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初，英国鉴于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派遣使节马戞尔尼(Earl George Macartney，1737-1806)到中国的失败，又看到法国利用天主教神甫在东方活动的成功，因此也想利用宗教的伪善面貌作掩护，派基督教新教教士深入中国作侵略的先遣部队。一八○五年(嘉庆十年)就由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出面，派了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教士到中国来，这个人的名姓是Robert Morrison后来他自己译成中国汉字叫马礼逊。马礼逊于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生在英国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一七九八年加入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一八○四年入传教士传习所(Missionary Academy)训练，一八○五年决定来中国传教后，在伦敦学习医学和天文学，并向中国旅英侨胞杨三达(译音，原作Yong Samtak)学习中国汉文。一八○七年(嘉庆十二年)他渡大西洋到纽约，又坐帆船渡太平洋来中国(容闳：“西学东渐记”，一九一五年中文版，第八页)，于九月七日到达广州(麦湛恩Geo.H.McNeur：“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简称“梁发”，广学会一九三九年中文版，第八页)，后来移住澳门。马礼逊到中国后，就努力进修中国语文，从事翻译基督教圣经。他的中国文程度相当好，一八一五至一八二三年曾编“华英字典”(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三大本，据说是依照康熙字典注释的(夏燮：“中西纪事”，卷八，光绪七年活字版，第十页；又十六卷，第五页)，因此，一八二四年他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F.R.S.)。他还写了一部中国文法，和几部有关“汉语”的小册子。他译圣经，一八一三年以后是由米怜(Dr.William Milne)协助的，一八一九年十一月新旧约全部译竣，一八二三年在马六甲出版，共二十一卷。在中国只是零星雕板印行，最早的一本是在一八一○年九月印行的(“梁发”，九页)因此认识了刻字工人梁发，又叫梁阿发(17891855)。梁发在一八一六年(嘉庆二十一年)入基督教，一八三二年(道光十二年)编印了一部“劝世良言”，其中全是梁发自己阐发基督教教义的文字(“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商务版，第六九页)，后来洪秀全在广州考试得到这本书，受到启发，于一八四三年(道光二十三年)创立拜上帝会，一八五一年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
马礼逊是基督教新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山祖，又是在中国的伦敦会教会创始人，也是基督教圣经的最早翻译者。他在澳门翻译圣经时，同时兼任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中文通译员(Translator)。一八一六年(嘉庆二十一年)七月英国第二次派使臣阿美士德(他原来的姓名是William Pitt Amherst 1773-1857，封爵是Earl Amherst of Arrocan，简称Lord Amherst，当时中国公文也称之为“罗耳阿美士德”[六个字全加口字旁]，就是简称的译音，罗耳就是Lord，见“嘉庆朝外交史料”，故宫版，五册，第三五页，“清史稿”邦交志卷二译作罗尔美都，“中西纪事”卷三译作罗尔美，可能是截用了几个字)来中国，马礼逊随之作译生(Interpreter公文中称为译生，实在就是当时所谓“通事”)，一同到北京。马礼逊当时是以“在澳贸易夷商”的资格(“清嘉庆朝外交史料”，五册，第八页)充任“译生”(同上书，第十二页)，“清史稿”邦交志二称马礼逊为“副贡使”(第二页)，是沿袭“中西纪事”(三卷，第六页)的错误。这一次的副贡使有两个，一是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一是依礼士(Henry Ellis，1777-1855)，而中国私人记载全认为副使是马礼逊，可见他在当时非常活跃。这次通使，因为京津没有通译人，“广东省派来通事(口语翻译人)尚未到来”(广惠奏折，“嘉庆朝外交史料”，五册，第十三页)，中国官厅认为“该国译生(指马礼逊)言语尚为明白，而天津别无通晓夷语之人，只可暂令该国译生传语”(同上)，于是马礼逊成了两国的共同译员，中国的文书也交他翻译(“中西纪事”，十六卷，第五页)。