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沙文汉(1908一1964)，宁波鄞县(现为鄞州区)沙村人。原名沙文沅，字文舒，化名陈元阳、张登。
早年考入宁波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半年后转入甲种商业学校。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在宁波带头参加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的爱国斗争。1926年夏毕业后回乡从事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成立村中共支部，任书记。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秋任中共宁波市委监察委员，兼管东乡农民运动。11月任中共奉化区委书记，参与组织发动奉化农民暴动。1928年1月转移至上海，考入东亚同文书院学习，担任共青团法南区委书记。1929年夏担任中共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7月赴苏联入莫斯科列宁学院深造，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1930年结业后于5月回国到上海，被派任共青团法南区委书记。同年秋被调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工人部部长兼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部长，从事秘密的工会运动。1931年后因患重病休息，暂时失掉组织关系。1932年2月赴日本东京，考入日本铁道学校，并重新接上中共组织关系。1934年秋回到上海，经中共组织安排，不久重返日本东京。1935年10月因在东京同上海失去组织联系，又回到上海，几经周折终于接上关系。1936年后参加文化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同年冬任全国各界救国会组织部干事。1937年春担任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参加重建统一的上海党组织的准备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并分管上海学委和文委系统工作，后兼省委军委书记、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参与领导开展苏南、苏北等地抗日游击战争。1940年春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1942年秋随省委撤到淮南抗日根据地。1943年起先后任中共华中局党校教务处处长、中共淮南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城工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华中分局城工部部长，中共中央上海局宣传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并分管南京、杭州的地下工作。1948年秋兼任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副书记，主持指导策动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和第二舰队的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教育厅厅长、浙江大学校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54年12月担任浙江省省长兼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同年12月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身处逆境中，仍坚定信念，埋头历史研究，写成7万字的《中国奴隶社会探讨》一书。1964年1月2日在杭州病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昭雪，1982年11月中共浙江省委给他彻底平反，恢复党籍，恢复政治名誉。[2]
人物小传一、参与组织农民运动
沙文汉早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他受二哥沙文求的影响，开始接触《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同时，初步了解了一些中国共产党的主张。1925年春，年仅17岁的沙文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翌年6月，他放弃大哥沙孟海为他介绍的银行工作，回到家乡，接替二哥沙文求的工作，担任沙村党支部书记。当时，正值北伐战争之际，工农运动日益高涨。为了配合农民运动的展开，宁波地委决定将鄞县沙村与奉化松岙、马头三个党支部合并为中共忠义区部委员会(又称“鄞奉部委”)。卓兰芳为书记，沙文汉任组织委员。为配合夏超独立，他们发动奉化松岙、杨村等八个村的农民，手执大刀土枪，攻打设在翔鹤潭村的盐局和税关，缴获长短枪十几支，没收七间盐仓的食盐。后很快失败，这一次反苛捐杂税运动也旋即被镇压，沙文汉曾一度避往镇海。1927年元旦，乘浙军第一师独立、宁波段承泽军阀部队闻风逃遁之际，中共忠义区委员会又组织发动奉化各区乡数千农民进城配合县城大桥的学生和其他市民，轰走了奉化县的知事，大大推进了农民运动的发展。
