院”，摸到狱中党组织的一些情况，决定将包括张玺同志在内的十二位狱中斗争的组织领导者和骨干处死。面对死亡，张玺同志和他的战友义无返顾，决心就义。时逢“何梅协定”签定，确定华北五省自治，国民党的势力退出北平，宪兵三团仓皇南撤，这１２位同志始幸免于难。
张玺同志在狱中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得到了狱中同志的爱戴，送了他一个亲切的绰号――“小骆驼”，意指他像骆驼一样，身负重托，任劳任怨，一步一个脚印地行进在沙漠里。他憎敌人，对敌人的肉体和精神折磨有很强的忍耐力；爱同志，对难友热心帮助，有说服力；酷读书，对革命理论有极强的吸收力和消化力。因而，他于１９３４年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并担任过狱中团支部书记。
１９３６年秋，张玺同志出狱后，北方局派他到直鲁豫特委先后任宣传部长、书记，从事地下工作。此时，这一地区的党组织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党的活动基本停止。张玺同志不顾情况险恶，四处奔询，设法与特委的同志接上头，传达了上级党的指示，部署了工作。尔后，又到安阳找见刚越狱返乡的王维刚同志，商量了豫北党组织的恢复问题；到大名、清丰找到晁哲甫等同志，传达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经过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时，他还找到隐蔽起来的大部分党员干部，给他们接上了关系；考察被捕的党员干部，恢复了没有问题同志的党籍，遂使这一地区的党组织大都得到恢复，为抗日战争从组织上、干部上作了准备。
从１９３７年夏到１９４８年春，张玺同志继续生活战斗在冀鲁豫大平原。他不仅是鲁西、湖西和冀鲁豫未合并前的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且是合并后的冀鲁豫边区的主要领导之一。他为建立、建设和发展冀鲁豫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
“七·七”事变后，张玺同志先后任直鲁豫特委书记、冀豫地委书记、太南区党委书记。根据党中央、北方局的方针指示，他利用冀鲁豫地区尚无日军的有利时机，抓紧进行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亲手建立了磁县抗日民主政府，具体指导组建了以彭城镇磁厂工人为主的河北民军第十三支队和以六河沟煤矿工人为主的抗日第四支队。随之，所属各县的党、政、群团等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在全区各阶层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高潮。
１９４０年４月，张玺同志调回冀鲁豫，任区党委副书记；不久，任书记。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４３年上半年，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处于最困难的岁月。日寇对这块根据地曾于１９４０年６月１０日（农历５月５日）、１９４１年４月１２日，先后进行了“五·五”和“四·一二”两次大扫荡。头一次，一个完整的地区被分割成许多小块，最大的一块就剩下内黄南部、清丰西部、濮阳西北部、滑县东北部、卫河东部的沙区中心区。第二次，日寇以杀光、烧光、抢光的极其残忍的手段，妄图彻底摧毁沙区，将我挤走。张玺同志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等同志认真总结了两次反扫荡的经验教训，动员党、政、军、群团等，分别抓了我正规军的扩大和区、县武装的整顿，以及民兵的发展，使全区保持了一支机动灵活的打击敌人的武装力量；着重抓了善后工作，发放救济粮款和其他物资，帮助群众重建家园；并对乘机骚扰之土匪、反动会道门给予打击和镇压，稳定了社会秩序。边区人民硬是在敌人图谋毁灭的这块土地上，坚持下来了。
１９４１年７月，冀鲁豫与鲁西区党委合并，仍称冀鲁豫边区，张玺同志任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他与区党委书记张霖之同志配合得很好。１９４２年１０月，张玺同志任冀鲁豫区党委宣传部长，他非常尊重区党委书记黄敬同志，说黄敬同志到冀鲁豫起了关键性的作用。１９４３年１１月，冀鲁豫中央分局成立，张玺同志任秘书长。１９４４年５月，张玺同志兼任分局党校秘书长，具体负责整风。同年６月，分局抽调冀鲁豫、冀南两个区党委所属地方县以上、部队连以上干部１０００余人，集中进行了近一年的整风学习，从而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最大努力。