他在一八二四年回英国一次，携带大批汉文书籍，这些书籍后来全由其家人捐赠伦敦大学之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他回国时曾协助成立伦敦“语言学校”(Language Institution)。一八二六年再来广州。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马礼逊死在中国(“梁发”，第七六页)。他在中国时期，中国还没有新式学校，所以没有办学的事迹可考，但他和米怜在马六甲(Malacca)曾办了一个英华书院(Ang1o-Chinese College)，以训练远东传教士，这个书院在一八四二年以后，迁到香港(“梁发”，第二三页)。我们从马礼逊到中国以后的简历里面，可以明白看出当外国资本主义进行侵略的时候，所有的外交官、商人、传教士以及所谓教育家，他们的目的和任务是一致的，马礼逊正是这种四位一体的代表者。
这是最先到中国的马礼逊，他的名姓，在中国官书中，或写马礼逊，或三字全加写口字偏旁，或写玛礼逊，我们现在为了容易区别姑且称他为老马礼逊。
老马礼逊的长子叫作John Robert Morrison，我们姑且称他为小马礼逊，他在一八一四年(嘉庆十九年)生于中国澳门，因此他精通中国语言文字，十六岁(一八三○年)就在广州作英国商人的通译，一八三三年出版了一本“中国商务指南”(Chinese Commercial Guide)。小马礼逊对中国社会情形非常熟悉，清朝官僚集团的腐败和贿赂方法他全明白，一八三四年梁发为了散放传教的“圣经日课”，被广州官吏通缉，梁发的伙伴也被逮捕，小马礼逊曾经用了八百元的贿赂，赎出被捕的人(“梁发”，第八二页)，这不是一个普通外国人所能作到的，加以后来他的所作所为，因此当时中国有人传说他不是英国人，而是“汉奸之仕于英者”(“中西纪事”，八卷，第六页)。老马礼逊死了之后，小马礼逊继任东印度公司的中文秘书及通译员。一八三九年以后，中英交涉日繁，英方文件全由他经手翻译。第一次鸦片战争，小马礼逊直接参加了对中国的军事侵略。一八四○年(道光二十年)他随英国将领懿律(Admiral Ceorge Elliot，1784-1863，又译义律，当时有两个义律，这是后到中国的一个)和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1801-1875，这是先到中国的一个，林则徐在广州销毁鸦片烟，代表英国交涉的是这个人)同乘兵船到天津，与琦善会晤(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十五卷，第十四页，托浑布奏折，又十六卷，第二页，伊里布奏折，“中西纪事”，五卷，第四页)。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他又和英国使臣(Envoy And Plenipotentiary in China)璞鼎查(Henry Pottinger，17891856)同船进犯南京，在吴淞遭到陈化成的痛击，由于他知道牛鉴的庸懦和沿江一带中国没有设防，所以鼓轮直入；到了京口，他又勾结扬州汉奸江寿民挟兵索贿银六十万两(“中西纪事”，八卷，第四页)；到了南京，他又声言要入城就食，索办饷糈三百万两(同上书，第五页)；在南京，一切谈判全由他“来往传说”(同上书，第七页)，时常谩语恫吓，中国将士全“愤愤请决战”，而牛鉴“无意战守”，“惴惴恐误抚局”(同上书，第五页)，于是终成城下之盟。江宁条约缔定以后，他又和璞鼎查同船到浙江定海(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六二卷，第三七页，伊里布奏折)，到福建厦门(同上书，六三卷，第三八页，怡良奏折)，总是横生枝节，“逞刁挟制”(同上书，六四卷，第三六页，伊里布奏折)。当时小马礼逊的狠毒是与璞鼎查一样的，所以中国记载中璞马并称(“中西纪事”，三卷，第十一页)。怡良在报告璞鼎查到厦门情况的奏折中说，“查夷酋璞鼎查之狡狯万端，大率(小)马礼逊、罗伯聃二人为之导引”(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六四卷，第三三页)；梁宝常在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报告罗伯聃病死的奏折中说，“英夷领事之人，惟(小)马礼逊、罗伯聃二名盘踞最久，情形俱极狡谲，今俱天夺其魄，接踵而亡”(同上书，七六卷，第三一页)；全可以反映出当时人对他的憎恶。因为小马礼逊帮同英国侵略有功，在香港割让后，英国任命他作香港的立法行政委员会委员(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Council)兼代香港殖民地政府秘书。一八四三年，小马礼逊患疟疾死在香港(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六八卷，第十九页，耆英等奏，“今马礼逊于闰七月初五日因热病暴毙”)，璞鼎查说，这是他们“国家的一大灾难”(a positive national Calamity)，也就说明在他活着的时候对于中国是多么大的灾害!