事隔不久，即4月10日以后，蒋介石国民党在宁波发动“清党”。宁波地委及其各支部均遭破坏，近百名党团员遭逮捕，沙文汉被通缉，其母亲和五弟被抓，沙文汉被迫到上海避难，他“愤怒到极点，誓不能与国民党两立”。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发动各地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的暴行。9月间，接浙江省委命令，沙文汉重回宁波工作。初任市委监察委员，协助宁波市委恢复党的组织和发动群众的工作。不久，被调到鄞奉边区整理旧部，组织暴动，主要任务是要夺取宁波及奉化城，同时成立中共奉化区委，沙文汉任书记。在他的领导下，区委迅速组建农军，筹办武器，发展党的组织。至12月底，奉东、鄞东组织了一千左右的农民，并建成了九个支部，共一百多名党员，收拾了十来支长短洋枪和几十支土枪。然而，由于此前消息已经走漏，国民党在鄞县芦浦等地大肆搜捕，农军骨干数人被捕，两处机关被毁，区委与各地的联络也已中断，致使暴动未动而止。沙文汉在山上被围了几天，最后成功脱险。
二、活跃在文化战线上
沙文汉无法在家乡立足，被迫来到上海。一面通过大哥沙孟海的资助进入东亚同文书院学习，一面从事中国共产党党团工作，先后担任上海青年反帝同盟的党团书记、上海法南区团的区委书记、共产主义青年团江苏省委青工部长兼上海总工会的青工部长等职。由于白色恐怖，党组织损失严重。沙文汉也曾几次失掉与党组织的联系。1933年至1935年，为寻找组织关系，沙文汉与妻子陈修良一度流亡日本，参与国际、国内情报系统的工作。1936年4月，党中央派冯雪峰重建上海地下党并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调查、整理在职工人、学生、妇女中以及文化、戏剧界等方面得以保存下来的党组织和党的工作阵地。沙文汉参与其中，主要负责清理文化界和学生界的党组织。1937年秋冬间，上海地下党的统一领导机构中共江苏省委正式成立。沙文汉任宣传部长，主管文委和学委，领导上海文化界和学生界的党组织，直至1942年秋江苏省委撤离上海。在此期间，沙文汉在文化战线线上卓有贡献———
首先是撰写了大量时事、政治、经济方面的文章。沙文汉毕业于宁波商业学校，1929年到苏联少共国际学院学习了半年。在日本时又大量阅读了《资本论》等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因此文化理论水平很高。当抗日救亡的浪潮日渐高涨，沙文汉凭借对日本及世界大势的了解，以叔温、陈叔温为笔名在《世界知识》发表了一系列的国际时事评论。他一方面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提醒人们提防日寇以各种借口作掩护来攫取我国的领土和各种权利；另一方面，他揭示“日本的军备虽然非常强大，但因为经济上财政上的贫弱与社会的不安定，毫无疑义的，在侵略战争时，它的兵力，不论在数量上与质量上，必须打个极大的折扣”，以此来消除人们心中的恐日病。此外，沙文汉还在《东方杂志》、《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中国农村》半月刊等杂志上撰文，公开号召民众组织游击队进行全民族抗战，宣传了我党的人民战争和游击战争的政策。
其次是组织领导党的抗日文化事业。1937年11月，日寇占领上海，英法租界成为孤岛。虽然条件恶劣，但上海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仍然聚集了许多著名的文化人如：胡愈之、王任叔、周建人、郑振铎、孙冶方等。沙文汉便和这些战友们和衷共济，利用一切形式，冲破敌伪的文化封锁，坚持领导抗日文化事业。他先后主编省委主办的党内秘密刊物《真理》和《党疆的生活》，宣传党的基本知识和政策方针。他又利用群众团体出版公开的刊物和报纸，如《每日译报》、《导报》、《译报周刊》、《上海周报》等。其中《每日译报》和《导报》曾连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影响很大。为了出版进步书籍，沙文汉指导文委团结一批进步文化人士，以复社的名义，先后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鲁迅全集》、《续西行漫记》、《资本论》等著作。1939年4月，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又借美商好华图书公司的招牌出版《时论丛刊》，大量刊载周恩来、朱德、项英、陈毅的文章，并转载列宁和共产国际的一些文章。这些进步报刊和书籍，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窗口。沙文汉还与八路军驻沪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文委书记孙冶方等商议，以文委出面开办上海社会讲习所(后改为社会科学专科学校)。讲习所共办了四期(后被迫停办)，为党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干部。
再次，沙文汉还负责“外县工作委员会”，接替张爱萍担任江苏省军委书记，领导上海、江苏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先后开辟了苏(州)常(熟)太(仓)游击区，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游击区，建立了江北特委、青浦工委，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在浦东地区，省委还领导了以连柏生部队为主的游击队。但由于浦东范围狭小，游击队难于发展，大部分便转移至浙东，成为浙东游击纵队的基础，1940年春夏间划归新四军由谭震林统一指挥。
三、做好党的统战工作
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沙文汉深知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因此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活跃在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舞台上，参与领导“文化界救亡协会”，团结各党各派人士开展抗日活动。