１９４５年８月，冀鲁豫区党委划归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同年１１月，张玺同志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１９４６年６月，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冀鲁豫地处平汉、陇海、津浦三大铁路干线之间，是御敌北犯的南大门，是刘邓大军作战的主战场。１９４６年８月，陇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国民党以１４个师、３０余万人的兵力压向冀鲁豫所属黄河南岸地区。刘伯承同志严肃批评区党委工作不扎实，缺乏战争准备。张玺同志从思想上接受了这一批评，深感自己对局势发展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对干部群众在撤退中所受损失负有责任，决心挽回局面。同年９月中旬，张玺同志建议并经讨论决定，区党委、军区组成两套班子，一套插入黄河以南敌占区，领导对敌斗争；一套留在黄河以北地区，抓土改和支前等工作。会上，张玺同志果断地提出：“在紧要关头，干部的行动就是方向，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插入敌后”。会后，张玺等同志率独立旅，同分区组成的游击集团，区县组成的武工队，分批插回黄河南岸地区，通过发动群众反地主倒算、保土改果实、镇压还乡团、控制地主、堵塞敌人耳目等斗争形式，坚持农村阵地，站住了脚。在此期间，黄河南岸地区出现了敌我双方反复大拉锯的局面。我刘邓大军抓准战机歼敌一部后，撤出休整；敌人便到处追寻我主力作战，黄河南岸时而收复，时而沦陷。为指导全局斗争，张玺同志始终亲临第一线，从事调查研究，向区县干部和群众了解具体情况，及时总结典型经验，适时提出：要在较长的时间内，坚持自力更生的游击战，抓紧壮大武装拳头，巩固农村阵地。对野战军要依靠而不依赖，大军来了就配合大军作战，大军休整就独立坚持。要以战争保护群众利益，群众就会支持战争。游击战就是要在游击中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只有如此，才能处于主动地位，等等。这些基本经验的贯彻落实，使游击战争广泛而又深入地开展起来。经过９个月的斗争，在３９个县中有３０个县坚持下来，控制了７０％以上的农村阵地，直接为我军转入战略反攻准备了战场，创造了条件。刘伯承同志说：你们工作得很好，冀鲁豫人民对敌斗争很得力。
１９４８年４月，张玺同志调豫西区党委任第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１９４９年１月，河南全境解放；６月，张玺同志任省委书记。他紧紧依靠省委的团结，靠干部队伍的整齐，领导全省人民彻底完成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城市民主改革，胜利开展了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运动。此时，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每年用不少于４个月的时间深入基层，摸到切实可行的典型经验，指导全省工作，已成了张玺同志的自觉行动。在土改中，他曾几次同省委研究室的同志到黄泛区２０几个县进行调查，摸清泛区特点，制定了不同于一般地区的泛区土改方案。其精神是尊重劳动，调整土地，鼓励周围农民乃至土改后的地主、富农到泛区定居，开荒种地。这极大地鼓舞了当地和外地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泛区的开发和建设。
正当土改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张玺同志已开始考虑经济恢复问题。为促进土改后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的发展，他曾到许昌地区郏县李口乡考察了２０天；为促进供销和信贷社的发展，他到洛阳平乐乡考察了１０天左右；为促进城市工业、交通事业的发展，他两次到郑州就民主改革问题考察了约半个月。通过这些调查，他充分肯定了互助组、供销社、信贷社对于促进生产的优越性，指出了要保护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强调了工人在民主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尔后，将调查报告逐一提交省委，充分酝酿讨论，分别形成决议，贯彻下去。于是，使互助组在土改后的地区普遍发展起来；使各级供销、信贷社很快配齐干部，开展了业务；使工人参加了管理，促进了生产。在调查中，张玺同志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城乡经济梗阻，工业品下不了乡，农产品进不了城。为解决这个问题，他无论亲自下去调查，还是请人上来开座谈会，都同大家探讨，同省委研究，责成省政府组织了大规模、多层次、跨省市的物资交流会、骡马大会、庙会、土特产会，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疏通了城乡渠道，活跃了市场，繁荣了经济。在短短３年中，张玺同志领导河南全省人民圆满完成了民主改革的各项任务，顺利恢复发展了经济，使工农业生产达到或超过战前最高水平，人民生活得到不断改善。
张玺同志的出色工作，得到了中南局的高度赞扬，说他“进入新区充任河南省委书记以来，团结了全省党的同志，树立了以省委为核心的统一领导，坚决执行了中央和上级党的一切指示和决定，解决了从战争到建设一系列的实际工作问题，培养和输送出大批干部，工作方面有很大成绩”，“对党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其中有一些是带有示范性的经验。”“他个人的思想、品德和作风是模范式的”，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和河南人民的爱戴。人们誉这几年是解放后河南工作最好的时期之一。