小马礼逊的名姓，在中国公文中，和他父亲一样，全加写口字旁，这是当时译音字的通例；其他书中，如“中西纪事”、“清史稿”等，写作马利逊，以与他父亲马礼逊有所区别，或者写作马履逊(见祁奏折，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五八卷，第四十页)也是译音。在梁发的书信中将小马礼逊中文名字写作马儒翰(“梁发”，第八二页)，儒翰是他名字John的译音，这种译音比通常用的约翰要更合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口味，可能是他自己定的。一八四二(道光二十二年)达洪阿、姚莹根据台湾俘获的英国人的供词，说英人“在广东香港者，文官为马厘士列，华言马礼逊，其人名赞臣”(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六二卷，第二四页)，也是指的小马礼逊，赞臣的名字不知其来源，可能也是John的译音。
马礼逊父子在英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初期，地位是十分重要的，洪秀全得劝世良言于梁发(一般记载在一八三六年，也有人说在一八三三年)，梁发受基督教义于马礼逊，是众所周知的，而江宁条约由小马礼逊作通译，也是众所周知的，两者中间只隔六年，因之，读史者往往以为前后两马礼逊是一个人。老马礼逊死于一八三四年，中西记载相同，无可怀疑。洪秀全得劝世良言，已在老马礼逊死后。南京定约，老马礼逊死已八年，往返交涉都是小马礼逊，当时人都很清楚，所以译名有意差异一个字以示区别(马礼逊与马利逊)。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奕山、祁、梁宝常报告香港情形的奏折中说的最明白：“马礼逊(三字加口旁)即马履逊，非伦(二字加口旁)即匪伦，俱系该逆夷头目，能通晓汉字汉语，并非幕客。马礼逊父子同名(其实是姓)，其父死之后，现在之马礼逊名字之上，添一秧字，缘夷人谓小为秧，故名秧马礼逊。”(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五六卷，第四十页)可知当时就有小马礼逊之称。夏燮“中西纪事”也说，嘉庆二十一年(一八一六)随阿美士德到北京的马礼逊和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随璞鼎查到南京的马礼逊，“非前后一人也”(八卷，第九页)，但他以为“马礼逊”是“英人专司文案之官名，如汉人参军长史之类”，不是人名，那是错误的。“中西纪事”又说，“马利逊之见于档案者凡三，嘉庆二十一年副罗尔美行，道光二十年副义律行，是年副濮(璞)鼎查行，皆书其官名”(八卷，第九页)；也是错误的。随义律北上和随璞鼎查北上的实在同是小马礼逊。“马礼逊”是英美常见的姓，夏氏“中西纪事”说，“近日英人刊行之书，有马利逊所著外国史略，纪五口通商以后事甚详”(八卷，第十页)，这是另一马利逊，并不是马礼逊父子所著。北京“王府井大街”，过去英美帝国主义称之为“马礼逊大街”(Morrison Street)，也与马礼逊父子无关，这个马礼逊或译莫利逊，名叫George Ernest 1862-1920(“庚子使馆被围记”译为莫理逊，“八国联军志”译为毛黎森)，是澳大利亚人，英帝国主义的新闻特务，一八九七年来到北京，作伦敦泰晤士报的通讯记者，义和团及日俄战争时尝作通讯报导，一九○七及一九一○年曾在中国作窥探旅行，一九一二年作窃国大盗袁世凯的政治顾问，是一个最熟悉中国情况的大特务(Concise Universal Biography)。
老马礼逊的夫人给她丈夫写了一本传记(Memoirs of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D.D.By Mrs.R.Morrison)，一八三九年在伦敦出版。夏燮说：“西人有撰马礼逊传者，是为嘉庆二十年来中国之副使(误，见前)，其名曰罗伯得，……道光十四年卒。”(“中西纪事”，八卷，第十页)，不知是否马礼逊夫人的书已译成中文，或是另外一种？一八四四年英国“绅士杂志”(Gentlemen’s Magazine)第一卷有小马礼逊的传记，我都没见过，上面所写除了中文书和注明出处的以外，是根据“英国名人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转引的材料。
现在把几个有关的年代简单写在下面：
一七八二 乾隆四七年 老马礼逊生于英国。
一八○七 嘉庆十二年 老马礼逊来中国。
一八一四 嘉庆十九年 小马礼逊生于澳门。
一八一七 嘉庆二二年 老马礼逊随阿美士德到北京，作通事。
一八三四 道光十四年 老马礼逊死在广州。
一八三六 道光十六年 洪秀全得劝世良言。
一八四○ 道光二○年 小马礼逊随懿律和义律到天津。
一八四二 道光二二年 小马礼逊随璞鼎查到南京，中英订江宁
条约。
一八四三 道光二三年 小马礼逊死在香港。
(原载“历史教学”一九五四年第二期)