解放战争中，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城工部长、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宣传部长兼任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副书记。为了配合解放军前线作战，沙文汉和上海局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等一起继续致力于统战工作，致使国民党后院起火。
国民党发动内战后，变本加厉地加强了对国统区思想文化界的控制。许多进步人士被捕杀，许多进步报刊被查封，形势十分严峻。沙文汉凭着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重建文化工作委员会，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严格执行党的隐蔽政策，利用各种方式与敌人周旋，或公开或隐蔽地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介绍国共双方的战争实况。沙文汉和文委还特别关心影剧界的工作。1948年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上海影剧协会，广泛联络影剧界群众，做好上层统战工作，扩大了党在上层人士中的影响。
内战爆发以后，国统区人民反战呼声日渐高涨。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打击国民党的军队，进一步推动国统区人民的反蒋斗争，上海局决定因势利导，以国民党首都南京为突破口，上海等地同时发动“反饥饿、反内战”运动。1947年5月，震撼全国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爆发了。毛泽东称之为“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是“第二条战钱”。这条战线的形成，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加速了人民革命胜利的进程。
1948年下半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胜利在望，上海局专门成立策反工作委员会，张执一任书记、沙文汉任副书记。在他们的努力下，国民党海陆空军纷纷宣布起义。仅沙文汉直接参与策划和指导下起义的就有：国民党军舰“重庆号”(这是国民党最大的军舰)在上海起义；张权起义；国民党空军俞勃驾机在南京起义；国民党九十七师在南京起义，师长王宴清还带来了绝密的江防地图。这些起义的成功，给国民党政权敲响了丧钟，加速了南京、上海的解放。在解放上海时，沙文汉和战友们一起还做好护厂护校和维护治安的工作，协助解放军顺利接管。[1]
纵观沙文汉在1925年投身革命到1949年革命成功的经历，他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信念坚定，勇于献身。他自从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就义无返顾，特别是在白色恐怖严重、许多人对革命丧失信心纷纷脱党的情况下，仍始终如一地追随共产党。1932年，他曾作诗《自勉》：“吾道无人识，频年独苦行；贫遭街犬侮，病妒塞鸡鸣。楚国虽三户，秦王徒万兵；勿云时未至，有志事方成。”期间由于环境的严酷，他曾三次失去与党组织的联系，但都想方设法去寻找，甚至漂洋过海寻到日本，直至找到，为党献身的信念坚定异常。正如他在《灯蛾》一诗中所自喻：“灯蛾也会矢坚贞，争取光明拼一死，了此微生”。
第二，亦文亦武，认真负责。他文能写诗文，组织领导对外宣传和文化统战工作；武能组织发动工农运动、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策动兵变等。他不但理论政策水平很高，而且工作协调能力很强。
第三，夫唱妇随，兄弟同心。
沙文汉妻子陈修良，1927年加入共产党，曾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委书记、南京市委书记等职务。沙家兄弟五人，除大哥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外，都是共产党人。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庭。[1]
“沙氏五杰”：老大沙孟海是著名书法家，在书法界占有重要地位，被尊为当代书法泰斗；老二沙文求曾任广州团市委秘书长，1928年牺牲于广州红花岗；老三沙文汉是中国首任浙江省省长，他于1926年组建成立中共沙村支部，这是宁波地区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他组织进行的芦浦暴动，打响了宁波地区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运动第一枪并影响全省；老四沙文威原是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老五沙季同是革命艺术家。[3]
1956年7月，在浙江省党代会上，时任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任浙江省省长的沙文汉同志发言，明确指出党政不分问题，主张党政分工、实现党内民主。这些意见得到许多代表的支持。1957年10月，开始揭发批判沙文汉，说他所提出的“党政分工”是“资产阶级政权观点”，“包庇党内外右派宋云彬、李士豪、陈修良、黄源等”。12月13日，沙文汉和杨思一（省委常委、副省长）、彭瑞林（省委常委、省检察长）、孙章禄（省委委员、财贸部长）四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定性为“共同反党”的“反党集团”。冲破重重阻挠，迟至1982年11月沙文汉始获得彻底平反。[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