１９５２年底，张玺同志调国家计划委员会，先后任专职委员、副主任、党组副书记。１９５６年９月，当选为党的八大中央候补委员。当他得知调国家计委工作时，便意识到这是工作上的一次大转变，深知自己对全国经济情况生疏，业务知识缺乏。到国家计委后，他恳切地向组织上提出，给一段熟悉业务的时间。为此，他把读书定为任务，每天业余坚持自学，完不成计划就不休息，硬是学完了《政治经济学》、有关制定经济计划的著作及经济理论；他让秘书把全国的基本经济数字汇集成册，逐一默记，熟悉到了有问即答的程度；每次开会研究工作，他总是认真听，仔细记，下班回到家还要核对笔记，将听到的东西加以消化；他还请几位高级工程师给他“开小灶”，上技术业务课，即使有一个问题弄不明白，他也不肯罢休。这使他计划经济的理性知识迅速增长。与此同时，他曾赴沈阳、抚顺、本溪、鞍山、吉林和哈尔滨，还到天津、塘沽、开滦，对一些工矿企业进行参观学习。他坚持白天看，晚上谈，看一个单位，谈一个单位。这又增加了他工业管理的感性知识。只用一年多时间，他就肩负起协助李富春同志抓国家计委全面工作的重担。他具体组织计委的同志会同国务院各部、委，研究编制了１９５４年到１９５７年的４个年度计划。在周总理、陈云同志亲自主持下，组织编制并提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作为政府经济代表团副团长，于１９５６年夏同苏联政府就我国“二·五”计划期间的援建项目进行了谈判。张玺同志从苏联回国后，周总理正在亲自修定“二·五”计划的建议，他立即投入这项工作。周总理指示：“一·五”计划的实现，使各方面的基数增大，“二·五”建议的增长指数更应留有余地，要稳妥，特别是农业，主要还是靠天吃饭，指标定得不可过高，要以平收年为基数。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张玺同志同其他分管副主任及各专业局，又把“二·五建议”调整了一遍，将周总理的意图全部体现在了“二·五建议”的各项具体指标中。“二·五”计划的建议是既积极、又稳妥，符合我国国情的一个好建议。可惜，这个建议由于后来“大跃进”的掀起而夭折了。
张玺同志在协助李富春同志工作期间，对全面工作安排得仔细周到，对各方面关系处理得稳妥协调，主动挑起日常工作的重担，使富春同志集中更多时间和精力考虑重大问题，得到富春同志的赞许。
张玺同志重于工作，淡于生活，就连国家规定范围之内的、他应当得到的待遇，有时也不肯接受。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按规定通知国家计委，给张玺同志配一部吉姆牌轿车，他谢绝了，说：我已有车坐，还换新的干什么？国家计委有关领导同志考虑到张玺同志常失眠，人口多，让行政处给他买了一栋院落较大的房子，多次劝他搬家，他硬是不搬。这两件事只好作罢。张玺同志的带头作用，使国家计委机关保持发扬了党的艰苦朴素的作风。
张玺同志于１９５６年４月患鼻咽癌，鼻孔堵塞、低烧不退等症状时常发生，可是他照常从事着繁重的工作，赴苏进行紧张的谈判；回国后协助周总理修订“二·五”建议，通宵达旦地连续工作了好多天；还参加了党的“八大”。直到这年１１月底，他才在同志们的再三催促下，去医院检查，被确诊为癌症晚期。他得知后，不但毫无畏惧，而是决心战胜病魔，再给党工作几十年。周总理获悉，立即送他赴苏治疗。在苏联住院的近３个月中，他忍受着放疗的剧烈反应，坚持锻炼身体，读书报，学俄语，思考计划工作中的问题。他的坚强意志和忍耐力，深深感动了苏联医护人员，称他为“英雄”。回国后，他自以为病已痊愈，立即投身工作。实际上，转移部位的肿瘤正在扩散，医院又给他做了一次大手术。从此，他同病魔进行了长达两年的顽强抗争。张玺同志曾几度面临绝境，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到医院看望过他，周总理还经常询问他的病情，让卫生部请最好的大夫，进口最好的治癌药为他治疗。这使他感到无比温暖，更增强了战胜病魔的信心，一次次奇迹般地转危为安。
到１９５９年１月７日，张玺同志处于弥留之际。周总理得知，派齐燕铭同志一直守护在张玺同志身边。晚１０时，李富春同志专程从广州赶回探视，薄一波、安子文同志也赶到医院。一波同志再三问他：“我和富春、子文都在这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直到这时，张玺同志仍未向病魔服输，反问道：“这就算完了吗？！”
１月８日晨，年仅４６岁的张玺同志怀着壮志未酬的最大遗憾与我们永别了。
张玺同志将他的全部精力和智慧献给了我国的经济计划工作和建设事业，赢得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赞誉，称他是“我国经济计划战线上的一位卓越领导人”，也是我国计划经济工作的奠基人之一。
【3】娱乐编导张玺陕西省西安市人。
2004至2006年曾任西安电视台著名娱乐资讯栏目《娱乐同步西安》编导。
2007年至今在中国第一娱乐传媒“光线传媒”任职，先手担任《影视风云榜》《时尚风云榜》栏目编导，工作认真负责，效率出色。现担任光线艺人关系部艺人统筹，在部门工作期间不断得到公司领导和业界同行的好评。
【4】川剧演员张玺，成都艺术剧院演员，曾参加2006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搭档张德亮、赵亮出演小品《粑耳朵》。 张玺在成都曲艺界是一位公认的能干妹子，不但能说会道，还能歌善舞，在四川方言喜剧《兄弟姐妹》中，她饰演一位酒吧小姐，入木三分，同时，在多部川味影视剧中，她也有过出色的表演。张玺在亮相春晚以前，北京一家知名的影视公司就多次和她接触，准备邀请这位漂亮的成都妹子拍摄一部电影，但一直没有拍板。当张玺在春晚登台后，这家公司如获至宝，春节期间也多次电话联络感情，力邀张玺加盟。张玺打趣地说，以前不清楚春晚的造星能力，现在终于领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